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所谓的“原始犹太复国主义”(Proto-Zionism)的运动,因为其代表人物的理念与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个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是在英国,他就是英国犹太银行家兼慈善家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
蒙蒂菲奥里算得上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犹太裔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784年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 Duchy of Tuscany)的里窝那(Livorno)。但他家是英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因为他的祖父早在17世纪40年代已迁居伦敦,不过,其家族仍与这个以秸秆帽子闻名的港口城市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父母当时正在里窝那进行商务活动。后来,蒙蒂菲奥里回到伦敦肯宁顿之后,开始了他的求学和职业生涯。他先后在杂货店和茶商处当学徒,随后进入伦敦城的会计事务所工作,最终成功跻身伦敦仅有的十二位“犹太人经纪人”之列。他与兄弟亚伯拉罕共同经营的公司在金融界享有盛誉。1812年,他结婚了,通过这桩婚姻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因为他的妻子的姐姐嫁给了纳坦·迈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后者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犹太金融世家之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分支的掌门人。这段姻亲关系也促成了两人之间紧密的商业合作。
1824年,年仅40岁的蒙蒂菲奥里选择从商业活动中退休,将精力转向社会公益事业。他的公共服务生涯硕果累累:1836年出任蓝袍学校基督公学(The Blue Coat School)校长,次年当选伦敦治安官。这位身高1.91米的绅士后来还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骑士封号,并于1846年被授予男爵爵位,以表彰他为犹太族群所做的人道主义贡献。1827年首次访问圣地是蒙蒂菲奥里生命的转折点,这次朝圣之旅使他从一个不甚严格的信徒转变为虔诚的犹太教徒,并在伦敦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Bevis Marks Synagogue)积极参与宗教活动。
蒙蒂菲奥里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三次造访巴勒斯坦后,开始实施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发展计划。作为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愿景却超越了纯粹的宗教层面。他是历史上首位将“阿利亚”视为既有宗教意义又具现实意义的先驱者。在他的理念中,巴勒斯坦不仅是犹太人实践信仰的圣地,更是为遭受迫害的犹太同胞提供庇护的现实避风港。
蒙蒂菲奥里最具远见的贡献之一是发起了耶路撒冷城市扩展计划。这个计划突破了中世纪城墙的限制,不仅为居住在拥挤老城区的犹太居民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还吸引了来自希伯伦(Hebron)、采法特(Safed)等偏远城市的犹太人,以及海外犹太移民前来定居。1855年,他资助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建立第一个犹太人社区“平静的居所”(Mishkenot Sha'ananim),这也是耶路撒冷城墙外的第一片现代犹太人定居点和贫民所。此外,他还引入了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建立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教育机构,为当地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努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式兴起时,耶路撒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现代化城市。到1882年,耶路撒冷的总人口约2.1万人,其中基督徒约5000人(占24%),穆斯林约7000人(占33%),犹太人约9000人(占43%)!这种人口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为日后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蒙蒂菲奥里的远见卓识和务实行动,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和社会基础。
蒙蒂菲奥里也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改善世界各地犹太人处境的事业中。他多次进行充满挑战性的外交任务:1840年赴奥斯曼帝国营救在反犹太主义份子发动的大马士革事件中受到监禁的叙利亚犹太人;1858年赴罗马为解救犹太青年而奔走;1846年和1872年两度访问俄国;1864年造访摩洛哥;1867年前往罗马尼亚。这些不懈的努力使他成为东欧、北非和中东地区受压迫犹太人心中的英雄人物。
从1827年至1875年间,蒙蒂菲奥里七次访问巴勒斯坦,最后一次访问时已是91岁高龄。这些旅程在当时不仅耗时且充满危险,更显示了他对犹太事业的执着。从1835年起到1874年,他担任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Board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主席39年,创下最长任期纪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41-18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Charles Henry Churchill)的通信往来,被历史学家视为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萌芽的重要史料。有意思的是,蒙蒂菲奥里活到了100岁,才于1885年7月28日在英国拉姆斯盖特(Ramsgate)去世。他的努力为犹太人带来了更多自由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被许多犹太历史学家视为犹太民族复兴的早期的关键人物之一。
除了英国的蒙蒂菲奥里为犹太人的权益奔走操劳之外,在同时代的法国也有一位著名的犹太人领袖投身于维护法国犹太人的权益和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归回事业,他就是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
1796年,克雷米厄出生于法国南部尼姆(Nîmes)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在巴黎学习法律并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由于他的法律才能和雄辩口才,他很快在法国司法界崭露头角。他的政治生涯跨越了多个政权。在1830年代以后的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时期,他成为自由派律师,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倡导宗教自由和人权。1842年,他当选为法国国会议员。1848年,法国七月王朝被推翻,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Deuxième République),克雷米厄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参与起草新宪法。由于支持民主和自由主义,他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并在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被迫退出政坛。1870年普法战争后,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克雷米厄再次成为司法部长,并主导《克雷米厄法令》(Crémieux Decree)的颁布,使居住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得以获得法国国籍。这项法令极大改善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但也引起了法国殖民者和穆斯林社群的不满。克雷米厄长期担任法国犹太人团体(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的领导人,积极推动犹太人在法国的平等权利,还帮助欧洲各国和中东的犹太人获得教育和法律保护。
在19世纪后期,克雷米厄在巴勒斯坦雅法城(Jaffa)外的米克维以色列(Mikveh Israel)地区建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这所学校不仅为当地犹太移民提供了重要的农业技术培训,还成为推动犹太人定居事业的重要基地。随着学校的发展,其影响力很快突破了中世纪城墙的限制,向周边地区扩展。这种扩张的态势带来了显著成果:到1878年,多个新的犹太农业定居点相继建立,包括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盖奥尼(Gei Oni)等地,这些早期的农业定居尝试为后来更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和定居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克雷米厄于1880年在法国巴黎去世并葬在那里。
同一时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还有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重要的先驱人物,他就是耶胡达·阿尔卡莱(Yehuda Alkalai)。1798年,阿尔卡莱出生于萨拉热窝(Sarajevo, Bosnia and Herzegovina),他的家族属于塞法迪犹太人。童年时期,他搬到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e),在那里接受了传统的犹太宗教教育,并研习《塔木德》和《卡巴拉》。最终成为塞尔维亚塞姆林(Zemlin)的一名拉比,并在那里工作了数十年。
在19世纪的欧洲,犹太人虽然在法英等国取得一些权益,但仍然长期地受到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在东欧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阿尔卡莱受到犹太教弥赛亚思想(Messianism)和卡巴拉神秘主义(Kabbalah Mysticism)的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的复兴应当通过实际行动,而不仅仅依赖于等待弥赛亚的到来。
183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听见的人要喜乐》(Minhat Yehuda)的小册子,提出犹太人应该积极移民到以色列土地,而不是被动等待神的拯救。阿尔卡莱的思想可以被视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 Zionism)的早期雏形,他的核心理念包括:第一,他强调移民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责任。他认为,犹太人应该主动返回以色列土地,而不是仅仅等待弥赛亚的降临;犹太人回归故土,并在那里重建自治生活,才是最终实现弥赛亚时代的前提。第二,他主张复兴希伯来语。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和国家建设的手段,他提倡希伯来语的复兴,认为希伯来语应该成为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第三,他提出了犹太国家的步骤。他提出,犹太人应该逐步积累财富,并创建一个专门的基金,用于购买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他也呼吁建立一个由犹太社区领导的组织,协调全球犹太人的移民计划,并获得奥斯曼帝国的许可。
1874年,阿尔卡莱移民到了当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今以色列地区),并最终于1878年在耶路撒冷去世。虽然在他去世时,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尚未正式形成,但他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犹太自治、移民、土地购买、建立机构等,影响了之后的犹太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现代以色列国父”的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于1896年写成的现代以色列国的建国蓝图之作《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中的许多理念,都可以在阿尔卡莱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基础。阿尔卡莱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宗教方面,不过,赫茨尔在19世纪末期所提出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理论与之非常相似。看官请不必着急。关于现代以色列国之国父赫茨尔的事迹及其思想主张,我们后面会慢慢地详细介绍,在此只提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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