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色列演义】第30节 复国大业：德雷福斯事件

  话说1895年1月5日，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法国巴黎军事学校内的莫兰法庭(the Morlan Court of the Military School in Paris)上演了一场震撼整个法兰西的“军阶褫夺仪式”。这场仪式早先已通过官方渠道向巴黎市民广而告之，消息如长了翅膀般传遍街头巷尾。于是，一大群怀揣好奇与期待的吃瓜群众早早聚集在法庭四周，翘首以盼。
到了正午时分，太阳高悬于天际。随着低沉的鼓声在庭院中回荡，四名身姿挺拔的炮兵押送着一名军官，缓缓走到法官面前。这是一位犹太裔军官！他的身影在人群的注视下显得格外醒目。他头戴一顶深色军帽，帽檐上镶嵌着两条平行的白色饰带，旁边赫然标着数字“14”，那是属于他部队的独特番号。他身着一袭深色军服，裁剪得体，肩头佩戴的徽章在阳光下微微闪耀，胸前一排纽扣整齐如列兵般排列，透出一股军人特有的严谨与庄重。他的脸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深邃而复杂；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胡须衬托出他略显刚毅的轮廓，嘴角虽紧闭，却难掩一丝沉重的威严。
此刻，他并未低头，而是将目光投向远方。那眼神中似有不屈的坚韧，又似有深邃的沉思，仿佛在凝望命运的尽头，又仿佛在回望过往的荣光。他的身姿挺拔如松，即便身处这屈辱的仪式之中，仍散发着一股无言的倔强与尊严。
这位犹太裔军官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前些日子，他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定了叛国重罪。根据军事法规和军队惯例，今天，军事法庭将举行对其进行人格侮辱般的“军阶褫夺仪式”。
法官手持判决书，神情肃穆，字字铿锵地宣读了对德雷福斯的裁决：“经过严格审查，本军事法庭认定德雷福斯上尉故意向德国泄露法国军事机密，特别是向德军提供了关于法国炮兵的重要情报。法庭的大法官们经过合议后一致认为，德雷福斯上尉通敌的证据确凿，因此裁定他犯有叛国罪，并判处其终身流放至魔鬼岛长期关押。”
紧接着，一名共和国卫队的副官上前，动作粗暴地撕下了德雷福斯军服上的徽章，那些象征荣誉的细细金条、条纹，以及袖口和夹克上的装饰，顷刻间被剥夺殆尽，散落一地，宛如他过往军旅生涯的残片。副官用力以膝盖折断了德雷福斯的佩剑。剑身断裂的脆响在寂静中格外刺耳，象征着他军人生涯的彻底终结。
随后，德雷福斯被押解着游街示众。判刑的德雷福斯随后被迫在他昔日的同袍面前缓缓前行，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却冷眼旁观。他步伐沉重却不失坚毅，背影在冬日的微光中显得孤寂而倔强。周围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他们高声喊着刺耳的咒骂：“犹大去死！犹太人去死！”声音此起彼伏，充满敌意，在凛冽的空气中久久回荡。然而，即使面对如此羞辱，德雷福斯并未低头屈服。据目击者描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动容的尊严。他高高举起双臂，声音虽因激动而略显颤抖，却依然清晰有力地喊道：“我无辜！我无罪！法兰西万岁！法兰西军队万岁！”那呼喊仿佛是从灵魂深处迸发而出，既是对自身清白的坚持，也是对国家和军队最后的忠诚宣誓。

1895年1月13日，法国《Le Petit Journal》副刊画报刊登了一幅描绘剥夺德雷福斯军衔场景的插画。

在这场公开仪式的观众中，不乏来自巴黎各大报刊和杂志的记者，他们混迹在人群之中，试图亲眼目睹整个仪式的过程。许多记者不仅希望记录事实，更意图在报道中加以渲染和夸大，以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提升报纸销量和影响力。这群记者中有两位来自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他们是犹太记者：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和他的年轻助手。看官你猜这位年轻助手是谁？他就是后来被尊为“新以色列国国父”的西奥多·赫茨尔！
1860年5月2日，赫茨尔出生于当时隶属于奥匈帝国的布达佩斯(Budapest)。布达佩斯这个城市当时拥有非常庞大的犹太人口，甚至被人戏称为“犹大佩斯”(Judapest)。赫茨尔的家庭是属于富裕的尼奥尔(Neolog)犹太社群，这是匈牙利犹太人中两个大型社区组织之一，属于新派犹太团体。自19世纪以来，信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新派犹太团体在社会层面上更倾向于融入匈牙利社会，这种倾向成为他们的主要特征。这一派别的代表主要由城市中上层的同化犹太人组成。在宗教层面，新派犹太教的拉比深受撒迦利亚·弗兰克尔(Zecharias Frankel)创立的实证历史学派的影响，而保守派犹太教正是从这一学派演变而来。尽管如此，官方的拉比领导层对以“同化主义”为主导的社区机构和会众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新派犹太人与坚持传统的保守正统派犹太人在许多宗教观念上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在1868年至1869年召开的匈牙利犹太人大会后被正式制度化，使新派犹太教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不过，赫茨尔从小就对犹太人的宗教事务不太关注、也没有兴趣。他的家庭早已完成“匈牙利化”，也就是说，尽管当地社会依然根据他们的外貌特征或家族背景将其视为“犹太人”，但他们却认同自己是“匈牙利人”，并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匈牙利的文化和社会。赫茨尔根本没有接受过犹太教育，而且他与犹太教相去甚远。童年时期，他就读于一所对犹太人开放的基督教高中，他随家人迁居奥地利的维也纳。
在求学过程中，赫茨尔主修法律，顺利获得法学学位，并成功获得奥地利的法律执照，也成了“奥地利人”。然而，他并未长期从事法律工作，而是转向新闻和文学领域，他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他最初主要为报纸撰写杂文和花絮报道，这些作品与犹太事务并无直接关联。随后，他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并想在文学领域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
尽管赫茨尔自认为已经完全融入奥地利社会，并视自己为“奥地利人”，但他仍然清楚地感受到欧洲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现象，并时常遭受无端的歧视，他们仍然不被天主教和基督教占主流的欧洲社会所接纳。同化的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并不像他们自己常常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然而，此时的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并积极支持“同化主义”思想，固执地认为犹太人只有彻底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适应当地的文化与习俗，才能消除外界的偏见，摆脱社会的歧视，并最终被真正接纳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1893年，时年33岁的赫茨尔曾写道：“每当我思考我儿子的未来，我不禁自问：我是否有权让他经历如我般艰辛的人生？”正是基于这种对后代命运的深切担忧，赫茨尔认为，应当在犹太儿童尚未形成任何个人意识、无法表达赞同或反对之时为他们进行基督教的洗礼。作为犹太人，我们必须融入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宗教环境，与我们所熟识的人群和睦相处。在那个时代的欧洲，这种忧虑反映了许多犹太家庭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和社会融入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维护传统文化与适应主流社会之间做出艰难抉择，希望能为子女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少歧视的生活环境。赫茨尔认为，在犹太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应该到当地的基督教会受洗。他曾提出一个极端的建议：在维也纳最大的教堂里为犹太婴儿举行大规模洗礼。他认为，只有当犹太人接受基督教文化、成为“基督徒”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融入欧洲社会，被欧洲人认可。然而，这一提议并没有解决犹太人面临的真实困境。事实上，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和工作远非一帆风顺，融入主流社会的道路充满了障碍与挑战。
此时，赫茨尔已经加入了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并被派往法国巴黎工作。他的任务是将自己在法国的所见所闻，以及那里的美好社会状况，向奥地利的读者们做详细报道。
赫茨尔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他长期居住在巴黎，过着轻松愉悦的生活。每天，他都沉浸在大都市的繁华与舒适之中，享受着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和愉悦。每周，他都会抽出三次时间，去剧院感受法国艺术的氛围，享受法国文化的熏陶。然而，德雷福斯上尉遭遇的事件却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赫茨尔亲眼地最近距离地目睹了这场充满丑陋偏见的社会事件，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反犹主义的可怕和深刻。这一突如其来的震撼让他无法再忽视周围世界的阴暗面，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