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明自己无意追逐文学或政治上的功名利禄，金斯伯格选择以笔名阿哈德·哈姆(Ahad Ha'am)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个笔名意为“人群中的一员”(One of the people)，取自《创世记》(26:10)中的经文，寄托了他谦逊自处的初衷。在他眼中，他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无意标新立异。然而，命运弄人，这个笔名不仅成为他的新标签，更使他名噪一时，声名远扬。
如果平斯克能够正视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实，或许他也不会对此漠然置之。然而，阿哈德·哈姆却以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将平斯克的诸多盟友从自满的迷雾中唤醒。1891年平斯克去世后，“锡安之爱”这个组织元气大伤，再也未能重振雄风。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却并未就此沉沦，反而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新生。阿哈德·哈姆挺身而出，成为新的领军人物，他胸怀大志，带来了更多深邃的思想。
1891年的冬春之际，“锡安之爱”派遣阿哈德·哈姆前往巴勒斯坦，实地探查“第一次阿利亚”的真实情况。他此行得出的结论虽在意料之中，却令人扼腕叹息。他将所见所感凝结成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来自以色列土地的真相》(Truth from Eretz Israel)，再度掀起轩然大波。他说，他考查离开之时心如刀绞，他深爱这片土地，甚至愿意最终选择在那里永久定居。然而，现实情况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区“伊舒夫”(Yishuv)的现状却令人堪忧，难以为继。失业问题如野草般蔓延，大多数因“阿利亚”(Aliyah)运动归来的移民(Olim)只能仰赖“锡安之爱”或其他援助组织的捐款苟延残喘。当地的少量工业多集中在酿酒业，却过度依赖外国资本，根基不稳。但最令他失望的，莫过于自己同胞对当地阿拉伯人的轻蔑态度。
阿哈德·哈姆写道：“在海外，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阿拉伯人是些头脑简单的沙漠野人，仿佛如驴子一般，对周遭的变化视而不见、懵懂无知。然而，这种看法大谬不然。阿拉伯人与所有闪族后裔一样，天资聪颖，心思缜密，甚至颇为精明狡黠。在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城市中，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他们深谙如何巧妙利用市场规则，从公众身上谋利。他们与交易对象的交涉往往滴水不漏，甚至带有些许隐秘的算计，这一点与欧洲的商人并无二致。特别是城市里的阿拉伯人，对我们在以色列的举动和意图洞若观火，却选择沉默以对，佯装一无所知——原因很简单，他们目前并不认为我们的活动足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他们转而采取实用策略，试图从我们这些新来者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取利益，而且希望这种状态能维持越久越好。不过，在他们内心深处，却对我们暗自嗤笑。
对于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乐见我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新的希伯来殖民地，因为这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劳动报酬。经验证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富裕。至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满意——我们为那些布满石块和沙砾的土地支付了高得超出他们想象的价格。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非牢不可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发展壮大到了侵占当地居民利益的地步，他们绝不会轻易拱手让出自己的土地。届时，隐藏在平静之下的矛盾恐怕将浮出水面。”
对于归回的犹太人，阿哈德·哈姆写道：“他们在流放之地曾饱受奴役之苦，如今却骤然获得无限的自由。这种狂放不羁的自由，或许只有在土耳其这样的地方才能觅得踪影。然而，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却在他们心中点燃了专制的火苗，正如俗话所说，‘奴隶翻身做国王’，往往会恣意妄为。果不其然，他们对阿拉伯人展现出敌意与残忍，毫无缘由地侵犯他们的权益，甚至以暴力相向，肆意殴打，事后还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行径。更令人痛心的是，竟无人挺身而出，制止这股既危险又卑劣的冲动。
诚然，我们的同胞常说，阿拉伯人只敬重那些展现力量与勇气的人，这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一原则仅在阿拉伯人认为对手行事公正时才适用。若他们有理由认定对手的行为充满压迫与不公，情况便截然不同——敬意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深的抵触与反抗。”
阿哈德·哈姆提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解决之道：逐步引导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同时将这片土地打造为犹太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在流亡之地激发犹太民族生活的复兴，唤醒民族意识与活力。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犹太人才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最终承担起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
然而，这一主张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议和严厉批评。一些人指责他的文章以偏概全，片面解读了犹太民族的奋斗历程；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文字诽谤了犹太定居者的形象，无论是对整体定居者群体，还是具体到巴勒斯坦的开拓者，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阿哈德·哈姆对来自“锡安之爱”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犀利批评，却也让他在运动内部的地位更加鲜明，他不仅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更被视为一面道德标尺，指引着人们反思方向与原则。他的观点让那些领导人无法回避，不得不正视他的批评，并在随后的十年中认真反思自己的立场和行动。
阿哈德·哈姆在其论著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批评中所阐述的思想，经过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了如今被称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Cultural Zionism)的理念。这一意识形态致力于推动整个犹太侨民的文化与语言复兴，强调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文化和精神中心的角色，但并不强制要求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他的核心观点在于，犹太民族的复兴不应仅仅聚焦于个别犹太人的生存困境，而是应将目光投向犹太教作为一种集体身份所面临的深层挑战。换言之，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觉醒与传承，而非单纯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建构。这种理念以其深远的视野和包容性，为犹太民族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与其出版作品在思想界掀起的广泛影响和传播力相比，阿舍·金斯伯格(即阿哈德·哈姆)的政治影响力显得较为有限。他始终希望以中立观察者的身份示人，不愿过多卷入政治漩涡，因此常常选择置身于具体政治事件之外。尽管他在众多会议上发表演讲，为知名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每当有机会肩负领导职责或直接承担责任时，他总是巧妙回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与政治绝缘。他最早的政治行动发生在1889年，当时他创立了秘密政治组织“摩西之子”(Bnei Moshe)并担任领导角色。随后，从1891年至1895年，他与“摩西之子”的多位成员共同加入敖德萨委员会，积极推动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一举动彰显了他对民族事业的热忱。
如果平斯克能够正视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实，或许他也不会对此漠然置之。然而，阿哈德·哈姆却以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将平斯克的诸多盟友从自满的迷雾中唤醒。1891年平斯克去世后，“锡安之爱”这个组织元气大伤，再也未能重振雄风。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却并未就此沉沦，反而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新生。阿哈德·哈姆挺身而出，成为新的领军人物，他胸怀大志，带来了更多深邃的思想。
1891年的冬春之际，“锡安之爱”派遣阿哈德·哈姆前往巴勒斯坦，实地探查“第一次阿利亚”的真实情况。他此行得出的结论虽在意料之中，却令人扼腕叹息。他将所见所感凝结成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来自以色列土地的真相》(Truth from Eretz Israel)，再度掀起轩然大波。他说，他考查离开之时心如刀绞，他深爱这片土地，甚至愿意最终选择在那里永久定居。然而，现实情况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区“伊舒夫”(Yishuv)的现状却令人堪忧，难以为继。失业问题如野草般蔓延，大多数因“阿利亚”(Aliyah)运动归来的移民(Olim)只能仰赖“锡安之爱”或其他援助组织的捐款苟延残喘。当地的少量工业多集中在酿酒业，却过度依赖外国资本，根基不稳。但最令他失望的，莫过于自己同胞对当地阿拉伯人的轻蔑态度。
阿哈德·哈姆写道：“在海外，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阿拉伯人是些头脑简单的沙漠野人，仿佛如驴子一般，对周遭的变化视而不见、懵懂无知。然而，这种看法大谬不然。阿拉伯人与所有闪族后裔一样，天资聪颖，心思缜密，甚至颇为精明狡黠。在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城市中，阿拉伯商人随处可见，他们深谙如何巧妙利用市场规则，从公众身上谋利。他们与交易对象的交涉往往滴水不漏，甚至带有些许隐秘的算计，这一点与欧洲的商人并无二致。特别是城市里的阿拉伯人，对我们在以色列的举动和意图洞若观火，却选择沉默以对，佯装一无所知——原因很简单，他们目前并不认为我们的活动足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他们转而采取实用策略，试图从我们这些新来者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取利益，而且希望这种状态能维持越久越好。不过，在他们内心深处，却对我们暗自嗤笑。
对于生活在乡村的农民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乐见我们在他们中间建立新的希伯来殖民地，因为这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劳动报酬。经验证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富裕。至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满意——我们为那些布满石块和沙砾的土地支付了高得超出他们想象的价格。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非牢不可破。如果有一天，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发展壮大到了侵占当地居民利益的地步，他们绝不会轻易拱手让出自己的土地。届时，隐藏在平静之下的矛盾恐怕将浮出水面。”
对于归回的犹太人，阿哈德·哈姆写道：“他们在流放之地曾饱受奴役之苦，如今却骤然获得无限的自由。这种狂放不羁的自由，或许只有在土耳其这样的地方才能觅得踪影。然而，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却在他们心中点燃了专制的火苗，正如俗话所说，‘奴隶翻身做国王’，往往会恣意妄为。果不其然，他们对阿拉伯人展现出敌意与残忍，毫无缘由地侵犯他们的权益，甚至以暴力相向，肆意殴打，事后还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行径。更令人痛心的是，竟无人挺身而出，制止这股既危险又卑劣的冲动。
诚然，我们的同胞常说，阿拉伯人只敬重那些展现力量与勇气的人，这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一原则仅在阿拉伯人认为对手行事公正时才适用。若他们有理由认定对手的行为充满压迫与不公，情况便截然不同——敬意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深的抵触与反抗。”
阿哈德·哈姆提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解决之道：逐步引导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同时将这片土地打造为犹太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肩负着一项更深远的使命：在流亡之地激发犹太民族生活的复兴，唤醒民族意识与活力。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犹太人才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最终承担起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
然而，这一主张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议和严厉批评。一些人指责他的文章以偏概全，片面解读了犹太民族的奋斗历程；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文字诽谤了犹太定居者的形象，无论是对整体定居者群体，还是具体到巴勒斯坦的开拓者，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如此，阿哈德·哈姆对来自“锡安之爱”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犀利批评，却也让他在运动内部的地位更加鲜明，他不仅是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更被视为一面道德标尺，指引着人们反思方向与原则。他的观点让那些领导人无法回避，不得不正视他的批评，并在随后的十年中认真反思自己的立场和行动。
阿哈德·哈姆在其论著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批评中所阐述的思想，经过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了如今被称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Cultural Zionism)的理念。这一意识形态致力于推动整个犹太侨民的文化与语言复兴，强调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文化和精神中心的角色，但并不强制要求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他的核心观点在于，犹太民族的复兴不应仅仅聚焦于个别犹太人的生存困境，而是应将目光投向犹太教作为一种集体身份所面临的深层挑战。换言之，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觉醒与传承，而非单纯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建构。这种理念以其深远的视野和包容性，为犹太民族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与其出版作品在思想界掀起的广泛影响和传播力相比，阿舍·金斯伯格(即阿哈德·哈姆)的政治影响力显得较为有限。他始终希望以中立观察者的身份示人，不愿过多卷入政治漩涡，因此常常选择置身于具体政治事件之外。尽管他在众多会议上发表演讲，为知名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每当有机会肩负领导职责或直接承担责任时，他总是巧妙回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与政治绝缘。他最早的政治行动发生在1889年，当时他创立了秘密政治组织“摩西之子”(Bnei Moshe)并担任领导角色。随后，从1891年至1895年，他与“摩西之子”的多位成员共同加入敖德萨委员会，积极推动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这一举动彰显了他对民族事业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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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阿哈德·哈姆(即金斯伯格)与“摩西之子”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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