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I of Russia)在圣彼得堡被激进组织“人民意志党”(Narodnaya Volya)暗杀。在人民意志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犹太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主要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革命者组成，其中许多人来自贵族或知识分子阶层。然而，一些犹太裔人士确实参与了当时俄罗斯的革命运动。一个较为知名的犹太裔成员是赫西娅·赫尔夫曼(Hesya Helfman)。她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中扮演了辅助角色，主要负责为刺杀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如为同谋者提供藏身处。然而，她并非人民意志党的核心领导人，而是组织中的低级成员。尽管赫尔夫曼参与了刺杀行动，但指责犹太人主导人民意志党或对俄罗斯革命负责，主要是源于当时的反犹太宣传。
俄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敌意由来已久，沙皇政府长期推行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政策，例如居住区限制、高等教育和职业配额等。东正教会和民族主义者也宣传犹太人是“异教徒”，无法忠诚于俄国。不过，当时的犹太人在俄国社会中，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仍然在某些领域，比如在商业、金融、手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许多俄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和小商贩，长期对犹太人怀有经济上的嫉妒，认为他们“剥削”了东正教徒。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一旦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犹太人往往首当其冲地被指责。
沙皇被刺杀事件之后，有人举报说人民意志党中有犹太人参与，而犹太人又长期被妖魔化，于是便成为了最方便的替罪羊。不久，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包括敖德萨、基辅、华沙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犹太骚乱，持续至1884年。这些暴动中，犹太人的房屋、商铺被洗劫，许多人被杀害或流离失所，而沙皇政府却采取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of Russia)继位后，更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反犹太法令《五月法令》(May Laws)，进一步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将他们限制在特定地区，并严禁他们购买土地或进入某些行业。这些政策使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对于像平斯克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这场危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失望。在经历了这场暴力冲击后，平斯克开始对自己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同化理念产生深刻怀疑。他意识到，即使犹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他们仍然无法被欧洲社会所接纳。反犹太主义并不仅仅是宗教偏见，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便犹太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接受同样的教育，甚至改信基督教，他们依然会被当作异类，仍然会成为迫害的目标。这一认知促使他完全摒弃了“犹太人同化进入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想法，他不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就能战胜反犹主义。他开始全盘思考犹太民族的未来，并最终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这场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平斯克撰写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这本书于1882年新年之际在德国出版，被认为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奠基文献之一。在著作开篇，平斯克引用了耶稣时代著名拉比希勒尔长老(Hillel the Elder)的名言：“如果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如果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什么时候？”在书中，平斯克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犹太人不能再依赖欧洲各国政府给予他们平等权利，而必须依靠自己，实现“自我解放”；第二，反犹太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犹太人是“幽灵民族”(Ghost People)，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始终被视为外来者，无法被其他民族真正接纳；第三，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让犹太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而不是寄人篱下。他强调，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一定必须是巴勒斯坦，而可以选择任何适合犹太人定居的地方。
平斯克如此写道：我们实在是何等可怜！我们既不被视为一个国家，也无权在他们的议会中发声，即便那些决策关乎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祖国是他人的国土，我们的统一是四散流离，我们的团结竟成为彼此相争。我们的武器是卑微顺从，我们的防御是仓皇逃亡，我们的个性是随遇而安，我们的未来不过是飘摇不定的明日。对于一个承载着马加比英勇血脉的民族而言，这样的境遇何其悲哀！......十八、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在我们的民族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不仅以犹太人的身份自觉存在，同时也以人的身份深切感受到自身的犹太属性。作为人，我们渴望与世人并肩而行，像其他民族一样，自由而自尊地生活，拥有与所有民族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我们绝不能依附于那些曾以暴力摧毁我们政治生活的土地。我们的目标不应是追寻所谓的“圣地”，而是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所需的，仅是一片广阔的土地，让我们贫困的同胞得以安身立命。这片土地将永远归属于我们，不会再受制于任何外来政权，也不会再有他人能将我们逐出。......我们将带着从昔日故土的废墟中挽救出的最神圣的财富，就是对神的信仰与圣经，来踏上新的征程。正是这些信仰塑造了我们的祖国，使其成为真正的圣地，而并非耶路撒冷或约旦的地理位置。或许有一天，我们能重新回到那片被视为圣地的土地，那将是额外的恩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个国家既能向我们敞开大门，又足以成为所有被迫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安全庇护所，使其得以繁荣昌盛，生机勃勃。
俄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敌意由来已久，沙皇政府长期推行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政策，例如居住区限制、高等教育和职业配额等。东正教会和民族主义者也宣传犹太人是“异教徒”，无法忠诚于俄国。不过，当时的犹太人在俄国社会中，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仍然在某些领域，比如在商业、金融、手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许多俄国人，尤其是下层民众和小商贩，长期对犹太人怀有经济上的嫉妒，认为他们“剥削”了东正教徒。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一旦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犹太人往往首当其冲地被指责。
沙皇被刺杀事件之后，有人举报说人民意志党中有犹太人参与，而犹太人又长期被妖魔化，于是便成为了最方便的替罪羊。不久，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包括敖德萨、基辅、华沙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犹太骚乱，持续至1884年。这些暴动中，犹太人的房屋、商铺被洗劫，许多人被杀害或流离失所，而沙皇政府却采取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of Russia)继位后，更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反犹太法令《五月法令》(May Laws)，进一步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将他们限制在特定地区，并严禁他们购买土地或进入某些行业。这些政策使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对于像平斯克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这场危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失望。在经历了这场暴力冲击后，平斯克开始对自己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同化理念产生深刻怀疑。他意识到，即使犹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他们仍然无法被欧洲社会所接纳。反犹太主义并不仅仅是宗教偏见，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便犹太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接受同样的教育，甚至改信基督教，他们依然会被当作异类，仍然会成为迫害的目标。这一认知促使他完全摒弃了“犹太人同化进入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想法，他不再相信纯粹的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就能战胜反犹主义。他开始全盘思考犹太民族的未来，并最终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这场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平斯克撰写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这本书于1882年新年之际在德国出版，被认为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奠基文献之一。在著作开篇，平斯克引用了耶稣时代著名拉比希勒尔长老(Hillel the Elder)的名言：“如果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如果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什么时候？”在书中，平斯克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犹太人不能再依赖欧洲各国政府给予他们平等权利，而必须依靠自己，实现“自我解放”；第二，反犹太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犹太人是“幽灵民族”(Ghost People)，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因此始终被视为外来者，无法被其他民族真正接纳；第三，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让犹太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而不是寄人篱下。他强调，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一定必须是巴勒斯坦，而可以选择任何适合犹太人定居的地方。
平斯克如此写道：我们实在是何等可怜！我们既不被视为一个国家，也无权在他们的议会中发声，即便那些决策关乎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祖国是他人的国土，我们的统一是四散流离，我们的团结竟成为彼此相争。我们的武器是卑微顺从，我们的防御是仓皇逃亡，我们的个性是随遇而安，我们的未来不过是飘摇不定的明日。对于一个承载着马加比英勇血脉的民族而言，这样的境遇何其悲哀！......十八、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在我们的民族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们不仅以犹太人的身份自觉存在，同时也以人的身份深切感受到自身的犹太属性。作为人，我们渴望与世人并肩而行，像其他民族一样，自由而自尊地生活，拥有与所有民族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我们绝不能依附于那些曾以暴力摧毁我们政治生活的土地。我们的目标不应是追寻所谓的“圣地”，而是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所需的，仅是一片广阔的土地，让我们贫困的同胞得以安身立命。这片土地将永远归属于我们，不会再受制于任何外来政权，也不会再有他人能将我们逐出。......我们将带着从昔日故土的废墟中挽救出的最神圣的财富，就是对神的信仰与圣经，来踏上新的征程。正是这些信仰塑造了我们的祖国，使其成为真正的圣地，而并非耶路撒冷或约旦的地理位置。或许有一天，我们能重新回到那片被视为圣地的土地，那将是额外的恩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个国家既能向我们敞开大门，又足以成为所有被迫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安全庇护所，使其得以繁荣昌盛，生机勃勃。
1890年的敖德萨(犹太人)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成员
尽管平斯克从未直接提到过在他之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摩西·赫斯的名字，他却坦言自己并非第一个设想为犹太民族争取独立进行世俗斗争的人。然而，平斯克更感兴趣的是探究，为什么在历史的这一特定时刻，犹太民族的思想和命运发生了转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一理念。他认为，犹太民族的独立之路并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平斯克可能准确地将这一变革归因于犹太教正统派的衰败，以及拉比和其法庭所掌握的世俗权力的逐渐瓦解。在这种背景下，犹太社会的传统权威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使得世俗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这一变化不仅让犹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与命运，也为民族独立的思想提供了土壤，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自我解放》出版伊始，便洛阳纸贵，在欧洲犹太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书迅速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平斯克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现代以色列的国父赫茨尔。实际上，赫茨尔的犹太民族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平斯克思想的直接启发。
身为一名专业医生，平斯克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更倾向于使用医学术语，而非政治标签。相较于当时新兴的“反犹主义”一词，他更愿称之为“犹太恐惧症”(Judeophobia)，视其为一种深植于人心的病态心理。他深知，彼此矛盾、相互排斥的观念若能共存，往往是心理障碍的典型特征。因此，他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千年仇恨，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非理性恐惧，其荒谬性在于：“对活着的人而言，犹太人是一具尸体；对本地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来者；对安居乐业者而言，他是一个流浪汉；对拥有财富的人而言，他是一个乞丐；对贫苦大众而言，他是一个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满腔爱国热忱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无国籍者；对所有人来说，他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平斯克对这一古老仇恨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民族若想摆脱持续不断的迫害，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园，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其他适合的地方。
《自我解放》出版伊始，便洛阳纸贵，在欧洲犹太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书迅速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平斯克的思想得到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支持，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现代以色列的国父赫茨尔。实际上，赫茨尔的犹太民族国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平斯克思想的直接启发。
身为一名专业医生，平斯克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更倾向于使用医学术语，而非政治标签。相较于当时新兴的“反犹主义”一词，他更愿称之为“犹太恐惧症”(Judeophobia)，视其为一种深植于人心的病态心理。他深知，彼此矛盾、相互排斥的观念若能共存，往往是心理障碍的典型特征。因此，他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千年仇恨，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非理性恐惧，其荒谬性在于：“对活着的人而言，犹太人是一具尸体；对本地人来说，他是一个外来者；对安居乐业者而言，他是一个流浪汉；对拥有财富的人而言，他是一个乞丐；对贫苦大众而言，他是一个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满腔爱国热忱的人而言，他是一个无国籍者；对所有人来说，他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平斯克对这一古老仇恨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民族若想摆脱持续不断的迫害，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园，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其他适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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