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在大多数犹太教思想流派中，积极参与恢复犹太民族独立的观念，长期以来被视为异端邪说。平斯克认为，马加比起义和犹太罗马战争的记忆，逐渐被神话化，成为不容亵渎的历史象征，从原本的历史事件变成了凡人无法触及的神圣斗争。弥赛亚，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哲学的概念，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赋予了神秘而不可接触的性质。尽管如此，世俗主义的崛起和犹太人民思想的觉醒仍不可忽视。
平斯克相信，对于犹太研究运动也带来了一种更为理性和分析性的方法，它促使犹太人重新思考自我解放的意义。犹太人要“自我解放”不仅仅是要摆脱世俗国家压迫而取得解放，更是要摆脱犹太教领导人的压迫而取得解放。这一解放运动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犹太民族意识的复兴。尽管这一运动最终被证明方向错误，但发起反抗的本能，却从一开始就显得尤为正确。我们早就预料到会面临强烈的反对，但“胆小的人永远不会赢得美丽的女士”，我们又能失去什么呢？ 《自我解放》发布仅仅十天后，罗马尼亚的拉比和语言学家摩西·加斯特(Moses Gaster)与其他几位犹太领袖一起，召开了一次罗马尼亚犹太人大会，即“福克沙尼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Focșani Zionist Congress)。罗马尼亚，作为另一个似乎无法实现犹太解放的国家，也开始努力推动变革了。大会参致力于“农业定居联盟”，并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组织集体移民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在那里建立农业社区定居点(moshavot)，将之命名为尚布龙(Shomron)或撒马利亚(Samaria)。不久后，1882年7月，乌克兰的大学生们也成立了“巴勒斯坦先锋队”(Palestine Pioneers)，即“比卢”组织(Bilu)，他们在年底成功建立了新城镇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和罗什平纳(Rosh Pinna)。此后，亚苏德·哈马拉(Yesud HaMa'ala)等新城镇也相继建立，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逐步推进。
尽管平斯克将“自我解放”构想为一场由东欧犹太人发起、并专门为东欧犹太人服务的运动，但其核心理念和背后的苦难经历，显然并非该地区的独有现象。
在遥远的南部，位于也门的穆斯林塞义德派(Zaydism)伊玛目统治王朝，自17世纪起便实施严苛的反犹法律，犹太人的生活在此处极为艰难。仅在19世纪，这里便发生了多次屠杀、强迫迁移以及多个自称弥赛亚的事件。在这一时期，拉比兼人类学家雅科夫·萨菲尔(Yaakov Saphir)曾多次前往也门，他不仅积极打击弥赛亚崇拜的风潮，还鼓励犹太人将目光投向家园巴勒斯坦，寻求和平与安全。早自1872年起，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也门之后的几十年里，大约有2500名犹太人响应了萨菲尔的提议，这一群体约占总犹太移民的10%。
此外，在中亚的布哈拉酋长国(Emirate of Bukhara)也存在类似情况。1868年，俄罗斯入侵结束了布哈拉长久以来的统治，俄罗斯的暴行激发了布哈拉的拉比什洛莫·穆萨耶夫(Shlomo Moussaieff)和西蒙·哈卡姆(Shimon Hakham)的心志，他们不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布哈拉区，尽管他们的动机更多出于宗教传统，而非单纯的人道主义关怀。
回头再说平斯克。在发表《自我解放》之后，他开始积极推动犹太人的民族独立事业。平斯克的“自我解放”理念最后也成了众所周知的、具有真正的近代意义的新名词：锡安主义(Zionism，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之后不久，一个叫“锡安之爱”(Hovevei Zion)的组织机构成立了。“锡安之爱”运动的最初纲领由艾萨克·鲁夫(Isaac Rülf)于1883年起草，确立了组织的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
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受到“自我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各个团体纷纷从中汲取灵感。然而，这些团体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甚至缺乏系统的协调与领导。新建立的犹太定居点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大多数都位于未开垦的山顶，需要大规模的土地改造，而定居者中绝大多数缺乏农业经验，对农耕劳作一无所知。由于种种困难，许多定居者最终选择放弃农村生活，迁往邻近的城市，如雅法和海法，甚至有些人彻底离开了这片土地。
面对这些困境，1883年，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伸出援手，决定为雄莱锡安定居点提供亟需的资金支持，前提是该村庄必须以他已故父亲的名字重新命名。同年，他在南部资助建立了另一个定居点，并以其母亲的名字命名。尽管资金的注入暂时缓解了一部分困难，但整体局势依旧混乱不堪，管理体系的缺失导致发展方向混沌不明。
这样，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势在必行。为此，1884年11月，“锡安之爱”运动的领导层在奥地利城市卡托维兹(Katowice，今属波兰)召开会议，平斯克主持了大会，来自多个地区的34位代表齐聚一堂，试图制定一套明确的计划，以规范和指导定居点的发展。会议最终决定，由一位拉比担任董事长，平斯克被推举为会长。然而，即便是他们勉强达成共识的少数决策，最终也未能得到全面落实。
平斯克相信，对于犹太研究运动也带来了一种更为理性和分析性的方法，它促使犹太人重新思考自我解放的意义。犹太人要“自我解放”不仅仅是要摆脱世俗国家压迫而取得解放，更是要摆脱犹太教领导人的压迫而取得解放。这一解放运动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犹太民族意识的复兴。尽管这一运动最终被证明方向错误，但发起反抗的本能，却从一开始就显得尤为正确。我们早就预料到会面临强烈的反对，但“胆小的人永远不会赢得美丽的女士”，我们又能失去什么呢？ 《自我解放》发布仅仅十天后，罗马尼亚的拉比和语言学家摩西·加斯特(Moses Gaster)与其他几位犹太领袖一起，召开了一次罗马尼亚犹太人大会，即“福克沙尼犹太复国主义大会”(the Focșani Zionist Congress)。罗马尼亚，作为另一个似乎无法实现犹太解放的国家，也开始努力推动变革了。大会参致力于“农业定居联盟”，并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组织集体移民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在那里建立农业社区定居点(moshavot)，将之命名为尚布龙(Shomron)或撒马利亚(Samaria)。不久后，1882年7月，乌克兰的大学生们也成立了“巴勒斯坦先锋队”(Palestine Pioneers)，即“比卢”组织(Bilu)，他们在年底成功建立了新城镇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和罗什平纳(Rosh Pinna)。此后，亚苏德·哈马拉(Yesud HaMa'ala)等新城镇也相继建立，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逐步推进。
尽管平斯克将“自我解放”构想为一场由东欧犹太人发起、并专门为东欧犹太人服务的运动，但其核心理念和背后的苦难经历，显然并非该地区的独有现象。
在遥远的南部，位于也门的穆斯林塞义德派(Zaydism)伊玛目统治王朝，自17世纪起便实施严苛的反犹法律，犹太人的生活在此处极为艰难。仅在19世纪，这里便发生了多次屠杀、强迫迁移以及多个自称弥赛亚的事件。在这一时期，拉比兼人类学家雅科夫·萨菲尔(Yaakov Saphir)曾多次前往也门，他不仅积极打击弥赛亚崇拜的风潮，还鼓励犹太人将目光投向家园巴勒斯坦，寻求和平与安全。早自1872年起，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也门之后的几十年里，大约有2500名犹太人响应了萨菲尔的提议，这一群体约占总犹太移民的10%。
此外，在中亚的布哈拉酋长国(Emirate of Bukhara)也存在类似情况。1868年，俄罗斯入侵结束了布哈拉长久以来的统治，俄罗斯的暴行激发了布哈拉的拉比什洛莫·穆萨耶夫(Shlomo Moussaieff)和西蒙·哈卡姆(Shimon Hakham)的心志，他们不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布哈拉区，尽管他们的动机更多出于宗教传统，而非单纯的人道主义关怀。
回头再说平斯克。在发表《自我解放》之后，他开始积极推动犹太人的民族独立事业。平斯克的“自我解放”理念最后也成了众所周知的、具有真正的近代意义的新名词：锡安主义(Zionism，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之后不久，一个叫“锡安之爱”(Hovevei Zion)的组织机构成立了。“锡安之爱”运动的最初纲领由艾萨克·鲁夫(Isaac Rülf)于1883年起草，确立了组织的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
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受到“自我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各个团体纷纷从中汲取灵感。然而，这些团体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甚至缺乏系统的协调与领导。新建立的犹太定居点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大多数都位于未开垦的山顶，需要大规模的土地改造，而定居者中绝大多数缺乏农业经验，对农耕劳作一无所知。由于种种困难，许多定居者最终选择放弃农村生活，迁往邻近的城市，如雅法和海法，甚至有些人彻底离开了这片土地。
面对这些困境，1883年，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伸出援手，决定为雄莱锡安定居点提供亟需的资金支持，前提是该村庄必须以他已故父亲的名字重新命名。同年，他在南部资助建立了另一个定居点，并以其母亲的名字命名。尽管资金的注入暂时缓解了一部分困难，但整体局势依旧混乱不堪，管理体系的缺失导致发展方向混沌不明。
这样，建立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势在必行。为此，1884年11月，“锡安之爱”运动的领导层在奥地利城市卡托维兹(Katowice，今属波兰)召开会议，平斯克主持了大会，来自多个地区的34位代表齐聚一堂，试图制定一套明确的计划，以规范和指导定居点的发展。会议最终决定，由一位拉比担任董事长，平斯克被推举为会长。然而，即便是他们勉强达成共识的少数决策，最终也未能得到全面落实。
1884年11月，“锡安之爱”运动的领导层在奥地利城市卡托维兹开会，中间红圈中者就是平斯克
为了获得官方认可，“锡安之爱”运动的沙俄分支寻求以慈善机构的形式正式注册。1890年初，该组织以“援助叙利亚与以色列的犹太农民与工匠基金会”的名义获得沙俄政府授权，正式取得合法身份。随后，该基金会演变为“敖德萨犹太委员会”(Odessa Committee)，成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枢纽。委员会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农业拓殖方面。1890-1891年间，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利河伯(Rehovot)和哈代拉(Hadera)两大农业定居点，并成功修复了米斯玛·哈雅登(Mishmar HaYarden)定居点，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长期生存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资助者中，卡洛尼姆斯·沃尔夫·维索茨基(Kalonymus Wolf Wissotzky)算是最为慷慨的一位。他不仅是俄国著名的茶叶商人，创立了后来成为苏联最大茶叶公司的“维索茨基茶”(Wissotzky Tea)，还倾注大量财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农业殖民地。1884-1885年间，他亲自前往巴勒斯坦考察定居点的建设情况，并在回国后出版了一本详尽记录此次考察经历的书籍，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897年，在第一次锡安之爱大会召开前，敖德萨犹太委员会的成员已达4000余人，成为犹太民族复兴运动中规模庞大的组织之一。“锡安之爱”是当时最早推动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政治组织，虽然“锡安之爱”运动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为日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平斯克积极推动欧洲和俄国的犹太人组织移民，并尝试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交涉，争取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权。虽然他的努力在短期内未能取得显著成果，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深远，为后来的犹太民族独立运动铺平了道路。
基本上来说，从1882年平斯克发表《自我解放》开始，大批的犹太人移民从东欧各国和也门等地归回巴勒斯坦，建立农业定居点。这波移民潮，后来被史家称为“第一次阿利亚运动”(First Aliyah)，后来一直延续到1903年左右，而“锡安之爱”是这次阿利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
在他的生命最后几年，平斯克继续在敖德萨领导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并致力于推动犹太人的移民计划。他的思想在当时的犹太社群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未来的犹太民族复兴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1891年，列奥·平斯克在敖德萨去世，终年70岁。尽管他未能亲眼见证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但他的理念在随后几十年内逐步被付诸实践，并最终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得到实现。
在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纪念平斯克的贡献，他的遗体被迁葬至特拉维夫的赫茨尔山。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多个街道、机构和组织，以表彰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他的《自我解放》一书仍然被视为犹太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犹太政治运动。这是后话。
综观列奥·平斯克的一生，他见证了犹太人从试图“同化”到寻求民族独立的重大转变，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19世纪末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也成为20世纪犹太人建国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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