【现代以色列演义】第31节 复国大业：西奥多·赫茨尔的觉醒

 

从德雷福斯事件一开始，《新自由报》便派出了诺尔道和赫茨尔两位记者，全面而详细地报道了事件的始末。两人都是犹太裔记者，因此对涉及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指控为德国间谍的头条新闻格外关注。他们不仅密切跟踪事件的进展，还四处打探消息，深入研究案件的细节。
那么，德雷福斯究竟是何人？德雷福斯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中，普鲁士(后来的德国)占了上峰。法国遭遇惨败，不仅失去了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地区，还深刻影响了法国的民族自信心，导致了极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间谍活动的过度敏感。
自1871年法国第三共和国创立以来，法国政坛贪腐现象日益严重，政府高层官员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这一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些在法国金融界拥有显著影响力的犹太银行家被指控参与了与政客勾结的腐败活动。这种情况导致保守派社会精英对犹太人群体展开了猛烈抨击，他们声称政府的腐败行为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犹太人的操控，这一论调进一步加剧了军界和整个社会的反犹情绪。
到了1894年，反犹主义情绪在法国社会愈发弥漫，特别是在军事界。一些军官持有贵族和君主主义的思想，他们对外界的“间谍活动”充满警惕，而统计局(Statistics Section)则负责进行反间谍工作。该机构由让·桑德尔(Jean Sandherr)领导，桑德尔本人有着明显的反犹情感，这种偏见在其工作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时，法国约有8万名犹太人，其中大约4万人居住在巴黎，另外4.5万名则分布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等地。媒体在这一时期的反犹情绪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著名的反犹主义记者埃杜阿尔·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便是这股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坚决主张“军队中的犹太人正在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并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这一观点。早在1889年，德吕蒙就联合一批持保守立场的天主教虔诚信徒以及主张对德国复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共同组建了一个被描述为“丑恶且热烈”的反犹联盟。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其理念，该联盟于1892年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言论自由报》(La Libre Parole)，试图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将法国的犹太人及其影响力彻底清除出法国社会。该报在1892年达到20万份的发行量。德鲁蒙于1886年出版的《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一书，也成为了煽动反犹情绪的工具，首年销量达到15万册，为当时的反犹主义情绪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德吕蒙及其众多追随者经常高举“法国只属于法兰西民族”的口号，这一表面上爱国的宣言背后实则隐含着更为危险的意图，那就是“干预法国事务的犹太势力必须被彻底铲除”。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也为后来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埋下了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这一时期的反犹情绪不仅仅是针对个别涉嫌腐败的犹太人，而是演变成了对整个犹太群体的系统性排斥，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深层次的民族认同危机和社会矛盾。
法国军队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成了这场系统性反犹主义灾难的牺牲品。
1859年，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穆卢兹(Mulhouse)的相当富裕的犹太家庭。他比赫茨尔大半岁。1870年普法战争后，他的家乡被割让给德国，但其家人选择移居巴黎，保持法国国籍。他在巴黎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后加入法国陆军，成为一名炮兵军官，并最终晋升为总参谋部的上尉。
1894年9月中下旬，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边栏文件”(bordereau)，该文件列出法国军事机密，内容涉及火炮和防御计划，疑似已经泄露给德国。文件在德国大使馆的废纸篓中被发现，笔迹被初步比对后指向德雷福斯。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逮捕并秘密监禁，罪名是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德雷福斯在军事法庭接受了第一次审判，庭审闭门进行，基于伪造的证据和笔迹专家的意见，他被一致定罪。判决书称其“叛国罪成立”，判处终身流放。
前面讲的1895年1月5日在巴黎军事学院举行的“军阶褫夺仪式”就是对德雷福斯判决执行的一部分。当天，犹太记者赫茨尔恰好赶到现场进行报道，目睹了整个仪式的全过程。赫茨尔和诺尔道当时都相信德雷福斯会真的背叛了法国，毕竟那些通敌的证据都“令人信服”。但是，德雷福斯的“军阶褫夺仪式”对赫茨尔和诺尔道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场令他震惊令他作呕的历史悲剧。尤其是对赫茨尔来说，这一仪式不仅让他感到无法理解，更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虽然赫茨尔没有在他当年的日记中如此承认，但在他日后的回忆中，他说，正是目睹德雷福斯被羞辱被褫夺军阶的场景，促使他在认知和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致于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当时，那些围观的人群涌上街头、激烈地喊着口号，声音中充满了深深的愤怒与仇恨。赫茨尔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因为人群不是在叫喊“德雷福斯去死”、“间谍去死”，而是在叫喊“犹太人去死”！赫茨尔完全觉醒了：那些法国人的愤慨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也不是针对象德雷福斯这样的所谓“间谍”，而是针对整个犹太民族！赫茨尔就象掉在冰窟窿里一样感到浑身的寒颤，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霎那间，他意识到：“无论我们犹太人多么地想同化、多么地想融入这些国家，但在欧洲人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不受欢迎的异类！看来，解决反犹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我们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
这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呢？

当时的德雷福斯漫画

这时，赫茨尔开始聚精会神地思考这个问题。他擅长剧本创作，这使他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将自己脑海中关于建国的构想以脚本的形式写出来。为了不受外界干扰，赫茨尔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连续五天不断写下自己的思考与计划。他的一名朋友前来探访时，看见赫茨尔衣衫褴褛、神情狂乱，顿时感到惊愕万分。朋友建议他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并劝他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否则他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但赫茨尔对此并不在意，他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宣告。

再说“军阶褫夺仪式”之后不久，被法国人称为“犹太间谍”的德雷福斯上尉，于同年2月21日经法国兵舰押送至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Devil's Island)。经过几个月的航行，他在同年4月抵达魔鬼岛，并在那里被单独监禁。(more words here✌)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赫茨尔，德雷福斯事件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的影响，使他意识到犹太人面临的困境与迫害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因此，他决心将犹太复国的千年理想付诸实践。他奋笔疾书，写了又写、改了又改。不过，让他真正全身心地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是随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件。

1895年3月，赫茨尔返回奥地利。在维也纳，他发现整个城市正深陷危机之中，气氛紧张，形势严峻。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30节 复国大业：德雷福斯事件

  话说1895年1月5日，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法国巴黎军事学校内的莫兰法庭(the Morlan Court of the Military School in Paris)上演了一场震撼整个法兰西的“军阶褫夺仪式”。这场仪式早先已通过官方渠道向巴黎市民广而告之，消息如长了翅膀般传遍街头巷尾。于是，一大群怀揣好奇与期待的吃瓜群众早早聚集在法庭四周，翘首以盼。
到了正午时分，太阳高悬于天际。随着低沉的鼓声在庭院中回荡，四名身姿挺拔的炮兵押送着一名军官，缓缓走到法官面前。这是一位犹太裔军官！他的身影在人群的注视下显得格外醒目。他头戴一顶深色军帽，帽檐上镶嵌着两条平行的白色饰带，旁边赫然标着数字“14”，那是属于他部队的独特番号。他身着一袭深色军服，裁剪得体，肩头佩戴的徽章在阳光下微微闪耀，胸前一排纽扣整齐如列兵般排列，透出一股军人特有的严谨与庄重。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深邃而复杂；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胡须衬托出他略显刚毅的轮廓，嘴角虽紧闭，却难掩一丝沉重的威严。
此刻，他并未低头，而是将目光投向远方。那眼神中似有不屈的坚韧，又似有深邃的沉思，仿佛在凝望命运的尽头，又仿佛在回望过往的荣光。他的身姿挺拔如松，即便身处这屈辱的仪式之中，仍散发着一股无言的倔强与尊严。
这位犹太裔军官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前些日子，他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定了叛国重罪。根据军事法规和军队惯例，今天，军事法庭将举行对其进行人格侮辱般的“军阶褫夺仪式”。
法官手持判决书，神情肃穆，字字铿锵地宣读了对德雷福斯的裁决：“经过严格审查，本军事法庭认定德雷福斯上尉故意向德国泄露法国军事机密，特别是向德军提供了关于法国炮兵的重要情报。法庭的大法官们经过合议后一致认为，德雷福斯上尉通敌的证据确凿，因此裁定他犯有叛国罪，并判处其终身流放至魔鬼岛长期关押。”
紧接着，一名共和国卫队的副官上前，动作粗暴地撕下了德雷福斯军服上的徽章，那些象征荣誉的细细金条、条纹，以及袖口和夹克上的装饰，顷刻间被剥夺殆尽，散落一地，宛如他过往军旅生涯的残片。副官用力以膝盖折断了德雷福斯的佩剑。剑身断裂的脆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象征着他军人生涯的彻底终结。
随后，德雷福斯被押解着游街示众。判刑的德雷福斯随后被迫在他昔日的同袍面前缓缓前行，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却冷眼旁观。他步伐沉重却不失坚毅，背影在冬日的微光中显得孤寂而倔强。周围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他们高声喊着刺耳的咒骂：“犹大去死！犹太人去死！”声音此起彼伏，充满敌意，在凛冽的空气中久久回荡。然而，即使面对如此羞辱，德雷福斯并未低头屈服。据目击者描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动容的尊严。他高高举起双臂，声音虽因激动而略显颤抖，却依然清晰有力地喊道：“我无辜！我无罪！法兰西万岁！法兰西军队万岁！”那呼喊仿佛是从灵魂深处迸发而出，既是对自身清白的坚持，也是对国家和军队最后的忠诚宣誓。

1895年1月13日，法国《Le Petit Journal》副刊画报刊登了一幅描绘剥夺德雷福斯军衔场景的插画。

在这场公开仪式的观众中，不乏来自巴黎各大报刊和杂志的记者，他们混迹在人群之中，试图亲眼目睹整个仪式的过程。许多记者不仅希望记录事实，更意图在报道中加以渲染和夸大，以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提升报纸销量和影响力。这群记者中有两位来自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他们是犹太记者：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和他的年轻助手。看官你猜这位年轻助手是谁？他就是后来被尊为“新以色列国国父”的西奥多·赫茨尔！
1860年5月2日，赫茨尔出生于当时隶属于奥匈帝国的布达佩斯(Budapest)。布达佩斯这个城市当时拥有非常庞大的犹太人口，甚至被人戏称为“犹大佩斯”(Judapest)。赫茨尔的家庭是属于富裕的尼奥尔(Neolog)犹太社群，这是匈牙利犹太人中两个大型社区组织之一，属于新派犹太团体。自19世纪以来，信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新派犹太团体在社会层面上更倾向于融入匈牙利社会，这种倾向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这一派别的代表主要由城市中上层的同化犹太人组成。在宗教层面，新派犹太教的拉比深受撒迦利亚·弗兰克尔(Zecharias Frankel)创立的实证历史学派的影响，而保守派犹太教正是从这一学派演变而来。尽管如此，官方的拉比领导层对以“同化主义”为主导的社区机构和会众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新派犹太人与坚持传统的保守正统派犹太人在许多宗教观念上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在1868年至1869年召开的匈牙利犹太人大会后被正式制度化，使新派犹太教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不过，赫茨尔从小就对犹太人的宗教事务不太关注、也没有兴趣。他的家庭早已完成“匈牙利化”，也就是说，尽管当地社会依然根据他们的外貌特征或家族背景将其视为“犹太人”，但他们却认同自己是“匈牙利人”，并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匈牙利的文化和社会。赫茨尔根本没有接受过犹太教育，而且他与犹太教相去甚远。童年时期，他就读于一所对犹太人开放的基督教高中，他随家人迁居奥地利的维也纳。
在求学过程中，赫茨尔主修法律，顺利获得法学学位，并成功获得奥地利的法律执照，也成了“奥地利人”。然而，他并未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而是转向新闻和文学领域，他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他最初主要为报纸撰写杂文和花絮报道，这些作品与犹太事务并无直接关联。随后，他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并想在文学领域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
尽管赫茨尔自认为已经完全融入奥地利社会，并视自己为“奥地利人”，但他仍然清楚地感受到欧洲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现象，并时常遭受无端的歧视，他们仍然不被天主教和基督教占主流的欧洲社会所接纳。同化的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像他们自己常常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然而，此时的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并积极支持“同化主义”思想，固执地认为犹太人只有彻底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适应当地的文化与习俗，才能消除外界的偏见，摆脱社会的歧视，并最终被真正接纳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1893年，时年33岁的赫茨尔曾写道：“每当我思考我儿子的未来，我不禁自问：我是否有权让他经历如我般艰辛的人生？”正是基于这种对后代命运的深切担忧，赫茨尔认为，应当在犹太儿童尚未形成任何个人意识、无法表达赞同或反对之时为他们进行基督教的洗礼。作为犹太人，我们必须融入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宗教环境，与我们所熟识的人群和睦相处。在那个时代的欧洲，这种忧虑反映了许多犹太家庭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和社会融入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维护传统文化与适应主流社会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希望能为子女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少歧视的生活环境。赫茨尔认为，在犹太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应该到当地的基督教会受洗。他曾提出一个极端的建议：在维也纳最大的教堂里为犹太婴儿举行大规模洗礼。他认为，只有当犹太人接受基督教文化、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融入欧洲社会，被欧洲人认可。然而，这一提议并没有解决犹太人面临的真实困境。事实上，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和工作远非一帆风顺，融入主流社会的道路充满了障碍与挑战。
此时，赫茨尔已经加入了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并被派往法国巴黎工作。他的任务是将自己在法国的所见所闻，以及那里的美好社会状况，向奥地利的读者们做详细报道。
赫茨尔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他长期居住在巴黎，过着轻松愉悦的生活。每天，他都沉浸在大都市的繁华与舒适之中，享受着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和愉悦。每周，他都会抽出三次时间，去剧院感受法国艺术的氛围，享受法国文化的熏陶。然而，德雷福斯上尉遭遇的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赫茨尔亲眼地最近距离地目睹了这场充满丑陋偏见的社会事件，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反犹主义的可怕和深刻。这一突如其来的震撼让他无法再忽视周围世界的阴暗面，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9节 回归锡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哈德·哈姆(三)

尽管不愿深陷政治泥沼，阿哈德·哈姆却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谈判者。在海法理工学院(今以色列理工学院)创立期间的“语言争议”中，以及在1917年促成英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复国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谈判过程中，他凭借出色的斡旋技巧促成了关键性的妥协。在这些谈判中，他不仅是哈伊姆·魏茨曼及其他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亲密顾问，还以睿智和冷静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支持。《贝尔福宣言》发布后，他出任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委员会”成员，同时在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激烈争斗中，扮演了强有力的顾问角色，用智慧与策略为复国运动保驾护航。至于《贝尔福宣言》的详情，笔者将在后面细说，在此暂按不表。
再说在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召开后，阿哈德·哈姆曾被认为可能成为西奥多·赫茨尔的政治同盟者，甚至有望取代这位后来被誉为“现代以色列国父”的领袖。可是，事实并非象别人想象的那样。他对大会的尖锐批评，以及成功说服全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160名代表支持其理念，都为挑战赫茨尔的愿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的主张聚焦于文化复兴而非急于建国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与赫茨尔强调的政治建国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形成鲜明对立。这一分歧不仅体现了两人的理念冲突，也为后来东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尽管阿哈德·哈姆获得了有力的支持，他却并未顺势而上，而是选择缺席第二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Second Zionist Congress)，不愿直接捍卫自己的立场。早在1895-1897年，他甚至呼吁解散自己创立的“摩西之子”组织，这一决定间接推动了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主流。多年来，阿哈德·哈姆与赫茨尔始终是针锋相对的对手，他们彼此矛盾的观点深刻影响了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方向，引发了持久的争论与分化。
让我们再看一下这时巴勒斯坦的情况。尽管新定居者面临重重困难，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新定居点的数量却奇迹般地翻倍增长，这表明局势并非如阿哈德·哈姆所担忧的那样一片漆黑。1892年，耶路撒冷穆塔萨里法特再度颁布禁令，禁止犹太人购买政府所有的土地，这一政策意外地稳定了土地价格。与此同时，耶路撒冷公共土地的关闭并未阻断希望，反而推动犹太人将投资的目光转向沙伦平原(Sharon Plain)和加利利地区。这些地区不受耶路撒冷政策的限制，且土地条件更适合农业耕作，当然，前提是移民们能够抵御疟疾的侵袭，保住性命。
此外，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巴勒斯坦并非无人之地，许多世代定居于此的犹太贵族家庭早已拥有大片土地。例如，耶路撒冷商人约瑟夫·纳冯(Yosef Navon Bey)便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在1892年受委托修建了连接雅法与耶路撒冷的大叙利亚首条铁路，这一功绩使他获奥斯曼帝国授予“贝伊”(Bey)爵位，名噪一时。
更令人瞩目的是，阿哈德·哈姆的思想不仅在巴勒斯坦激起涟漪，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欧洲的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却试图将这一运动重新定义为一場彻底的革新，视其为与过去决裂的崭新起点。然而，历史学家的眼光更为透彻，他们认为，这一运动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思想不断演进的自然延续，是历史长河中的最新一章。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袖亨丽埃塔·索尔德(Henrietta Szold)因举办著名的“特雷法宴会”(Trefa Banquet)而声名鹊起。这场宴会于1883年7月11日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高地之屋”(Highland House)餐厅举行，旨在庆祝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首批毕业生的成就，同时款待美国希伯来会众联合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第八届年会的代表。然而，这场宴会却因提供非犹太洁食(treyf，例如非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而引发轩然大波，深深冒犯了许多与会者。这一事件不仅成为一次社交风波，更演变为美国改革犹太教内部裂痕日益加深的标志性象征，最终促成了保守派犹太教的诞生与独立。
亨丽埃塔·索尔德并未止步于此。她后来在全国犹太妇女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明确表达了对阿哈德·哈姆观点的支持，她的言辞掷地有声：“我并非主张简单地‘回到’巴勒斯坦，而是要在那里‘定居’，扎下根基。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们追求的是一种自我解放，同时要伴随着自尊与自知。他们深信，犹太人只有拥有一个稳固的中心，就是一个在危难时刻让分散的民族得以凝聚的核心，这样才能在人类社会中昂首挺胸，真正成为有尊严的一员。”她的这一理念与阿哈德·哈姆不谋而合，展现了对犹太民族未来的深远思考。随后，索尔德进一步投身实践，成为犹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用行动诠释了她对民族自立与共存的信念。
1908年之后，对现实政治已经不太感兴趣的阿哈德·哈姆移居伦敦，开始负责管理维索茨基茶叶公司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辛勤工作，直到1922年初举家迁往特拉维夫。在特拉维夫，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选为市议会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26年。1927年，他在特拉维夫因病去世，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各位看官，随着19世纪逐渐走向尾声，我们不妨稍作回顾，梳理一下这段历史脉络。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及其背后的思想先驱们，已在之前的叙述中逐一浮现。既有被视为锡安主义运动先驱的哈列维，也有早在中世纪便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社区的纳贺蒙尼德；既有被誉为“原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蒙蒂菲奥里和克雷米厄，也有主张“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卡利舍；还有推动“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赫斯，以及“锡安之爱”的领袖平斯克——他不仅是运动的掌舵人之一，还著有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奠基性文献《自我解放》。最后，还有一位阿哈德·哈姆(金斯伯格)，他是以“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为核心，提出了独特的复兴路径。这些人物与思潮，共同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丰富而多元的图景。
可是，尽管这一时期犹太人在回归故土的努力中取得了诸多成就，第一次阿利亚移民运动在后人眼中仍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因为数据显示，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犹太移民坚持留了下来，其余大多选择放弃或离去。更重要的是，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对自身目标的定义始终莫衷一是，他们究竟是致力于最终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还是仅仅打造一个文化家园？这一核心问题悬而未决，争议不断。尽管无数先驱付出了艰辛努力，但随着19世纪接近尾声，犹太复国主义在犹太思想界仍处于边缘地位，未能在主流中站稳脚跟。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尽管不乏变革、胜利与挫折，犹太民族的未来却似乎并未比一个世纪前更加清晰或连贯，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仍然在迷雾中摸索前行。犹太民族的复国大业亟需突破层层迷雾、亟需迎来柳暗花明。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8节 回归锡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哈德·哈姆(二)

为了表明自己无意追逐文学或政治上的功名利禄，金斯伯格选择以笔名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个笔名意为“人群中的一员”(One of the people)，取自《创世记》(26:10)中的经文，寄托了他谦逊自处的初衷。在他眼中，他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无意标新立异。然而，命运弄人，这个笔名不仅成为他的新标签，更使他名噪一时，声名远扬。
如果平斯克能够正视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实，或许他也不会对此漠然置之。然而，阿哈德·哈姆却以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将平斯克的诸多盟友从自满的迷雾中唤醒。1891年平斯克去世后，“锡安之爱”这个组织元气大伤，再也未能重振雄风。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却并未就此沉沦，反而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新生。阿哈德·哈姆挺身而出，成为新的领军人物，他胸怀大志，带来了更多深邃的思想。
1891年的冬春之际，“锡安之爱”派遣阿哈德·哈姆前往巴勒斯坦，实地探查“第一次阿利亚”的真实情况。他此行得出的结论虽在意料之中，却令人扼腕叹息。他将所见所感凝结成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来自以色列土地的真相》(Truth from Eretz Israel)，再度掀起轩然大波。他说，他考查离开之时心如刀绞，他深爱这片土地，甚至愿意最终选择在那里永久定居。然而，现实情况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区“伊舒夫”(Yishuv)的现状却令人堪忧，难以为继。失业问题如野草般蔓延，大多数因“阿利亚”(Aliyah)运动归来的移民(Olim)只能仰赖“锡安之爱”或其他援助组织的捐款苟延残喘。当地的少量工业多集中在酿酒业，却过度依赖外国资本，根基不稳。但最令他失望的，莫过于自己同胞对当地阿拉伯人的轻蔑态度。
阿哈德·哈姆写道：“在海外，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阿拉伯人是些头脑简单的沙漠野人，仿佛如驴子一般，对周遭的变化视而不见、懵懂无知。然而，这种看法大谬不然。阿拉伯人与所有闪族后裔一样，天资聪颖，心思缜密，甚至颇为精明狡黠。在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城市中，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他们深谙如何巧妙利用市场规则，从公众身上谋利。他们与交易对象的交涉往往滴水不漏，甚至带有些许隐秘的算计，这一点与欧洲的商人并无二致。特别是城市里的阿拉伯人，对我们在以色列的举动和意图洞若观火，却选择沉默以对，佯装一无所知——原因很简单，他们目前并不认为我们的活动足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他们转而采取实用策略，试图从我们这些新来者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取利益，而且希望这种状态能维持越久越好。不过，在他们内心深处，却对我们暗自嗤笑。
对于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乐见我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新的希伯来殖民地，因为这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劳动报酬。经验证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富裕。至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满意——我们为那些布满石块和沙砾的土地支付了高得超出他们想象的价格。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非牢不可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发展壮大到了侵占当地居民利益的地步，他们绝不会轻易拱手让出自己的土地。届时，隐藏在平静之下的矛盾恐怕将浮出水面。”
对于归回的犹太人，阿哈德·哈姆写道：“他们在流放之地曾饱受奴役之苦，如今却骤然获得无限的自由。这种狂放不羁的自由，或许只有在土耳其这样的地方才能觅得踪影。然而，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却在他们心中点燃了专制的火苗，正如俗话所说，‘奴隶翻身做国王’，往往会恣意妄为。果不其然，他们对阿拉伯人展现出敌意与残忍，毫无缘由地侵犯他们的权益，甚至以暴力相向，肆意殴打，事后还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行径。更令人痛心的是，竟无人挺身而出，制止这股既危险又卑劣的冲动。
诚然，我们的同胞常说，阿拉伯人只敬重那些展现力量与勇气的人，这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一原则仅在阿拉伯人认为对手行事公正时才适用。若他们有理由认定对手的行为充满压迫与不公，情况便截然不同——敬意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深的抵触与反抗。”
阿哈德·哈姆提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解决之道：逐步引导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同时将这片土地打造为犹太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在流亡之地激发犹太民族生活的复兴，唤醒民族意识与活力。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犹太人才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最终承担起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
然而，这一主张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议和严厉批评。一些人指责他的文章以偏概全，片面解读了犹太民族的奋斗历程；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文字诽谤了犹太定居者的形象，无论是对整体定居者群体，还是具体到巴勒斯坦的开拓者，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阿哈德·哈姆对来自“锡安之爱”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犀利批评，却也让他在运动内部的地位更加鲜明，他不仅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更被视为一面道德标尺，指引着人们反思方向与原则。他的观点让那些领导人无法回避，不得不正视他的批评，并在随后的十年中认真反思自己的立场和行动。
阿哈德·哈姆在其论著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批评中所阐述的思想，经过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了如今被称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Cultural Zionism)的理念。这一意识形态致力于推动整个犹太侨民的文化与语言复兴，强调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文化和精神中心的角色，但并不强制要求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他的核心观点在于，犹太民族的复兴不应仅仅聚焦于个别犹太人的生存困境，而是应将目光投向犹太教作为一种集体身份所面临的深层挑战。换言之，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觉醒与传承，而非单纯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建构。这种理念以其深远的视野和包容性，为犹太民族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与其出版作品在思想界掀起的广泛影响和传播力相比，阿舍·金斯伯格(即阿哈德·哈姆)的政治影响力显得较为有限。他始终希望以中立观察者的身份示人，不愿过多卷入政治漩涡，因此常常选择置身于具体政治事件之外。尽管他在众多会议上发表演讲，为知名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每当有机会肩负领导职责或直接承担责任时，他总是巧妙回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与政治绝缘。他最早的政治行动发生在1889年，当时他创立了秘密政治组织“摩西之子”(Bnei Moshe)并担任领导角色。随后，从1891年至1895年，他与“摩西之子”的多位成员共同加入敖德萨委员会，积极推动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一举动彰显了他对民族事业的热忱。

20世纪初，阿哈德·哈姆(即金斯伯格)与“摩西之子”成员合影

阿哈德·哈姆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他对政治领导人的间接作用及其精神权威，而非正式的官职或头衔。对于“民主派”——一个由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于1901年创立、信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党——而言，他被视为“该运动文化主义者的象征”，是这一派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正如历史记录所示，他从未真正成为该团体的成员，更遑论如魏茨曼后来所宣称的那样，成为其主要意识形态的支柱。尽管“民主派”热切期盼他的参与甚至支持，阿哈德·哈姆却始终保持距离，坚守自己的独立立场。魏茨曼后来成为新以色列国的第一任总统，这是后话。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7节 回归锡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哈德·哈姆(一)

  阿舍尔·兹维·赫希·金斯伯格(Asher Zvi Hirsch Ginsberg)于1856年出生在乌克兰乡间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这个家庭不仅拥有非凡的财富，还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然而，他的生活却并非锦衣玉食，因为他的家庭属于犹太教的“哈巴德”派(Chabad)。
“哈巴德”(Chabad)是一个犹太教哈西迪派(Hasidism)的一个重要分支。犹太启蒙运动兴起之后，大量犹太人逐渐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或者被他们所在的国家同化，传统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抵御这股潮流，挽救犹太教的根基，犹太教内部应运而生了哈巴德运动，以“回归到神的身边”为号召，试图唤醒人们对信仰的坚守与热忱。从1813年至1915年，哈巴德运动的活动中心扎根于俄罗斯帝国的小镇路巴维茨(Lubavitch)，这里不仅成为其精神堡垒，也见证了它风生水起的百年发展。
哈巴德运动由拉比施奈尔·札尔曼(Shneur Zalman of Liadi)创立，其核心理念源自智慧(Chochmah)、理解(Binah)和知识(Da'at)三大支柱，主张以理性为舟、以知识为桨，引领信徒在浩瀚的宗教海洋中找到方向。与其他哈西迪派别醉心于情感宣泄和神秘体验不同，哈巴德独树一帜，将深邃的犹太神秘主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鼓励信徒不仅修身养性，还要以教育为桥、以善行为梁，将信仰的光辉洒向四方。因此，哈巴德成员常常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在全球建立学校、社区中心和援助机构，致力于复兴犹太传统和帮助他人。
阿舍尔出生于一个哈巴德家庭，意味着他不得不成长于一个既有严格宗教规范又有深厚学问传统的环境中。他的父亲秉持严苛的原则，每天只许他吃一顿饭，每逢周六晚上还要对他拳脚相加，甚至常常贬低他的才智，视其为无知之人。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父亲严禁他接触几何与代数，理由竟是担心他在偷偷钻研“巫术”。然而，天资聪颖的阿舍尔早在11岁时便自学掌握了这些学科，完全无视家人的禁令。不仅如此，他还违背父母的意愿，自学了俄语，展现出惊人的自学能力。在那个孤独的童年，他的姐姐和一条忠犬成了他仅有的知心伴侣。
到了12岁，阿舍尔便毅然抛弃了哈西迪派的宗教传统，15岁时，他更是彻底摒弃了所有信仰，走向了精神上的独立。据他的姐姐回忆，阿舍尔自幼便是一个敏感而孤僻的孩子，性情有些急躁，却对大自然情有独钟。他天生语言天赋过人，出口成章，且怀揣一颗炽热的正义之心与强烈的道德感，不过，这种道德观念并非源自他成长环境中的教条，而是他内心的坚持。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权威始终抱有一种桀骜不驯的蔑视，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些特质如同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通往智慧与成就的大门，但还有一项更为关键的能力尚未显现。
由于缺乏追求正规大学教育的信心，阿舍尔并未止步于现状，而是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多种语言，包括哲学和化学等领域，堪称学富五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健康恶化，他不得不接手家族的庞大产业。说句实话，他对接管家产深恶痛绝，毫无兴趣。可命运弄人，他却在这份被迫的责任中展现出非凡的才干。虽然“工商管理”这一概念在当时尚未成型，但若将金斯伯格称为这一学科的“早期先驱”，也绝不为过。他并非随心所欲、无所事事之人，而是凭借真才实学和卓越的管理能力，游刃有余地处理事务，妥善驾驭人员与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金斯伯格都是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天才人物，他用行动注定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1884年，年仅二十有余的金斯伯格终于挥别故土，怀揣梦想前往敖德萨。这座城市对他敞开了大门，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一举当选为以平斯克为首的“锡安之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许先前未曾提及，但值得一提的是，金斯伯格确曾参与了著名的卡托维兹会议，这为他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事业初现曙光之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布的《五月法令》如晴天霹雳，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命运。这项严苛的反犹政策直接导致金斯伯格家族失去了世代相传的财产。金斯伯格的父亲与沙俄内政部长伊格纳修斯伯爵(Count Nikolay Ignatyev)私交甚笃，而这位伯爵正是反犹法律的幕后推手。按理说，凭借这份交情，家族原本有望网开一面，获得特赦，保住家业。然而，年轻气盛的阿舍尔却断然拒绝让父亲低头向伯爵求情。他天生心高气傲，宁折不弯，坚信家族的尊严不容折损。面对此情此景，父亲无奈之下提议举家迁往巴勒斯坦，希冀在那里重振旗鼓。但阿舍尔却一口回绝，他掷地有声道：“若要开启新生活，我们必须亲手耕耘土地，脚踏实地，而不是倚仗他人之手，雇佣穷苦之人代劳。”此言一出，足见他志存高远，不愿寄人篱下。于是，家人别无他法，只得收拾行囊，随他一同迁至敖德萨，共同面对未知的未来。
不久之后，金斯伯格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上，都开始在犹太人圈子里声名鹊起。这一切的源起，颇有些水到渠成的意味。1888年11月，身无分文的他向希伯来语杂志《HaMagid》投下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标题为《这不是办法》(This is not the way)。在这篇文字中，他以雄辩滔滔的笔锋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状批得体无完肤，毫不留情。然而，他的目的并非单纯拆台，而是希望力挽狂澜，拯救这一运动免于彻底崩塌。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6节 回归锡安：奥斯曼帝国针对犹太人归回的政策

  第19世纪中下叶，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从酝酿到成熟之际，那么，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政府对于犹太人的归回移民潮和定居巴勒斯坦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必要在此花点笔墨做一点简要的介绍。
1839年，年轻且充满改革精神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Abdulmecid I)登基，随即启动一系列旨在使帝国现代化的变革。他通过调整法律体系，逐步废除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推行公开公平的审判制度、监狱制度，个人可以拥有私产，个人自由信仰宗教，等等，使奥斯曼帝国逐步向西方国家靠拢。在克里米亚战争战胜俄罗斯后，他将这些改革进一步系统化，进行所谓的“仁政改革”(Tanzimat)，并在1856年2月18日颁布了《改革法令》(Reform Edict)，明确赋予帝国内所有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确立宗教自由，开放传教活动，使各宗教信仰得以并存而不受压制，让信徒皆能自由实践其信仰；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完整而充分的公民权，使其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不因身份或背景有所区隔；确保所有人无论出身背景，都能在军队、公务员体系及教育领域享有平等机会，使人才得以各展所长，百花齐放；废除宗教法庭对世俗事务的裁决权，仅在婚姻与离婚等特定领域保留其有限职能，以防宗教权力越界侵扰民事秩序；宗教机构须接受政府监管，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权力滥用；与此同时，建立一支职责分明、秉公执法的警察部队，肩负起保护所有公民安全的重任，使社会安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改革法令的另一项重要变革是允许非公民合法购置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这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住房和农业定居点创造了契机。正是借着这个新法令的实施，前面已介绍过的摩西·蒙蒂菲奥里和阿道夫·克雷米厄等犹太领袖迅速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开展农业和住房项目。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巴基斯坦购得了许多产业，这并非偶然，而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政策带来的直接影响。苏丹对此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吸引犹太移民不仅有助于开发土地，也能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繁荣，因此鼓励犹太人移居帝国的不同地区，包括巴勒斯坦。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是一位现代化意识强烈的统治者，既希望整合帝国内部各族群，也渴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然而，他在1861年去世后，帝国内部爆发了复杂的权力斗争，最终由其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继位，而这位新苏丹在治国理念上与父亲大相径庭。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最初对犹太移民持开放态度，但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干涉日益加深，他开始对外来势力保持高度警惕，担忧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可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类似的影响力。1876年，他颁布了《奥斯曼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到了1881年11月，他下令继续欢迎犹太移民进入奥斯曼帝国，但明确规定他们只能前往巴勒斯坦之外的地区。然而，这一禁令在执行上存在诸多困难，部分原因是它并未正式颁布成法律，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一政策，仅仅是因为几年后“锡安之爱”组织的成员曾就此事向奥斯曼政府进行咨询。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行政区划上并未设立一个单独的“巴勒斯坦”地区，帝国的“巴勒斯坦”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模糊地理概念，人们在口语中所称的“巴勒斯坦”(或希伯来语中的“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实际上被划分在大马士革、贝鲁特与耶路撒冷穆塔萨里法特(Mutasarrifate of Jerusalem)等不同的行政区域之内。因此，即便政府试图封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定居活动，也难以在行政层面彻底执行，因为这一地区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

这张照片是1890年代的一家来自也门的犹太人家庭，拍摄地是耶路撒冷希罗亚，美国殖民地档案馆收藏。来自网络。

面对执行难题，奥斯曼政府在1888年颁布了新的法令，试图进一步限制犹太人移民。新法令规定，只有以个人或家庭单位到达的犹太移民可以定居巴勒斯坦，而禁止成建制、有组织的大规模迁移。这一规定实际上承认了此前禁令的失败，因为它默认了部分犹太人仍然可以迁入巴勒斯坦，并未真正遏制犹太人的移民潮。此后，犹太移民活动依旧持续，而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力也日益削弱。
局势也很快变得动荡不安，甚至可以说有些失控。1890-1891年间，饥荒的爆发，再加上莫斯科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导致大量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外流潮。尽管大多数流亡者选择前往英国或美国，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同样无法幸免于这股移民浪潮。此时，许多历史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恐慌性阿利亚”(Panic Aliyah)，这一称谓并非夸张，因为犹太人陷入恐慌，苏丹忧心忡忡，甚至连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深感不安。
亚历山大三世虽然长期推行反犹政策，并积极鼓励犹太人移民，以减少境内的少数民族，但他同样警惕巴勒斯坦日益增长的犹太人口可能会威胁俄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耶路撒冷穆塔萨里法特终止了长期以来禁止向犹太人出售政府土地的政策，这一转变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地投机狂潮。大批贫困的犹太新移民借贷巨款，购置土地，然而，他们的财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债务，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买下的土地被夺回。
与此同时，土地价格飞涨，甚至部分阿拉伯地主也开始囤积空置土地，伺机高价转卖给犹太买家，期望借此牟取暴利。然而，这种市场泡沫的最终结局不言而喻，当价格上涨到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程度，需求骤然下降，市场随即崩盘。大量投机者破产，犹太移民的定居计划被迫中断，整个局势陷入混乱。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列奥·平斯克与世长辞，这一变故更使本已松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陷入领导真空。尽管1884年卡托维兹会议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已逐渐从一个理念演变为实际的社会倡议，但它仍然缺乏清晰的目标和系统的组织架构。这一运动主要由知识分子、诗人和哲学家主导，他们在思想上虽富有激情，但缺乏统一的行动方向。如果说此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一位公认的领袖，那便是个性极为强势的平斯克。然而，随着他的去世，运动内部的主要声音反倒成为了它自身最严厉的批评者。令人讽刺的是，几乎没有哪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过如此深刻的矛盾，而这一矛盾也使得运动在此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之中。
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很快迎来了又一位特立独行的、极有影响的思想家。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5节 回归锡安：平斯克的《自我解放》(三)

   前面说过，在大多数犹太教思想流派中，积极参与恢复犹太民族独立的观念，长期以来被视为异端邪说。平斯克认为，马加比起义和犹太罗马战争的记忆，逐渐被神话化，成为不容亵渎的历史象征，从原本的历史事件变成了凡人无法触及的神圣斗争。弥赛亚，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哲学的概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赋予了神秘而不可接触的性质。尽管如此，世俗主义的崛起和犹太人民思想的觉醒仍不可忽视。  
平斯克相信，对于犹太研究运动也带来了一种更为理性和分析性的方法，它促使犹太人重新思考自我解放的意义。犹太人要“自我解放”不仅仅是要摆脱世俗国家压迫而取得解放，更是要摆脱犹太教领导人的压迫而取得解放。这一解放运动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犹太民族意识的复兴。尽管这一运动最终被证明方向错误，但发起反抗的本能，却从一开始就显得尤为正确。我们早就预料到会面临强烈的反对，但“胆小的人永远不会赢得美丽的女士”，我们又能失去什么呢？ 《自我解放》发布仅仅十天后，罗马尼亚的拉比和语言学家摩西·加斯特(Moses Gaster)与其他几位犹太领袖一起，召开了一次罗马尼亚犹太人大会，即“福克沙尼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Focșani Zionist Congress)。罗马尼亚，作为另一个似乎无法实现犹太解放的国家，也开始努力推动变革了。大会参致力于“农业定居联盟”，并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组织集体移民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在那里建立农业社区定居点(moshavot)，将之命名为尚布龙(Shomron)或撒马利亚(Samaria)。不久后，1882年7月，乌克兰的大学生们也成立了“巴勒斯坦先锋队”(Palestine Pioneers)，即“比卢”组织(Bilu)，他们在年底成功建立了新城镇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和罗什平纳(Rosh Pinna)。此后，亚苏德·哈马拉(Yesud HaMa'ala)等新城镇也相继建立，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逐步推进。
尽管平斯克将“自我解放”构想为一场由东欧犹太人发起、并专门为东欧犹太人服务的运动，但其核心理念和背后的苦难经历，显然并非该地区的独有现象。
在遥远的南部，位于也门的穆斯林塞义德派(Zaydism)伊玛目统治王朝，自17世纪起便实施严苛的反犹法律，犹太人的生活在此处极为艰难。仅在19世纪，这里便发生了多次屠杀、强迫迁移以及多个自称弥赛亚的事件。在这一时期，拉比兼人类学家雅科夫·萨菲尔(Yaakov Saphir)曾多次前往也门，他不仅积极打击弥赛亚崇拜的风潮，还鼓励犹太人将目光投向家园巴勒斯坦，寻求和平与安全。早自1872年起，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也门之后的几十年里，大约有2500名犹太人响应了萨菲尔的提议，这一群体约占总犹太移民的10%。
此外，在中亚的布哈拉酋长国(Emirate of Bukhara)也存在类似情况。1868年，俄罗斯入侵结束了布哈拉长久以来的统治，俄罗斯的暴行激发了布哈拉的拉比什洛莫·穆萨耶夫(Shlomo Moussaieff)和西蒙·哈卡姆(Shimon Hakham)的心志，他们不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布哈拉区，尽管他们的动机更多出于宗教传统，而非单纯的人道主义关怀。
回头再说平斯克。在发表《自我解放》之后，他开始积极推动犹太人的民族独立事业。平斯克的“自我解放”理念最后也成了众所周知的、具有真正的近代意义的新名词：锡安主义(Zionism，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之后不久，一个叫“锡安之爱”(Hovevei Zion)的组织机构成立了。“锡安之爱”运动的最初纲领由艾萨克·鲁夫(Isaac Rülf)于1883年起草，确立了组织的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
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受到“自我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各个团体纷纷从中汲取灵感。然而，这些团体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甚至缺乏系统的协调与领导。新建立的犹太定居点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大多数都位于未开垦的山顶，需要大规模的土地改造，而定居者中绝大多数缺乏农业经验，对农耕劳作一无所知。由于种种困难，许多定居者最终选择放弃农村生活，迁往邻近的城市，如雅法和海法，甚至有些人彻底离开了这片土地。
面对这些困境，1883年，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伸出援手，决定为雄莱锡安定居点提供亟需的资金支持，前提是该村庄必须以他已故父亲的名字重新命名。同年，他在南部资助建立了另一个定居点，并以其母亲的名字命名。尽管资金的注入暂时缓解了一部分困难，但整体局势依旧混乱不堪，管理体系的缺失导致发展方向混沌不明。
这样，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势在必行。为此，1884年11月，“锡安之爱”运动的领导层在奥地利城市卡托维兹(Katowice，今属波兰)召开会议，平斯克主持了大会，来自多个地区的34位代表齐聚一堂，试图制定一套明确的计划，以规范和指导定居点的发展。会议最终决定，由一位拉比担任董事长，平斯克被推举为会长。然而，即便是他们勉强达成共识的少数决策，最终也未能得到全面落实。

1884年11月，“锡安之爱”运动的领导层在奥地利城市卡托维兹开会，中间红圈中者就是平斯克

尽管如此，“锡安之爱”中央委员会依然展现出一定的组织能力，他们成功召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组织了一系列所谓的“女儿殖民地”(daughter colonies)计划，试图为犹太定居者提供更专业的农业指导，推动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扎根与发展。1887年，另一场重要会议在立陶宛的德鲁斯基宁凯(Druskininkai)召开，进一步巩固了组织的影响力。
为了获得官方认可，“锡安之爱”运动的沙俄分支寻求以慈善机构的形式正式注册。1890年初，该组织以“援助叙利亚与以色列的犹太农民与工匠基金会”的名义获得沙俄政府授权，正式取得合法身份。随后，该基金会演变为“敖德萨犹太委员会”(Odessa Committee)，成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枢纽。委员会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农业拓殖方面。1890-1891年间，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利河伯(Rehovot)和哈代拉(Hadera)两大农业定居点，并成功修复了米斯玛·哈雅登(Mishmar HaYarden)定居点，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长期生存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资助者中，卡洛尼姆斯·沃尔夫·维索茨基(Kalonymus Wolf Wissotzky)算是最为慷慨的一位。他不仅是俄国著名的茶叶商人，创立了后来成为苏联最大茶叶公司的“维索茨基茶”(Wissotzky Tea)，还倾注大量财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农业殖民地。1884-1885年间，他亲自前往巴勒斯坦考察定居点的建设情况，并在回国后出版了一本详尽记录此次考察经历的书籍，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897年，在第一次锡安之爱大会召开前，敖德萨犹太委员会的成员已达4000余人，成为犹太民族复兴运动中规模庞大的组织之一。“锡安之爱”是当时最早推动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政治组织，虽然“锡安之爱”运动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为日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平斯克积极推动欧洲和俄国的犹太人组织移民，并尝试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交涉，争取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权。虽然他的努力在短期内未能取得显著成果，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深远，为后来的犹太民族独立运动铺平了道路。
基本上来说，从1882年平斯克发表《自我解放》开始，大批的犹太人移民从东欧各国和也门等地归回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定居点。这波移民潮，后来被史家称为“第一次阿利亚运动”(First Aliyah)，后来一直延续到1903年左右，而“锡安之爱”是这次阿利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
在他的生命最后几年，平斯克继续在敖德萨领导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并致力于推动犹太人的移民计划。他的思想在当时的犹太社群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未来的犹太民族复兴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1891年，列奥·平斯克在敖德萨去世，终年70岁。尽管他未能亲眼见证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但他的理念在随后几十年内逐步被付诸实践，并最终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得到实现。  
在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纪念平斯克的贡献，他的遗体被迁葬至特拉维夫的赫茨尔山。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多个街道、机构和组织，以表彰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的《自我解放》一书仍然被视为犹太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犹太政治运动。这是后话。
综观列奥·平斯克的一生，他见证了犹太人从试图“同化”到寻求民族独立的重大转变，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19世纪末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也成为20世纪犹太人建国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4节 回归锡安：平斯克的《自我解放》(二)

   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I of Russia)在圣彼得堡被激进组织“人民意志党”(Narodnaya Volya)暗杀。在人民意志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犹太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主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革命者组成，其中许多人来自贵族或知识分子阶层。然而，一些犹太裔人士确实参与了当时俄罗斯的革命运动。一个较为知名的犹太裔成员是赫西娅·赫尔夫曼(Hesya Helfman)。她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中扮演了辅助角色，主要负责为刺杀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如为同谋者提供藏身处。然而，她并非人民意志党的核心领导人，而是组织中的低级成员。尽管赫尔夫曼参与了刺杀行动，但指责犹太人主导人民意志党或对俄罗斯革命负责，主要是源于当时的反犹太宣传。
俄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敌意由来已久，沙皇政府长期推行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政策，例如居住区限制、高等教育和职业配额等。东正教会和民族主义者也宣传犹太人是“异教徒”，无法忠诚于俄国。不过，当时的犹太人在俄国社会中，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仍然在某些领域，比如在商业、金融、手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许多俄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和小商贩，长期对犹太人怀有经济上的嫉妒，认为他们“剥削”了东正教徒。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一旦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犹太人往往首当其冲地被指责。
沙皇被刺杀事件之后，有人举报说人民意志党中有犹太人参与，而犹太人又长期被妖魔化，于是便成为了最方便的替罪羊。不久，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包括敖德萨、基辅、华沙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犹太骚乱，持续至1884年。这些暴动中，犹太人的房屋、商铺被洗劫，许多人被杀害或流离失所，而沙皇政府却采取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of Russia)继位后，更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反犹太法令《五月法令》(May Laws)，进一步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将他们限制在特定地区，并严禁他们购买土地或进入某些行业。这些政策使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对于像平斯克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这场危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失望。在经历了这场暴力冲击后，平斯克开始对自己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同化理念产生深刻怀疑。他意识到，即使犹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他们仍然无法被欧洲社会所接纳。反犹太主义并不仅仅是宗教偏见，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便犹太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接受同样的教育，甚至改信基督教，他们依然会被当作异类，仍然会成为迫害的目标。这一认知促使他完全摒弃了“犹太人同化进入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想法，他不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就能战胜反犹主义。他开始全盘思考犹太民族的未来，并最终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这场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平斯克撰写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这本书于1882年新年之际在德国出版，被认为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奠基文献之一。在著作开篇，平斯克引用了耶稣时代著名拉比希勒尔长老(Hillel the Elder)的名言：“如果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如果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什么时候？”在书中，平斯克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犹太人不能再依赖欧洲各国政府给予他们平等权利，而必须依靠自己，实现“自我解放”；第二，反犹太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犹太人是“幽灵民族”(Ghost People)，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始终被视为外来者，无法被其他民族真正接纳；第三，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让犹太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而不是寄人篱下。他强调，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一定必须是巴勒斯坦，而可以选择任何适合犹太人定居的地方。
平斯克如此写道：我们实在是何等可怜！我们既不被视为一个国家，也无权在他们的议会中发声，即便那些决策关乎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祖国是他人的国土，我们的统一是四散流离，我们的团结竟成为彼此相争。我们的武器是卑微顺从，我们的防御是仓皇逃亡，我们的个性是随遇而安，我们的未来不过是飘摇不定的明日。对于一个承载着马加比英勇血脉的民族而言，这样的境遇何其悲哀！......十八、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在我们的民族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不仅以犹太人的身份自觉存在，同时也以人的身份深切感受到自身的犹太属性。作为人，我们渴望与世人并肩而行，像其他民族一样，自由而自尊地生活，拥有与所有民族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我们绝不能依附于那些曾以暴力摧毁我们政治生活的土地。我们的目标不应是追寻所谓的“圣地”，而是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所需的，仅是一片广阔的土地，让我们贫困的同胞得以安身立命。这片土地将永远归属于我们，不会再受制于任何外来政权，也不会再有他人能将我们逐出。......我们将带着从昔日故土的废墟中挽救出的最神圣的财富，就是对神的信仰与圣经，来踏上新的征程。正是这些信仰塑造了我们的祖国，使其成为真正的圣地，而并非耶路撒冷或约旦的地理位置。或许有一天，我们能重新回到那片被视为圣地的土地，那将是额外的恩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个国家既能向我们敞开大门，又足以成为所有被迫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安全庇护所，使其得以繁荣昌盛，生机勃勃。

1890年的敖德萨(犹太人)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成员

尽管平斯克从未直接提到过在他之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摩西·赫斯的名字，他却坦言自己并非第一个设想为犹太民族争取独立进行世俗斗争的人。然而，平斯克更感兴趣的是探究，为什么在历史的这一特定时刻，犹太民族的思想和命运发生了转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一理念。他认为，犹太民族的独立之路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平斯克可能准确地将这一变革归因于犹太教正统派的衰败，以及拉比和其法庭所掌握的世俗权力的逐渐瓦解。在这种背景下，犹太社会的传统权威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使得世俗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这一变化不仅让犹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与命运，也为民族独立的思想提供了土壤，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自我解放》出版伊始，便洛阳纸贵，在欧洲犹太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书迅速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平斯克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现代以色列的国父赫茨尔。实际上，赫茨尔的犹太民族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平斯克思想的直接启发。
身为一名专业医生，平斯克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更倾向于使用医学术语，而非政治标签。相较于当时新兴的“反犹主义”一词，他更愿称之为“犹太恐惧症”(Judeophobia)，视其为一种深植于人心的病态心理。他深知，彼此矛盾、相互排斥的观念若能共存，往往是心理障碍的典型特征。因此，他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千年仇恨，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非理性恐惧，其荒谬性在于：“对活着的人而言，犹太人是一具尸体；对本地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来者；对安居乐业者而言，他是一个流浪汉；对拥有财富的人而言，他是一个乞丐；对贫苦大众而言，他是一个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满腔爱国热忱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无国籍者；对所有人来说，他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平斯克对这一古老仇恨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民族若想摆脱持续不断的迫害，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园，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其他适合的地方。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3节 回归锡安：平斯克的《自我解放》(一)

  原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五位代表人物中，除了阿尔卡莱在东南欧的塞尔维亚之外，其他四人的活动和影响基本上是在西欧。在他们之后，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来新启示、带到新方向的人物是来自东欧。现在，且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东欧。
1871年，位于黑海西北岸的港湾都市敖德萨(Odessa，今天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市)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色彩的城市之一。在这座被称为“黑海明珠”的物资集散地及重要贸易港口，当时是俄罗斯帝国治下的城市，尽管俄罗斯族占据人口的大头，但犹太人社区同样庞大，使其成为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此外，亚美尼亚人、鞑靼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也在此扎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族群拼图。当时该城总人口近20万，信仰希腊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占49%，犹太人口有31%。得天独厚的海岸地理位置、多元共生的社会结构，以及作为贸易枢纽的举足轻重，使敖德萨逐渐成为东欧犹太思想交流、政治变革的中心。然而，正是这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态，也让犹太人成为动荡局势中的众矢之的，一旦族群间矛盾激化，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暴力冲突的替罪羊。  
1871年东正教复活节期间，敖德萨的希腊教堂遭到破坏，希腊人随即将矛头指向犹太人，未加查证便认定其为罪魁祸首。怒火迅速蔓延，俄罗斯社区亦纷纷加入，导致长达三天的反犹太暴乱。在这场劫难中，大批房屋、商铺与公共设施被毁，整个城市宛如人间炼狱。然而，面对惨烈的杀戮与浩劫，俄罗斯军队与执法机关却袖手旁观，任由暴民肆虐，使得事态愈演愈烈。
这场血腥动乱，史称“1871年敖德萨大屠杀”(1871 Odessa pogroms)。然而，它既不是敖德萨历史上首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更非希腊教会煽动的第一起暴力事件。这场大屠杀，虽表面上起因于犹太人破坏希腊社区教堂的谣言，实则折射出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这场浩劫并非仅由希腊社区发起，众多非希腊族群亦纷纷卷入，尤以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仇视最为激烈。长期以来，俄罗斯社会对犹太人的怨怼如积薪待火，而在此次暴乱中终于全面爆发，希腊人与俄罗斯人联手对犹太人展开血腥袭击，使得敖德萨沦为一片人间炼狱。然而，敖德萨大屠杀却发生在欧洲犹太历史的关键节点：启蒙运动与自由民主思想虽已生根发芽，但面对犹太人问题，其局限性正逐渐显露。历史学家曾言，犹太社会动荡的周期性危机，非但不是旧时代垂死挣扎的余波，反而是现代世界新秩序的一种预兆。

这是艺术家明可夫斯基于1986-80年的作品《大屠杀之后》，来自网络

的确，这场大屠杀不仅是敖德萨犹太人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更被视为整个俄罗斯犹太人命运的转折点。历史的洪流中，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的关系，传统的融合理念遭受严峻挑战。俄罗斯籍犹太作家佩雷茨·斯莫伦斯金(Peretz Smolenskin)等犹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在这场血与火的冲击下，对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并转而倡导民族觉醒，呼吁犹太人加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这场暴乱不仅改变了个体命运，也成为犹太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里程碑，预示着未来犹太政治思想的深刻转向。真正带来这个转向的最重要的犹太知识分子的领袖是当时身在敖德萨、时年52岁的医生利奥·平斯克(Leon Pinsker)。
平斯克于1821年出生在波兰王国东南边境地区的托马舒夫卢布林斯基镇(Tomaszów Lubelski)，原名耶胡达·莱布·平斯克(Yehuda Leib Pinsker)，他的家族是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的坚定支持者。这场兴起于18世纪末的犹太启蒙运动，旨在推动犹太人与欧洲主流社会融合，接受现代教育，并参与社会改革，以实现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的平等。平斯克的父亲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还致力于向犹太人传播欧洲思想，希望犹太人能通过教育和文化认同赢得社会地位。因此，平斯克自幼便接受了广泛的现代教育，并精通多种语言，包括俄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他的成长环境深深影响了他早年的世界观，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强烈的犹太身份认同感，他相信犹太人能够通过同化融入欧洲社会，从而获得平等待遇。
年轻时，平斯克对欧洲文化怀有浓厚兴趣，渴望融入更广阔的世界。他来到敖德萨，进入了父亲曾经求学的私立学校，之后成为敖德萨大学(Odessa University)首批犹太生之一，并选择了法律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斯克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犹太人，他面临着极其严苛的职业配额限制，特别是在法律领域。犹太专业人士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这使得他无法实现成为律师的梦想。经过深思熟虑，平斯克选择了医学，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他坚信，犹太人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认为只要犹太人愿意放弃某些传统，接纳欧洲社会的文化和语言，他们便能够获得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平斯克积极参与犹太启蒙运动，主张犹太人应当进入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通过教育的改革和文化的融合，逐步消除外界的偏见，最终实现自我提升。当时，平斯克深信，只有犹太人获得平等的权利，他们的困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于是，他坚定支持犹太人的同化道路，并且成为了俄语犹太周刊的创始人之一。他倡导通过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能够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尤其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反犹太主义的思潮也开始汹涌而起。越来越多的欧洲民族开始将犹太人视作“外来者”，认为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1871年，平斯克亲身经历了敖德萨的大屠杀，这场暴力事件深刻震撼了他，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犹太人在俄罗斯社会的地位与命运。这一事件成为了平斯克从一个学术和社会改革的倡导者转变为更加积极投身公共事务的关键时刻，他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和社会不公，在敖德萨，他成为一位活跃的公众人物、投身于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事业。可是，他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犹太人跟居住国同化”的幻想。
在敖德萨大屠杀发生之后的第十年，俄国又发生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次的惨剧彻彻底底地击碎了平斯克一直主张的“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红楼美梦。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2节 回归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众先驱(三)

 

阿尔卡莱的思想在世时影响力有限，但他的著作在20世纪初被重新发现，仍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他们思想的先驱之一，因为学者们发现，他的许多理念除了影响了上面提到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赫茨尔，也影响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的创始人兹维·赫希·卡利舍(Zvi Hirsch Kalischer)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的创始人摩西·赫斯(Moses Hess)。
兹维·赫希·卡利舍是德国犹太教正统派拉比。1795年，卡利舍出生在波兰的莱什诺Leszno)，当时该地属于普鲁士王国。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犹太教传统家庭，接受了经典的《塔木德》教育，后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拉比和学者。
尽管卡利舍是一名正统派犹太人，并深受传统犹太宗教思想影响，但他的思想中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实用主义，他关注当时欧洲的政治发展。在19世纪，欧洲的犹太人正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变革，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就是犹太人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一部分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但也导致了许多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淡化。在此背景下，卡利舍坚持传统犹太教义，并提出了犹太民族复国的宗教必要性。他强调复国运动的宗教基础，认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是神圣的使命，符合圣经的预言。卡利舍的思想核心在于，他认为犹太人的弥赛亚时代不应仅仅依靠神迹，而应该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逐步实现。他提出，犹太人应当主动返回巴勒斯坦，不应依赖慈善机构，而应该发展农业和经济，建立自给自足的社区。他特别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农业殖民地，以创造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实现犹太民族的复兴。他的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犹太教的消极等待弥赛亚的模式，在当时的正统犹太教内部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1862年出版的《以色列救赎的探索》(Drishat Zion)是卡利舍最重要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犹太民族复国理念。他在书中强调：弥赛亚的降临需要人类的努力，犹太人不能只是被动等待；而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农业殖民地是实现弥赛亚时代的第一步；同时，犹太人在以色列恢复献祭制度，重建圣殿，这是未来犹太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这本书在19世纪的犹太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了广泛讨论，并影响了后来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
为实现他的理想，卡利舍积极与当时的犹太慈善家、政治家和银行家建立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他曾试图说服富有的犹太人(如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1874年，卡利舍在波兰的托伦(Toruń)去世。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的创始人兹维·赫希·卡利舍

在所有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当中，还有一位有趣的、富有争议的复杂人物，他就是前面已经被点过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摩西·赫斯。他是一位德国的犹太人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理论家，除了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之外，他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因为他的思想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对19世纪欧洲的政治、哲学和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赫斯于法国统治时期出生在波恩。虽然他的父亲被任命为拉比，但从未实际从事这一职业。赫斯早年在祖父的指导下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宗教教育，后来进入波恩大学攻读哲学，但最终未能完成学业。
作为一位思想家，赫斯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倡导者，同时也是后来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在担任莱茵报记者期间定居巴黎，与卡尔·马克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正是在赫斯的推荐下，马克思接任了莱茵报主编一职。赫斯的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最早向马克思介绍了共产主义理论，并鼓励他深入研究经济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赫斯的启发。赫斯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促进德国和法国革命思想的交流。1845年，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同在布鲁塞尔避难，三人居住在同一条街上。
在个人生活方面，赫斯与一位贫穷的天主教女裁缝结婚，他声称这是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很幸福，直到赫斯去世，但这段关系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某次，当恩格斯协助赫斯太太从比利时前往法国与赫斯团聚时，赫斯太太声称遭到了恩格斯的强暴。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赫斯日后与共产主义运动渐行渐远、分道扬镳。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赫斯的“哲学社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过于理想化，没有深入研究现实的经济结构。他们指责赫斯仍然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没有完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赫斯虽然认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但他始终认为道德价值和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着核心作用，而不仅仅是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
1848年公社运动遭到镇压后，赫斯暂时逃往瑞士避难。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他再次离开故土。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赫斯通过自学投入到自然科学研究中，为他的思想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
由于跟马克恩恩格斯的分歧，赫斯逐渐远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并开始更多关注犹太民族问题。赫斯开始重新关注自己的犹太身份。他观察到，尽管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同化融入欧洲社会，但反犹太主义仍然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德国。他在1862年出版了《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Rom und Jerusalem: Die letzte Nationalitätsfrage)，这本书被认为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之作之一。在书中，赫斯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反对犹太人同化”的观点。赫斯认为，欧洲社会的反犹情绪不会因犹太人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消失，反而会导致犹太人失去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共同群体，更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所以，赫斯主张，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借着恢复犹太民族的独立地位来摆脱来自欧洲的迫害和歧视。因为赫斯的思想混合着大量的社会主义思想元素，所以，一般被称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Socialist Zionism)，不同于主流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观念，算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左翼派别。这个派别还主张，犹太国家的建立并不依赖于英国、德国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而是要靠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工人阶级，通过建立农村的集体公社和城市的无产阶级组织，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主张，只有依靠自身的劳动和团结，才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而非依赖外部势力的干预或扶持。
赫斯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仍然倾向于德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然而，赫斯的思想在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影响了赫茨尔的犹太建国理论。
1875年，赫斯在巴黎去世。法国激进民主派、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巴黎的德国工人代表为他举行了一场非宗教性的追悼会。遵照他的遗愿，他最初被安葬在科隆的犹太公墓。1961年，他的遗体被迁往以色列的基尼烈(Kvuzat Kinneret)公墓，与他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同志们一起长眠于此。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的创始人摩西·赫斯

前面介绍了五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突出的先驱性人物：蒙蒂菲奥里、克雷米厄、阿尔卡莱、卡利舍、赫斯，这五位“原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所推出的犹太复国理念及其零星的实践对塑造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模式和规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遗憾的是，当时的原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多流于纸上谈兵，在推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重大的挑战。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其主要活动范围局限于西欧。当时的西欧，犹太人已经获得了相当完善的政治权利，并且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这使得他们缺乏迁移到巴勒斯坦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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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70-1880年代，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浮出水面：要想实现真正的大规模犹太人回归运动，需要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要对民族复兴事业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同时也要在走投无路时敢于破釜沉舟、果敢行动。这种认识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现代以色列的复国迎来了一位提倡“自我解放”的开路先锋。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1节 回归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众先驱(二)

到了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所谓的“原始犹太复国主义”(Proto-Zionism)的运动，因为其代表人物的理念与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个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在英国，他就是英国犹太银行家兼慈善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

蒙蒂菲奥里算得上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犹太裔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784年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cany)的里窝那(Livorno)。但他家是英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因为他的祖父早在17世纪40年代已迁居伦敦，不过，其家族仍与这个以秸秆帽子闻名的港口城市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父母当时正在里窝那进行商务活动。后来，蒙蒂菲奥里回到伦敦肯宁顿之后，开始了他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他先后在杂货店和茶商处当学徒，随后进入伦敦城的会计事务所工作，最终成功跻身伦敦仅有的十二位“犹太人经纪人”之列。他与兄弟亚伯拉罕共同经营的公司在金融界享有盛誉。1812年，他结婚了，通过这桩婚姻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因为他的妻子的姐姐嫁给了纳坦·迈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后者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犹太金融世家之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分支的掌门人。这段姻亲关系也促成了两人之间紧密的商业合作。

1824年，年仅40岁的蒙蒂菲奥里选择从商业活动中退休，将精力转向社会公益事业。他的公共服务生涯硕果累累：1836年出任蓝袍学校基督公学(The Blue Coat School)校长，次年当选伦敦治安官。这位身高1.91米的绅士后来还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骑士封号，并于1846年被授予男爵爵位，以表彰他为犹太族群所做的人道主义贡献。
1827年首次访问圣地是蒙蒂菲奥里生命的转折点，这次朝圣之旅使他从一个不甚严格的信徒转变为虔诚的犹太教徒，并在伦敦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Bevis Marks Synagogue)积极参与宗教活动。
蒙蒂菲奥里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三次造访巴勒斯坦后，开始实施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发展计划。作为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愿景却超越了纯粹的宗教层面。他是历史上首位将“阿利亚”视为既有宗教意义又具现实意义的先驱者。在他的理念中，巴勒斯坦不仅是犹太人实践信仰的圣地，更是为遭受迫害的犹太同胞提供庇护的现实避风港。
蒙蒂菲奥里最具远见的贡献之一是发起了耶路撒冷城市扩展计划。这个计划突破了中世纪城墙的限制，不仅为居住在拥挤老城区的犹太居民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还吸引了来自希伯伦(Hebron)、采法特(Safed)等偏远城市的犹太人，以及海外犹太移民前来定居。1855年，他资助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建立第一个犹太人社区“平静的居所”(Mishkenot Sha'ananim)，这也是耶路撒冷城墙外的第一片现代犹太人定居点和贫民所。此外，他还引入了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教育机构，为当地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努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兴起时，耶路撒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现代化城市。到1882年，耶路撒冷的总人口约2.1万人，其中基督徒约5000人(占24%)，穆斯林约7000人(占33%)，犹太人约9000人(占43%)！这种人口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为日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蒙蒂菲奥里的远见卓识和务实行动，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蒙蒂菲奥里也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改善世界各地犹太人处境的事业中。他多次进行充满挑战性的外交任务：1840年赴奥斯曼帝国营救在反犹太主义份子发动的大马士革事件中受到监禁的叙利亚犹太人；1858年赴罗马为解救犹太青年而奔走；1846年和1872年两度访问俄国；1864年造访摩洛哥；1867年前往罗马尼亚。这些不懈的努力使他成为东欧、北非和中东地区受压迫犹太人心中的英雄人物。
从1827年至1875年间，蒙蒂菲奥里七次访问巴勒斯坦，最后一次访问时已是91岁高龄。这些旅程在当时不仅耗时且充满危险，更显示了他对犹太事业的执着。从1835年起到1874年，他担任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主席39年，创下最长任期纪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41-18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Charles Henry Churchill)的通信往来，被历史学家视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萌芽的重要史料。有意思的是，蒙蒂菲奥里活到了100岁，才于1885年7月28日在英国拉姆斯盖特(Ramsgate)去世。他的努力为犹太人带来了更多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被许多犹太历史学家视为犹太民族复兴的早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英国的蒙蒂菲奥里也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改善世界各地犹太人处境的事业中

除了英国的蒙蒂菲奥里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操劳之外，在同时代的法国也有一位著名的犹太人领袖投身于维护法国犹太人的权益和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归回事业，他就是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
1796年，克雷米厄出生于法国南部尼姆(Nîmes)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在巴黎学习法律并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由于他的法律才能和雄辩口才，他很快在法国司法界崭露头角。他的政治生涯跨越了多个政权。在1830年代以后的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时期，他成为自由派律师，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倡导宗教自由和人权。1842年，他当选为法国国会议员。1848年，法国七月王朝被推翻，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Deuxième République)，克雷米厄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参与起草新宪法。由于支持民主和自由主义，他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并在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被迫退出政坛。1870年普法战争后，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克雷米厄再次成为司法部长，并主导《克雷米厄法令》(Crémieux Decree)的颁布，使居住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得以获得法国国籍。这项法令极大改善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但也引起了法国殖民者和穆斯林社群的不满。克雷米厄长期担任法国犹太人团体(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的领导人，积极推动犹太人在法国的平等权利，还帮助欧洲各国和中东的犹太人获得教育和法律保护。
在19世纪后期，克雷米厄在巴勒斯坦雅法城(Jaffa)外的米克维以色列(Mikveh Israel)地区建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这所学校不仅为当地犹太移民提供了重要的农业技术培训，还成为推动犹太人定居事业的重要基地。随着学校的发展，其影响力很快突破了中世纪城墙的限制，向周边地区扩展。这种扩张的态势带来了显著成果：到1878年，多个新的犹太农业定居点相继建立，包括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盖奥尼(Gei Oni)等地，这些早期的农业定居尝试为后来更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和定居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克雷米厄于1880年在法国巴黎去世并葬在那里。

法国的克雷米厄投身于维护法国犹太人的权益和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归回事业

同一时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还有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重要的先驱人物，他就是耶胡达·阿尔卡莱(Yehuda Alkalai)。1798年，阿尔卡莱出生于萨拉热窝(Sarajevo, Bosnia and Herzegovina)，他的家族属于塞法迪犹太人。童年时期，他搬到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e)，在那里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宗教教育，并研习《塔木德》和《卡巴拉》。最终成为塞尔维亚塞姆林(Zemlin)的一名拉比，并在那里工作了数十年。
在19世纪的欧洲，犹太人虽然在法英等国取得一些权益，但仍然长期地受到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在东欧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阿尔卡莱受到犹太教弥赛亚思想(Messianism)和卡巴拉神秘主义(Kabbalah Mysticism)的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的复兴应当通过实际行动，而不仅仅依赖于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183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听见的人要喜乐》(Minhat Yehuda)的小册子，提出犹太人应该积极移民到以色列土地，而不是被动等待神的拯救。阿尔卡莱的思想可以被视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的早期雏形，他的核心理念包括：第一，他强调移民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责任。他认为，犹太人应该主动返回以色列土地，而不是仅仅等待弥赛亚的降临；犹太人回归故土，并在那里重建自治生活，才是最终实现弥赛亚时代的前提。第二，他主张复兴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和国家建设的手段，他提倡希伯来语的复兴，认为希伯来语应该成为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第三，他提出了犹太国家的步骤。他提出，犹太人应该逐步积累财富，并创建一个专门的基金，用于购买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他也呼吁建立一个由犹太社区领导的组织，协调全球犹太人的移民计划，并获得奥斯曼帝国的许可。
1874年，阿尔卡莱移民到了当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今以色列地区)，并最终于1878年在耶路撒冷去世。虽然在他去世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尚未正式形成，但他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犹太自治、移民、土地购买、建立机构等，影响了之后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现代以色列国父”的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于1896年写成的现代以色列国的建国蓝图之作《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中的许多理念，都可以在阿尔卡莱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基础。阿尔卡莱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宗教方面，不过，赫茨尔在19世纪末期所提出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理论与之非常相似。看官请不必着急。关于现代以色列国之国父赫茨尔的事迹及其思想主张，我们后面会慢慢地详细介绍，在此只提不表。

塞尔维亚的阿尔卡莱的思想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雏形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20节 回归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众先驱(一)

  话说历史推进到了16世纪，出于稳定国家政局的考量，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采取了积极推进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的方针。18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所属之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贝都因部族首领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Umar)经过一系列军事扩张，一度统治巴勒斯坦大部、黎巴嫩南部及叙利亚西部海岸，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在欧麦尔统治期间，他也颁发给犹太人的鼓励政策，吸引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
但是，苏莱曼的推进方针也好，欧麦尔的鼓励政策也罢，虽然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阿利亚运动似乎也得到一定的推动，却远远未能达到统治者们预期的目标。这主要源于两个制约因素：其一，当时的巴勒斯坦经济凋敝、环境恶劣、没有任何人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若非是被迫离乡背井，鲜有人愿意承担迁徙所需的高额成本和到达之后的诸多不便。正因如此，真正前往定居的大多是虔诚的犹太教拉比和犹太教神秘主义者，因为他们怀着对圣地的敬畏与向往，可以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其二，面对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重重困难，许多归回的移民最终难以坚持，不得不又离开、重新寻找其它的安身立命之处。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长期定居。
此外，阿利亚运动停滞不前，还有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原因。自16世纪以来，将阿利亚运动作为以色列人复兴国家的理念这一做法，在当时遭到犹太人的广泛质疑和抵制。尤其是持守严格正统观点的犹太教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阿利亚这种想法背离了犹太教的核心教义。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回归圣地应当是一个神圣的有序的宗教过程，而不是世俗的政治运动。这种观点与当时新兴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形成了鲜明对比。
犹太教传统主义者反对阿利亚运动的根据是来源于他们对“第二摩西”迈蒙尼德对弥赛亚预言的描述的字面指示。犹太人笃信，神会差派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的到来，而迈蒙尼德对弥赛亚是如此说的：“将来，弥赛亚王将崛起，复兴大卫王朝，恢复其最初的统治权。他将建造圣殿，聚集被掳的人(kibbutx galuyot)……任何不相信他或不等待他到来的人，不仅否认了其他先知的言论，也否认了《托拉》和我们老师摩西的言论。”其中，“聚集被掳的人”(kibbutx galuyot)这个概念确实可以追溯到圣经的记载中，不少经文都说神应许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带回以色列。比如：《申命记》(30:3-4)如此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以赛亚书》(11:12)如此说：“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这些经文成为犹太教关于弥赛亚时代(Messianic Era)的重要信仰之一，就是在未来，犹太民族将在弥赛亚的带领下回归应许之地以色列。近现代以色列的集体社区体制“基布兹”(kibbutz)这个名字就是取自“聚集”(kibbutx)这个希伯来词。这是旁话。
回头再看迈蒙尼德对弥赛亚的预言解释文字，传统主义者呆板地将之逐字硬搬，他们认为，按照迈蒙尼德的意思，弥赛亚要先到，然后重建圣殿，然后才有被掳犹太人的归回聚集。他们认为：这个顺序不能打乱，否则就是否认先知们的预言、否认摩西五经！弥赛亚尚未来到，阿利亚运动却先要求犹太人归回聚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妥妥的异端邪说！这时，阿利亚运动“小荷才露尖尖角”，却“早有异端立上头”，刚刚有点生气，却眼看着要被传统主义者硬生生地扼杀于摇篮之中。
正当阿利亚运动走向低潮之际，到了17世纪，犹太人的社会里突然冒出了一场“弥赛亚运动”。有一个犹太教拉比悍然声称，他就是神应许差派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
这个自称是弥赛亚的人，名叫沙巴泰·泽维(Shabtai Tzvi)，1626年，他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士每拿(Smyrna，就是伊兹密尔İzmir，在今日土耳其境内)。他的家族是塞法尔迪犹太人，是来自西班牙的犹太流亡者。其父是商人，他从小接受正统犹太教育，精通《塔木德》和《卡巴拉》。
茨维天资聪颖，虽精通犹太传统律法，却对《卡巴拉》更为着迷。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虔诚却不拘一格，甚至不惜在禁食日食肉，公然违背教规，因此常被视为特立独行。1648年，年仅22岁的他自称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并逐渐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形成所谓的“沙巴泰运动”(Sabbatean movement)。然而，该运动的教义核心是相信在弥赛亚时代，传统上被认为是有罪的行为会转变为正义的行为。这种反律法主义教义导致茨维和他的追随者故意违反犹太诫命，当地的犹太宗教领袖认定其言行异端，最终将他驱逐出士每拿。1651至1663年间，茨维周游各地，足迹遍及伊斯坦布尔、希腊、巴勒斯坦和埃及，沿途宣扬自己的弥赛亚身份。1663年，他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与另一位神秘主义者纳坦·阿兹拉提(Nathan of Gaza)相遇。阿兹拉提随即成为他的追随者，并在整个犹太世界大力宣传茨维是救世主的身份。
1665年，一场席卷犹太世界的弥赛亚狂热迅速蔓延。众多犹太人坚信茨维将开启弥赛亚时代，重振犹太民族，重建圣殿，带来世界和平。次年，茨维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追随者们笃信他将在此建立新的王国。然而，奥斯曼当局视其为威胁，将其逮捕。

沙巴泰·泽维妄称自己是弥赛亚

1666年9月16日，茨维在伊斯坦布尔受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ehmed IV)召见，他面临两难抉择：要么证明自己是弥赛亚并接受拷打和死刑，要么皈依伊斯兰教换取荣华富贵。出乎意料的是，茨维选择了后者，并获赐新名阿齐兹·穆罕默德·埃费迪(Aziz Mehmed Effendi)，并戴上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头巾。此举令追随者震惊，大多数人随即放弃对茨维的错误信仰，但仍有一部分人鬼迷心窍，依然将其叛教行为视为神秘的“弥赛亚考验”，大约300个跟随茨维的家庭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他在奥斯曼政府的庇护下，携带丰厚的养老金在阿尔巴尼亚的乌尔琴(Ulcinj)隐居，直至1676年在那里孤独地死去。而茨维的铁杆追随者后来形成了一个“多纳梅教派”(Dönmeh)，他们表面上是穆斯林，私下里仍然保留着犹太教的传统，还痴心妄想地期待着沙布泰·茨维的复活。这个神秘的多纳梅教派后来继续在奥斯曼帝国内部隐秘存在了几个世纪。这是后话。
茨维妄称自己是弥赛亚，搞了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剧，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犹太世界的宗教狂热。他的弥赛亚运动导致犹太世界极大的撕裂，许多犹太拉比在此之后更加警惕神秘主义，并推动更加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实践。茨维的失败也慢慢地促使了现代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哈西德主义(Hasidism)的兴起。不过，茨维的“沙巴泰运动”又带来另一个副产品：阿利亚运动再一次回到犹太人的意念之中，他们又重拾起归回的议题。
茨维的兴风作浪，不仅迷惑了当时的犹太教世界，也迷惑了当时的基督教界，其中就有英国17世纪中期的一个激进宗教政治团体“第五君主派”(Fifth Monarchists)。当时正值英国内战时期，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与以清教徒为主的议会军之间爆发武装冲突，这场对抗最终演变为英国内战。属于清教徒的第五君主派的核心信仰植根于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和基督教末世论，认为根据圣经《但以理书》中的预言，世界历史由四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统治，而第五个帝国即将到来，届时基督将亲自统治世界。基于这一信念，他们积极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当时的英国政府，以此为基督的统治扫清障碍，迎接他们眼中即将来临的神圣统治时代。这一时期，英国新教各派蓬勃兴起，其中包括长老宗、独立派和浸礼宗等。部分激进教派渴望建立神权统治，第五君主派就是典型代表。茨维的出现正好符合了第五君主派的“渴望”，他们坚信茨维本人就是第二次降临的耶稣基督，在茨维的领导下，犹太人将重返巴勒斯坦故土，随后全体犹太民族都会皈依基督教。这样，第五君主派顺理成章地支持推动犹太归回巴勒斯坦的阿利亚运动。后来，第五君主派的“犹太人归回、全体归信基督”的“理想”随着该派的式微而渐弱。
但到了1809年，英国又出现一帮人接过了第五君主派的“理想”，这就是“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的推动，其最具影响力的领袖是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他是一位性格特立独行的议会后座议员，后来继承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爵位(Earl of Shaftesbury)。顾名思义，该组织的宗旨显然就是要在犹太人中传扬基督教的福音，推进犹太人的归回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在当时这些支持犹太人回归圣地的团体被称为“基督教复原主义者”(Christian Restorationists)，但在现代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他们追认为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19节 回归锡安：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之父：纳贺蒙尼德

 

除了是诗人学者之外，哈列维也是杰出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代表作《库兹里》(The Kuzari)是一部犹太哲学与神学对话体著作，在犹太哲学史上被视为传统主义思想的代表。该书的核心思想是：犹太教的优越性、神的启示，以及犹太民族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库兹里》以一位可萨国王(Khazar King)与一位犹太智者的对话为框架，讨论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哲学思想的区别。书中主张：神的启示高于哲学推理，而犹太教是唯一通过直接神启得以传承的信仰。他认为，犹太民族在世界中有特殊性，他们是神选之民，与神有独特的契约关系；返回锡安(以色列)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犹太人必须回归以色列才能完成神的旨意。这部作品在犹太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至今仍被广泛研读。
哈列维是对其神哲学理论和信仰的实践者。尽管他是医生、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在西班牙当地的犹太人中有着显赫的地位，过着相当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还是被自己的信仰激励着。在他的《库扎里》这部论著中，哈列维深信神的显现在以色列(即当时在十字军统治之下的耶路撒冷王国)最为彰显，因此犹太民族栖居此地既顺理成章，又有非凡的宗教意义。他矢志不渝地向往移居以色列，笃信通过“上行”迁徙到圣地能令心灵得到升华。尽管离别亲朋、割舍地位令他踌躇不决，加之当时十字军统治下的圣地生活举步维艰，但他对以色列的拳拳之心最终战胜了这些顾虑。另一方面，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天主教政权决心“重新征服”被穆斯林占领的土地，天主教各国军队南下，讨伐南部穆斯林的摩尔人政权，导致战争频发，使得哈列维生活的犹太社区动荡不安，政府支持亦难以确保，这些形势促使哈列维深思流散在各地的犹太民族的安危及其未来的命运。

锡安主义运动的鼻祖：哈列维

1140年，为寻求与神之间更亲密的联系，时年约65岁的哈列维他决意踏上危险的旅程，离开西班牙，“上行”归回以色列，他要在圣地度过其人生的最后时光。从流散的各处归回到以色列，哈列维称之为“上行”，这是引自圣经《以斯拉记》第1章第3节的经文，也是波斯王古列准许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的谕令中的一句：“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经文中的“上”，就是“上行”，希伯来文发音为“阿利亚”(aliyah)。后来的“犹太人回归运动”，就被称为“阿利亚”或“阿利亚运动”。
哈列维的旅程被诠释为两种意义：一是个人的宗教朝圣，二是对流亡者放弃希腊-阿拉伯-伊比利亚文化融合的呼吁，这分别体现了流亡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1140年9月8日，哈列维抵达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受到众多友人和仰慕者的热情接待。随后，他前往开罗拜访政要和友人。据记载，他在春季重返亚历山大后，一名叛教者指控他以扣留钱财的手段强迫其重归犹太教，但哈列维通过关系和法律途径最终洗清了罪名。1141年5月14日，他乘船离开埃及，此后音讯全无。有一封1140年的私人信件显示，哈列维可能在当年的7月或8月去世，但具体去世地点不详。虽然他是否安全抵达耶路撒冷尚无定论，也可能是在埃及逝世，但有理由推测他最终到达了耶路撒冷之后不久才去世。
相传哈列维抵达耶路撒冷时被一名阿拉伯骑兵踩踏致死，但这一记载首次出现于其死后约450年的希伯来语杂记中。16世纪的传说则称他在耶路撒冷城门前吟诵《锡安颂》时殉道。另有一封写于1141年的信件，收信人是大马士革的一位著名拉比，其中似乎提及哈列维在耶路撒冷城门的死讯，但由于信件残缺，无法确定所述之人究竟是哈列维还是他人。不少学者指出，他的殉道传奇，加之以色列在其生平与著作中的重要地位，为其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并在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哈列维之后，零零星星地有一些犹太拉比跟随他的脚踪“上行”去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地区。同时，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实践“上行”的一些犹太拉比，他们在死后也最终选择埋葬在巴勒斯坦。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塞法迪犹太拉比迈蒙尼德(Maimonides)，他于1138年出生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是大名鼎鼎的犹太教法宗师、也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哲学家。他的哲学融合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犹太神学，对后世影响巨大。迈蒙尼德总结了犹太教的13条信仰原则，至今仍被许多犹太教派接受，他的阿拉伯语名作《迷途指引》影响了后来的犹太哲学、基督教神学和伊斯兰哲学，甚至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除此之外，他系统整理了整个犹太教法，用清晰的希伯来语撰写了法律汇编、最重要的犹太教法典之一《密示托拉》(Mishneh Torah)，他被后世犹太学者奉为“第二摩西”。迈蒙尼德后因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被驱逐出境，最后死于埃及的福斯塔特(Fustat)，但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和他的宿愿，他被埋葬在巴勒斯坦的提比里亚。
到了13世纪，伴随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的江河日下，另一位著名的西班牙塞法迪犹太拉比纳贺蒙尼德(Nachmanides)重返耶路撒冷定居，为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注入了新的生机，也为阿利亚运动带来了一丝新的契机。
纳贺蒙尼德在1194年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Girona)。其家庭富有，从小就接受了犹太经典的严格教育，很快在《塔木德》研究和犹太教律法《哈拉卡》(Halakha)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纳贺蒙尼德撰写了对《摩西五经》的注释，他的解读结合了塔木德、卡巴拉(Kabbalah)神秘主义、哲学等不同领域，不仅关注字面意思，还强调“神秘主义”的含义，被后世认为是最重要的犹太经典解读之一。当时，亚里士多德哲学经由阿拉伯哲学家阿维罗伊(Averroes)的解释，对犹太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被犹太教“第二摩西”迈蒙尼德及其追随者所接受。纳贺蒙尼德对这种将理性主义引入犹太神学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并提倡回归传统犹太信仰，强调犹太教的神秘主义。
1263年，纳贺蒙尼德受西班牙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 of Aragon)之命，与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巴勃罗·克里斯蒂安尼(Pablo Christiani)在巴塞罗那进行公开宗教辩论。这场辩论的核心是关于《塔木德》和《圣经》是否预言了耶稣的再来。纳贺蒙尼德在辩论中表现出色，但由于他的言论被视为对基督教的亵渎。由于宗教辩论后受到教会压力，纳贺蒙尼德被迫选择流亡而离开西班牙。1267年，他前往巴勒斯坦，并定居在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之父：纳贺蒙尼德

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社区十分衰落，纳贺蒙尼德努力恢复犹太教的宗教生活，建立新的犹太教堂。在他的推动下，该社区重新被激活，凝聚成一片完整的聚居区，后世称之为“旧伊舒夫”(Old Yishuv)。“伊舒夫”一直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名称，此后数百年，一些流散的犹太人陆陆续续地归回到这里，但数量非常有限，归回者中大多是虔诚的犹太教拉比及家属。在1880年代，当时在巴勒斯坦的伊舒夫社区，涵盖了奥斯曼帝国所属之叙利亚的南部，共有约2.5万名犹太人居住在那里。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这个地区共有约70万名犹太人。凭借此功，纳贺蒙尼德被人称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之父”。他于1270年去世，葬于地中海边的海法(Haifa)。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18节 回归锡安：锡安主义运动的鼻祖：哈列维

那么，什么是“锡安”？以色列人为何如此钟情于“回归锡安”？

锡安山(Mount Zion)最初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的名字，后来“锡安”这个名字逐渐演变为耶路撒冷城乃至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象征和代称。在大卫王时期，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被视为神在地上的居所。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后，锡安的宗教意义更加深远，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

对于犹太人来说，锡安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的代称，更是他们整个民族认同的象征。在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走后，锡安又成为流亡者渴望归回的象征。在圣经《诗篇》第137篇中，被掳的流亡者吟唱道：“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种对锡安的思念，贯穿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最终在19世纪催生了锡安主义运动(Zionism)。锡安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其核心理念就是犹太人应当回归祖先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

当然，基督教跟犹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基督教来说，锡安不仅指地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也象征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代表着神的国度和信徒最终的归宿。圣经《希伯来书》第12章第22节提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表达了基督徒对神圣国度的向往。这是旁话。

从古到今，锡安一直是以色列民族信仰、文化和历史的最核心内容。现代以色列国歌《希望》(Hatikvah)如此唱到：“深埋胸膛内的渴望，犹太的灵魂在吟唱。举目东方尽头遥望，向着荣耀的锡安山。我们不曾失去希望，两千年的希望，在应许之地得享自由，故土锡安和耶路撒冷。”歌曲忠实地表达了犹太人千百年来对故土的渴望，而19世纪末的现代锡安主义运动则是促成现代以色列成功建国的核心力量。作为一场旨在推动犹太民族复兴的政治和民族运动，锡安主义不仅唤醒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还推动了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定居点，并逐步形成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正是由于这一运动的不懈努力，以色列最终在1948年成功建国，并得以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巩固其国家地位。

锡安主义运动的起源虽有多种说法，锡安主义本身的一些常见说法也需要澄清，实际上，它既不是单纯的19世纪的政治产物，也不仅仅是宗教运动的结果。这一运动融合了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政治诉求，它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准确地理解锡安主义，需要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厘清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重属性。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误解，这一误解涉及犹太民族的迁徙历史。人们通常以为，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之前，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集中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只是在第二圣殿被毁后，他们才开始向世界各地迁徙，最终遍布全球六大洲。这种观点虽然得到了许多持不同政治和宗教立场的犹太群体的认可，但实际上它并不准确，它把事情过分地简化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公元前722年，亚述王撒缦以色五世(Shalmaneser V)和继任者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征服了以色列北国(撒玛利亚是其首都)。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十个支派，被亚述人掳到亚述帝国的其他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形成以色列民族大规模的外流，史称“亚述流亡”(Assyrian exile)。又到了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巴比伦帝国摧毁、南国犹大灭亡，前前后后共有三批犹太人精英份子被掳至巴比伦，造成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公元前538年，当波斯王古列(居鲁士)下令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愿意回归圣地。实际上，大批犹太人当时已经在巴比伦之地落地生根、安居乐业，而且，在犹太人被掳流亡巴比伦期间，巴比伦形成了犹太智慧与律法研究的中心，公元3世纪至6世纪间，在巴比伦的犹太拉比们编纂完成了犹太教的著名经典之一、巴比伦版的《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

到了约公元前200多年时，大部分的犹太人就已经生活在巴勒斯坦之外。这种早期迁徙得益于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的广泛贸易和政治网络。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即便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公元135年巴高巴起义失败、犹太人经历了“第二次大流散”之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巴勒斯坦依然保持着显著的犹太人口和犹太特征。例如，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地区的提比里亚(Tiberias)等城市不仅保持着犹太人口的多数地位，还一直是犹太思想的重要中心，提比里亚是专事抄录原始圣经经文的马所拉文士(Masoretic scribes)的聚集地，犹太教的众多拉比也在此居住，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塔木德》的耶路撒冷版(Jerusalem Talmud)就在这里编成。提比里亚作为犹太教的学术中心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在8世纪至13世纪之间的伊斯兰黄金时代(Islamic Golden Age)。

如果真的要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特征画上句点，其转折点并非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第二圣殿被毁时期，而是在公元11世纪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前面说过，在那一系列的战争中，当地的犹太人要么在战斗中丧生，要么遭到无差别屠杀，剩下的人，要么被驱逐、要么主动逃离巴勒斯坦。此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直线下滑到历史低点。但奇怪的是，对犹太人来说，也正是从这个公元11世纪的“驱逐逃离”时期开始，突然之间，“回归锡安”这一概念又重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

第一位真正尝试“回归锡安”的重要人物是一位11世纪的塞法迪犹太人拉比兼医生和哲学家，名叫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可以说，他才是锡安主义的真正的老祖宗。

约1075年，哈列维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治地区，大概是在今天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地区或者是图德拉(Tudela)地区，他的青年时期正值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代，阿拉伯和犹太思想在这一时期相互交融。他精通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并接受了深厚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

哈列维早年活跃于科尔多瓦(Córdoba)、塞维利亚(Seville)和格拉纳达(Granada)等地，与犹太学者和诗人保持密切联系。他的诗歌反映了他对犹太文化的热爱，并表达了对锡安和耶路撒冷的渴望。他的诗歌涉及宗教、爱情、自然等主题，但最著名的是所谓的“锡安诗”(Zionides)。哈列维的诗歌风格受到阿拉伯诗歌的影响，语言优美，情感深沉，并融合了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与灵性追求。他的诗歌影响了后世的希伯来文学，被誉为“希伯来诗歌的黄金时代的代表”。在这些诗歌中，他表达了对耶路撒冷的深切思念，并呼吁犹太人回归故土。例如，他的名诗《锡安啊，你是否不会问候你的囚徒？》(Oh Zion, will you not ask after the welfare of your prisoners)成为后世犹太诗歌的典范，后来在每年的犹太教的“哀悼日”里被广泛吟诵。

犹太人在哀悼日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西墙前

犹太教的哀悼日，即“提夏·贝·亚夫”(Tisha B'Av)，在希伯来历的亚夫月(Av)9日，通常落在公历的7月或8月。这是犹太教一年中最重要的哀悼日之一，以纪念犹太历史上多次重大悲剧，尤其是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之被毁、公元70年第二圣殿之被毁、1492年犹太人之被逐出西班牙等一系列悲剧事件。哀悼日是一年中最严肃的禁食日之一，仅次于赎罪日(Yom Kippur)。在这一天，犹太人从前一天日落到第二天日落24小时禁食，避免如音乐、笑谈等娱乐活动，禁止洗浴、禁止涂抹护肤品、禁止穿皮鞋、禁止行房。他们通常会坐在地上或低矮的凳子上，以表达哀伤，也会在犹太会堂里朗读《耶利米哀歌》和其他哀悼诗篇。这是旁话。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16节 至暗岁月：犹太人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的对象

  再来看看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歧异，更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客居异国的犹太人逐渐不受欢迎。歧视、奴役，进而迫害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公元八世纪以降，欧洲大地上就开始笼罩着一层阴霾。西班牙率先打开了迫害犹太人的潘多拉魔盒，颁布法令将犹太民众贬为奴隶。紧随其后，法兰西的土地上燃起了无情的火焰，吞噬着无辜的犹太生命。1179年，天主教第三次拉特兰会议(The Third Council of the Lateran)首次以教会法规的形式，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同住一处。此后，这股歧视之风席卷欧洲。不列颠岛上的反犹浪潮愈演愈烈，当1189年，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加冕为王的钟声敲响时，却伴随着犹太人的哭声和哀嚎。最为悲壮的一幕发生在约克城。据记载，约1500名因受迫害而陷入绝境的犹太人，在绝望与信仰的双重驱使下，做出了令人心碎的抉择，他们先是痛苦地结束自己妻儿的生命，随后在熊熊烈火中选择了集体赴死，这些灵魂后来被集体埋于约克城的宫庭附近。1291年，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曾下令驱逐16万名犹太人出境。1358年，法国也采取了全面驱逐犹太人的政策。
中世纪的欧洲，基层教士的迷信宣传与普通教徒的蒙昧认知交织在一起，将犹太民族塑造成一个被上帝唾弃的族群。这种偏见如同滚雪球般，在历史的坡道上越滚越大，最终酿成了一桩桩惨剧。1321年，当麻疯病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时，一个荒诞的谣言开始流传：犹太人唆使麻疯病患者向井中投毒。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却成为了无数犹太人惨遭酷刑与屠戮的借口。他们的家园被洗劫一空，积累的财富尽数落入地方当局之手。更为悲痛的是1348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这场瘟疫夺走了四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然而犹太人却因其优良的医疗传统、严格的卫生习惯，以及被刻意地隔离，却能幸免于难。讽刺的是，这种相对的幸运却为他们招来更大的灾难。蒙昧的人们不去探究其中的科学原因，反而编造出犹太人与魔鬼勾结、散播瘟疫的荒谬说辞。宗教狂热加上愚昧偏见，致使成千上百的犹太人惨遭杀害，他们世代生活的社区也化为灰烬。
欧洲人对犹太民族的偏见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既然他们是社会上的“异质”、人体上的“肿瘤”，隔离更须加强，以防止其“扩散”。于是，一个个“隔都”(ghetto)如同孤岛般在欧洲各地崛起，成为历史上最为惨痛的隔离制度之一。
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率先在城中铸造枪炮厂周围辟出一片街区，用高墙将其与外界隔绝，强迫所有犹太居民迁入其中。1555年，罗马教皇保罗四世更是颁布严令，要求所有生活在罗马及教皇统治地区的犹太人必须佩戴特殊标志，禁止他们与天主教徒往来，并将其束缚在被严格划定的居住区内。
随着时光流逝，这些“隔都”内的人口不断增长，却始终被禁锢在原有的范围之内。犹太人后来也情愿住进格托区，这样可免于与外族混杂，也便于保持犹太人独有的风俗习惯和保障生活的安全。不过，狭窄的居所内，人满为患，卫生环境恶劣，火灾隐患重重。历史记载中，多少次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些拥挤的角落。按照教廷法令，每个“隔都”仅允许设置一个大门，而看守大门者必须是基督徒，讽刺的是，他们的工资却要由被监管的犹太人支付。每当夜幕降临，或在安息日、犹太节日与基督教节日期间，这些大门都会紧闭，宛如一道道无声的枷锁，将犹太人与外界社会彻底隔绝。到了14、15世纪，隔离制度已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远在东欧的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也纷纷划定犹太人居住区，将他们圈禁其中。
这些“隔都”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禁锢，更是对一个民族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全方位压制。那些高墙不仅阻隔了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也成为了人性之墙、文明之耻，在历史的天空下投下了漫长而深重的阴影。
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广为人知，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隔离政策可谓如出一辙。追溯至11世纪的埃及开罗，犹太人便被迫聚居一隅。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命运与欧洲“隔都”中的同胞别无二致，被迫居于封闭之所。在波斯、阿富汗等地，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被高墙环绕，他们甚至无权在围墙之外经商谋生。摩洛哥堪称穆斯林世界中最早且最严苛实施隔离政策的国度。早在1280年，非斯(Fez)古城的犹太居民就被强制迁入城南的隔离区。这片区域，不仅有高墙围护，更有军士把守。这一制度延续至20世纪初才逐渐消亡。而在也门，1679年，世代生活于此的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迁往郊区特定地带安居，这种隔离状态竟延续至今。总之，在犹太人流散的漫长岁月中，几乎所有他们落脚的国度都延续并强化了这一排斥传统。

19世纪末意大利水彩画家和摄影师埃托雷·罗斯勒·弗朗茨(Ettore Roesler Franz)的《消失的罗马》系列组画中的一张：罗马犹太人的“隔都”。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客居国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排犹传统和宗教偏见，犹太人常被视为不祥之徒，但是客居国却在经济上压榨犹太人的钱财，对他们随心所欲地横征暴敛。
因为客居的犹太人被规定住在“隔都”，很多传统工作也不容他们染指，比如农耕工作一概不被允许。犹太人不得不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在夹缝中求生存，很多人从事商贩和放贷等少数非传统行业。凭借自身卓越精明的才干和勤俭持家的传统，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崭露头角，成为行家中的翘楚，精通跨国贸易。他们中不少人也渐渐地发家致富，甚至常常成为欧洲客居国统治者和宗教精英们的债主。出于嫉妒与仇恨，世俗统治者和天主教会主教们常以各种借口剥夺犹太人的财富，这不仅帮助他们解决了因穷兵黩武或花天酒地所带来的债务问题，也满足了他们自己的“红眼疾”。而客居国的普通百姓由于缺乏见识，也往往将富有的犹太人视为斗争目标，却不知他们自己的悲苦命运源自何处。
富有的犹太人一方面被视为客居国各种问题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统治者们赖以收取赋税的重要对象。这些统治者既要排斥他们，又不得不利用他们。以法国为例，1182年至1321年期间，他们曾4次驱逐犹太人，但每次又将他们召回。1322年，他们再次将犹太人驱逐。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打响，英法双方因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耗尽国库。1361年，法王约翰二世(John II of France)被英国俘虏。作为英格兰的囚徒，约翰仍然被给予王室特权，让他继续能够享有尊贵的生活。当时法兰西因为失去国王而濒临崩溃，当全国上下不计代价为赎金筹钱时，约翰却在英国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根据约翰囚禁时的帐册显示，他购买了大量的马匹、宠物、服饰，还供养一名占星家和一支宫廷乐队。为了筹措赎金，法国才重新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让他们当法王的纸醉金迷买单。
居住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是英国王室盘剥勒索的对象。1066年，诺曼底人占领英格兰并建立诺曼底王朝(House of Normandy)，这也成为了犹太人进入英国历史的起点。到达英格兰的犹太人大多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摩洛哥，他们开始学会使用诺曼语(Normaund)交流。在英国，犹太人的境遇与在欧洲大陆并无二致，被视为“宫廷奴仆”，需向领主定期纳税并效忠。12世纪前后是英国犹太人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积极协助英王筹集资金,增添国库财富，作用不可小觑。当时英国仅有2500户犹太人，占全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一，但他们交纳的税款竟占总税收的七分之一！然而，即便如此，犹太人仍逃脱不了英国统治者的迫害。1290年，爱德华一世颁令将全国16000名犹太人驱逐出境，此举在西欧中世纪引发了空前规模的犹太人驱逐运动。遭此毒手的犹太人不得不潮水般流散至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大部分财产最终也沦为英国国王的战利品。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15节 至暗岁月：地成为荒场、城变为荒凉

  第11世纪末发生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一场空前的浩劫降临在这片土地上。公元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矢志将信奉回教的“异教徒”驱逐出圣地。十字军将士对犹太人和穆斯林展开无差别的屠戮。所幸意大利和埃及的犹太社区伸出援手，将一些被奴役的同胞赎回，护送他们前往埃及避难。1099年7月15日，耶路撒冷城被十字军攻破。那一天，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与恐慌。圣城笼罩在血色的暮光之中。征服者的刀剑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收割着无辜的生命。当夕阳西沉，鲜血染红了圣墓教堂前的广场，一场更为骇人的惨剧正在上演：所有的犹太居民被驱赶入他们的会堂，烈焰吞噬了这座庄严的建筑，连同里面数千条鲜活的生命。这场浩劫夺走了二三万犹太人的性命。那些奋起抵抗的勇士们，或被俘虏，或惨遭杀戮，或被贩卖到遥远的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Puglia)，沦为奴隶，只有少数犹太人幸免逃脱，在异乡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降至谷底。耶路撒冷这座古老的城市笼罩在悲伤与血腥的阴影之下。
十字军东征，这场打着信仰旗号的远征，却写下了无数的血腥序章。他们所到之处，犹太人的社区化为灰烬，犹太人的生命如秋叶般凋零。在这场针对穆斯林、夺回圣地的所谓“圣战”中，犹太人成为最惨重的牺牲品。十字军士兵们发现犹太人就是“可恨的异教徒”，他们高喊着“杀死一个犹太人，便能拯救你的灵魂”这样荒谬的口号，将宗教狂热演变为赤裸裸的暴行。耶路撒冷被十字军占领之后，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起基督教(天主教)的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生活在耶路撒冷王国中的犹太人，仍然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简直是度日如年。

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夺取耶路撒冷，并在入城后展开了一次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不断转动。90年后，1187年7月4日，在哈丁战役(Battle of Hattin)中，库尔德将军萨拉丁(Saladin)率领阿尤布苏丹王朝(Ayyubid Dynasty)的穆斯林部队击败了十字军，重新夺取了耶路撒冷。在穆斯林的统治下，耶路撒冷被尊为继麦加、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这一时期，饱经磨难的犹太民众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他们获准在西墙附近定居，这片区域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犹太区”。在这段难得的平和岁月里，一些流散各地的犹太人陆续重返故土。到了1212年，已有大批犹太人重返圣城。其中包括300位来自英法两国的拉比，他们的到来为这座古城注入了新的生机。
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在1259年戛然而止。入侵的鞑靼人，将耶路撒冷洗劫一空，使这座古老的城市陷入一片废墟。翌年，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人(Mamluk)挥师北上，驱逐了鞑靼军队，接管了这座圣城。1291年，十字军所控制的阿卡城(Acre)被穆斯林占领，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王国覆灭。在此后的200多年间，耶路撒冷犹如一片飘摇的落叶，时而落入开罗政权之手，时而又归于大马士革的统治之下。各部族为争夺这片圣土而连年征战，战火不断，使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难以愈合创伤，始终无法恢复昔日的荣光。
在马穆鲁克人的统治下，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下。统治者的苛政重压，加之治理不善，使这片土地的社会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无数居民被迫背井离乡，人口急剧减少，其中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人数更是断崖式下跌。虽然期间仍有零星的犹太移民从欧洲、北非和叙利亚陆续迁入，勉强维系着这个几近崩溃的犹太社区，使其免于完全消亡的命运，但犹太人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依然持续萎缩。
1516年，在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这位“辉煌帝王”的统领下，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耶路撒冷收入囊中。到了1535年，苏莱曼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些古老的城垣至今仍然巍然屹立，环抱着旧城。在城东面对橄榄山的方向，苏莱曼修建了一座通往圣殿山的宏伟城门，也就是后人所称的“金门”(Golden Gate)。传说，这里正是昔日耶稣骑着小驴，穿过城门进入圣殿院落的地方，或至少离那个历史性地点不远。苏利曼原本计划举行盛大的仪式，亲自从这金光闪耀的城门进城，却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下令将这东门永远封闭。今天在耶路撒冷，这座圣城的所有城门每天都敞开，任人自由出入，唯有那“金门”依旧紧闭。它是否会继续封闭，直到弥赛亚再次进入耶路撒冷呢？先知以西结曾经如此预言道：“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见圣经《以西结书》第44章第3节)所以，让我们怀着一颗憧憬的心情拭目以待吧。
另外，在经过这一波又一波的迁徙与驱逐之后，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的旗帜在1517年飘扬在巴勒斯坦上空时，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口已寥寥无几，仅剩约5000人。这些幸存者中，既有世代扎根于此的原住民后裔，也有从流散地重返故土的游子。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确立，巴勒斯坦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安定的岁月。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及耶路撒冷长达四个世纪，这片曾经的圣地已经成为贫瘠的荒场。19世纪时，美国文豪马克·吐温造访这片圣地，他笔下的巴勒斯坦，是一幅令人心痛的衰败图景：“巴勒斯坦，犹如一个披麻蒙灰的人，默默地坐在尘土之中。这片土地虽有肥沃的泥土，却只长满了荆棘，寂寞地等待着生机的重现。旅途中，我们不见行人踪迹，目光所及，既无树木婆娑，也无绿意盎然。......拿撒勒沦为无人居住的荒村，耶利哥像被诅咒一般卧于废墟之中。伯利恒和伯大尼蒙受屈辱，贫困至极。很难想象，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曾经留下救主的足迹。”而耶路撒冷本身，在马克·吐温的笔下更是一片萧索：“这座古城笼罩在凄怆与郁闷之中，了无生气。我绝不愿在这样一个失去活力的地方安身。”
岁月流转1800余载，这座曾经辉煌热闹一时的圣城仿佛被时光的尘埃所掩埋。昔日熙熙攘攘充满进香客的耶路撒冷，如今竟在世人记忆中渐渐淡去。曾经是商旅南来北往的巴勒斯坦，也只剩下一片荒凉寂寥的景象，成为荒芜之地的代名词。

【现代以色列演义】第13节 至暗岁月：犹太人如糠秕被狂风吹去

  话说公元70年和135年的两次犹太战争后，大量犹太俘虏被罗马人卖到各地为奴隶，罗马帝国的铁腕镇压迫使幸存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大多离开故土，彻彻底底地成了一个没有定居之地的“流散民族”，他们不得不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流散之旅。最初，犹太人的足迹遍布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与在亚述灭亡以色列国时期和“巴比伦囚虏”时期流散的犹太人汇合。
其实，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皇帝提图斯统治期间的大约四个世纪里，已经有300万到500万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据估算，这个时期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已占当时犹太人总人口的60%。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前，虽然犹太人已是罗马帝国中的劣等公民，但好歹仍然有附属于罗马人的犹太政权和神权存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心目中的神权象征轰然崩塌，巴高巴起义之失败再次让犹太人复国独立的希望破灭，直接激发了犹太人的大逃亡。
第3世纪上半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波斯人的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对犹太人的政策相当宽容，吸引了许多犹太人前往居住。当时，移居巴比伦的犹太人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在那里，自治的犹太社区蓬勃发展，他们被经济繁荣的承诺和在那里过上完整犹太人生活的愿景所吸引。据估计，从3世纪到7世纪之间，巴比伦犹太社区的人数约有100万，形成当时最大的犹太侨民聚集地，其侨民人口已经超过了住在巴勒斯坦故地的犹太人口。
在当时，巴勒斯坦和巴比伦是犹太教信仰及其学术的两大中心。然而，这两个社区的犹太学者之间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因为许多巴勒斯坦的犹太学者担心，随着犹太人持续向外移民，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教中心的地位会逐渐消失。许多巴勒斯坦的拉比不愿视巴比伦的教内老师为平等的同仁，也拒绝任命巴比伦的学生在他们的学院机构中任职，他们担心这些学生成为拉比之后会返回巴比伦。所以，大量犹太人迁居巴比伦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学术机构造成了不利影响，经济支撑和学术支撑的天平都慢慢地向巴比伦的犹太社区倾斜，以致于到公元3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学术机构开始依赖巴比伦的捐助，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巴比伦犹太社区及其学者身上。
另外，公元212年，罗马帝国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安东尼宪法》(Constitutio Antoniniana)，这份法令开创性地将公民身份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其中也包括了犹太族群。这一决策为后来的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奠定了对待犹太人的法律基础。
这样，大量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扩散，他们逐渐迁徙到地中海沿岸及西欧。从那里开始，犹太人又渐向全球各地扩散，最终遍布世界各地。甚至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发现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踪迹。中国境内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犹太社区位于河南开封。早期的开封犹太人在此地建立了犹太教会堂，他们保存着古老的犹太经书。其宗教曾被称为“一赐乐业教”，所谓“一赐乐业”就是希伯来文“以色列”的音译。在圣经《创世记》(第32章第24-32节)中，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与神摔跤时，被神摸了大腿窝的筋而大腿变瘸，所以，犹太人在处理牛羊时会把它们的腿筋挑出来不吃。开封犹太人也遵循这种习俗，所以有人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关于犹太人何时进入中国，学界尚无定论。然而，多数研究开封犹太人历史的专家认为，他们是来自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70年代，即马加比起义期间，这些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印度的孟买地区，在那里定居了约一千一百多年。到了中国北宋时期(960-1126年)，他们又通过海路抵达中国，最终定居在当时的北宋都城开封。当时的犹太人社区约有两三百户，后来逐渐与汉族人融合，如今只留下了会堂遗址上的几块碑刻。这是旁话。
回头再说313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承认在帝国辖境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后来，基督教正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安东尼宪法》的法律传统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拜占庭统治期间，只要依法缴纳特定的犹太税(Fiscus Judaicus)，犹太人就能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法律对犹太人的信仰习俗给予了特殊的保护和尊重：犹太教堂被视为神圣的礼拜场所，不容侵扰；犹太法院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享有司法权威；安息日和重要节日期间，任何人都不得强迫犹太人违背其宗教习俗。在割礼这一犹太传统仪式上，法律制定了明确而谨慎的规范：虽然犹太人可以按照其宗教传统为子女行割礼，但若对非犹太儿童实施此仪式则可能被处以极刑，对非犹太成年人则可能遭受流放惩罚。这些规定既保障了犹太人的宗教自由，又维护了社会秩序。自公元390年以来，巴勒斯坦地区的几乎所有领土都处于拜占庭宗主权之下。该地区被划分为巴勒斯坦第一省(Palestina Prima)、巴勒斯坦第二省(Palestina Secunda)和巴勒斯坦第三省(Palestina Tertia)。这些省份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方管区”(Diocese of the East)的一部分。

这是14世纪书籍《亚历山大传奇》的微型手稿的插图的一部分，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场景。犹太教的祭司(拉比)向亚历山大大帝献上金银，亚历山大则将拉比的礼物用在他的神身上。虽然说的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但是整个场景完全按照拜占庭晚期的拜占庭风格描绘。亚历山大大帝被描绘成拜占庭皇帝，他的军队被描绘成14世纪的拜占庭士兵。犹太拉比(站在右边)身穿独特的礼服，头戴小帽。

第4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昔日的异教神庙纷纷让位于庄严的基督教堂，而耶路撒冷也逐渐发展成为众多朝圣者向往的圣地。然而，在这一历史转折期，基督教会却刻意与其犹太文化根源渐行渐远。教会的教义和礼仪逐渐偏离了圣经的本源教导。一种名为“取代神学”(replacement theology)的思潮悄然兴起，认为基督教会已如新生的枝叶、取代了犹太民族这古老的根系，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神学宣称，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已经替代了摩西时代的圣约。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反犹太主义在基督教群体中逐渐蔓延开来，并为众多基督教信徒所接受，它也为日后欧洲人长达千年的反犹情绪和排犹政策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的种子。后面还有540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