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历史推进到了16世纪，出于稳定国家政局的考量，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采取了积极推进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的方针。18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所属之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贝都因部族首领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Umar)经过一系列军事扩张，一度统治巴勒斯坦大部、黎巴嫩南部及叙利亚西部海岸，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在欧麦尔统治期间，他也颁发给犹太人的鼓励政策，吸引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
但是，苏莱曼的推进方针也好，欧麦尔的鼓励政策也罢，虽然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阿利亚运动似乎也得到一定的推动，却远远未能达到统治者们预期的目标。这主要源于两个制约因素：其一，当时的巴勒斯坦经济凋敝、环境恶劣、没有任何人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若非是被迫离乡背井，鲜有人愿意承担迁徙所需的高额成本和到达之后的诸多不便。正因如此，真正前往定居的大多是虔诚的犹太教拉比和犹太教神秘主义者，因为他们怀着对圣地的敬畏与向往，可以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其二，面对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重重困难，许多归回的移民最终难以坚持，不得不又离开、重新寻找其它的安身立命之处。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长期定居。
此外，阿利亚运动停滞不前，还有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原因。自16世纪以来，将阿利亚运动作为以色列人复兴国家的理念这一做法，在当时遭到犹太人的广泛质疑和抵制。尤其是持守严格正统观点的犹太教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阿利亚这种想法背离了犹太教的核心教义。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回归圣地应当是一个神圣的有序的宗教过程，而不是世俗的政治运动。这种观点与当时新兴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形成了鲜明对比。
犹太教传统主义者反对阿利亚运动的根据是来源于他们对“第二摩西”迈蒙尼德对弥赛亚预言的描述的字面指示。犹太人笃信，神会差派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的到来，而迈蒙尼德对弥赛亚是如此说的：“将来，弥赛亚王将崛起，复兴大卫王朝，恢复其最初的统治权。他将建造圣殿，聚集被掳的人(kibbutx galuyot)……任何不相信他或不等待他到来的人，不仅否认了其他先知的言论，也否认了《托拉》和我们老师摩西的言论。”其中，“聚集被掳的人”(kibbutx galuyot)这个概念确实可以追溯到圣经的记载中，不少经文都说神应许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带回以色列。比如：《申命记》(30:3-4)如此说：“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以赛亚书》(11:12)如此说：“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这些经文成为犹太教关于弥赛亚时代(Messianic Era)的重要信仰之一，就是在未来，犹太民族将在弥赛亚的带领下回归应许之地以色列。近现代以色列的集体社区体制“基布兹”(kibbutz)这个名字就是取自“聚集”(kibbutx)这个希伯来词。这是旁话。
回头再看迈蒙尼德对弥赛亚的预言解释文字，传统主义者呆板地将之逐字硬搬，他们认为，按照迈蒙尼德的意思，弥赛亚要先到，然后重建圣殿，然后才有被掳犹太人的归回聚集。他们认为：这个顺序不能打乱，否则就是否认先知们的预言、否认摩西五经！弥赛亚尚未来到，阿利亚运动却先要求犹太人归回聚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妥妥的异端邪说！这时，阿利亚运动“小荷才露尖尖角”，却“早有异端立上头”，刚刚有点生气，却眼看着要被传统主义者硬生生地扼杀于摇篮之中。
正当阿利亚运动走向低潮之际，到了17世纪，犹太人的社会里突然冒出了一场“弥赛亚运动”。有一个犹太教拉比悍然声称，他就是神应许差派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
这个自称是弥赛亚的人，名叫沙巴泰·泽维(Shabtai Tzvi)，1626年，他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士每拿(Smyrna，就是伊兹密尔İzmir，在今日土耳其境内)。他的家族是塞法尔迪犹太人，是来自西班牙的犹太流亡者。其父是商人，他从小接受正统犹太教育，精通《塔木德》和《卡巴拉》。
茨维天资聪颖，虽精通犹太传统律法，却对《卡巴拉》更为着迷。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虔诚却不拘一格，甚至不惜在禁食日食肉，公然违背教规，因此常被视为特立独行。1648年，年仅22岁的他自称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并逐渐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形成所谓的“沙巴泰运动”(Sabbatean movement)。然而，该运动的教义核心是相信在弥赛亚时代，传统上被认为是有罪的行为会转变为正义的行为。这种反律法主义教义导致茨维和他的追随者故意违反犹太诫命，当地的犹太宗教领袖认定其言行异端，最终将他驱逐出士每拿。1651至1663年间，茨维周游各地，足迹遍及伊斯坦布尔、希腊、巴勒斯坦和埃及，沿途宣扬自己的弥赛亚身份。1663年，他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与另一位神秘主义者纳坦·阿兹拉提(Nathan of Gaza)相遇。阿兹拉提随即成为他的追随者，并在整个犹太世界大力宣传茨维是救世主的身份。
1665年，一场席卷犹太世界的弥赛亚狂热迅速蔓延。众多犹太人坚信茨维将开启弥赛亚时代，重振犹太民族，重建圣殿，带来世界和平。次年，茨维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追随者们笃信他将在此建立新的王国。然而，奥斯曼当局视其为威胁，将其逮捕。
沙巴泰·泽维妄称自己是弥赛亚
茨维妄称自己是弥赛亚，搞了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荒诞剧，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犹太世界的宗教狂热。他的弥赛亚运动导致犹太世界极大的撕裂，许多犹太拉比在此之后更加警惕神秘主义，并推动更加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实践。茨维的失败也慢慢地促使了现代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哈西德主义(Hasidism)的兴起。不过，茨维的“沙巴泰运动”又带来另一个副产品：阿利亚运动再一次回到犹太人的意念之中，他们又重拾起归回的议题。
茨维的兴风作浪，不仅迷惑了当时的犹太教世界，也迷惑了当时的基督教界，其中就有英国17世纪中期的一个激进宗教政治团体“第五君主派”(Fifth Monarchists)。当时正值英国内战时期，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与以清教徒为主的议会军之间爆发武装冲突，这场对抗最终演变为英国内战。属于清教徒的第五君主派的核心信仰植根于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和基督教末世论，认为根据圣经《但以理书》中的预言，世界历史由四大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统治，而第五个帝国即将到来，届时基督将亲自统治世界。基于这一信念，他们积极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当时的英国政府，以此为基督的统治扫清障碍，迎接他们眼中即将来临的神圣统治时代。这一时期，英国新教各派蓬勃兴起，其中包括长老宗、独立派和浸礼宗等。部分激进教派渴望建立神权统治，第五君主派就是典型代表。茨维的出现正好符合了第五君主派的“渴望”，他们坚信茨维本人就是第二次降临的耶稣基督，在茨维的领导下，犹太人将重返巴勒斯坦故土，随后全体犹太民族都会皈依基督教。这样，第五君主派顺理成章地支持推动犹太归回巴勒斯坦的阿利亚运动。后来，第五君主派的“犹太人归回、全体归信基督”的“理想”随着该派的式微而渐弱。
但到了1809年，英国又出现一帮人接过了第五君主派的“理想”，这就是“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的推动，其最具影响力的领袖是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他是一位性格特立独行的议会后座议员，后来继承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爵位(Earl of Shaftesbury)。顾名思义，该组织的宗旨显然就是要在犹太人中传扬基督教的福音，推进犹太人的归回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在当时这些支持犹太人回归圣地的团体被称为“基督教复原主义者”(Christian Restorationists)，但在现代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他们追认为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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