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察随后启程，去了好几座由新教控制的城市，还去了德国图宾根拜访了他的恩师沃尔玛。1549年11月，贝察在回程中到洛桑拜访，正好遇见洛桑的宗改领袖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维雷是加尔文的好战友法雷尔的好战友，也是法国大有能力的著名的旅行宣道家，享有“宗教改革的微笑”的美名。正是维雷的讲道让洛桑民众从天主教转信了新教。维雷见到学问满腹的贝察，立即邀请贝察出任洛桑改革宗学校的希腊语教授。这样，贝察就决定落户在洛桑执教。
在居留洛桑期间，贝察继续跟加尔文保持着书信联络。在教书之暇，他继续发挥其文学才华，花时间写了一部大受欢迎的圣经戏剧《亚伯拉罕的献祭》(Abraham Sacrifiant)。他在剧中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做了鲜明的对比，还在演剧中加入了独创性的音乐伴奏。此外，应加尔文的邀请，贝察参与了圣经《诗篇》的节韵体法文的翻译工作。他的不少翻译作品被刊登在由加尔文督导的《日内瓦诗刊》(Genevan Psalter)杂志上。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部针对巴黎国会议长兼圣维克托隐修院院长的讽刺作品《帕萨万蒂乌斯》(Passavantius)。
当时，加尔文与天主教托钵修会加尔默罗会的神学家海欧纳莫斯·布尔塞克(Hieronymus Bolsec)就“预定论”正展开笔战。后来，在关于是否要对异端份子塞尔韦特处以火刑等问题上，新教各派都各持己见。在这些方面，贝察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加尔文一边声援加尔文。1554年，为了维护加尔文和日内瓦的民政当局，贝察还写了一本书《论民政政权对异端的惩处》(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
1557年，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Piemonte)地区的瓦勒度派教会受到法国政府的骚扰。贝察对瓦勒度派关注起来，随后他离开洛桑，跟随法雷尔代表瓦勒度派前往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和沙夫豪森，后来又到了斯特拉斯堡、蒙贝利亚尔、巴登和格平根。5月14日，在巴登和格平根，根据瓦勒度派的观点，贝察和法雷尔发表关于圣事的书面声明。该声明受到德国路德派的欢迎，但在伯尔尼和苏黎世却遭到强烈反对。
1558年秋，贝察和法雷尔再度旅行，经斯特拉斯堡前往德国沃木斯，希望通过神罗帝国中信奉新教路德派的王孙贵族们为了在法国巴黎受迫害的弟兄们的缘故向法国政府施压。他们两人和路德派领袖菲利普·梅兰希通等新教神学家还参加了与天主教神学家在沃木斯的系列会谈(Colloquy of Worms)。后来，贝察倡议所有新教基督徒组成一个联盟，但是，因苏黎世和伯尔尼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在结束旅行回到洛桑之后，贝察看到维雷正在试图联合牧师们和教授们建立一个宗教法庭，并要采取一些偏激的教会条例。贝察内心颇为挣扎，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洛桑，回到日内瓦定居。
贝察在洛桑曾发表诸多著作和文章，加上他代表瑞士宗改福音派的一系列旅行，又加上他多次参加国际间的神学教义辩论活动，在离开日内瓦10年之后又重回日内瓦之时，贝察已经成为加尔文派的名符其实的代表人物。
在居留洛桑期间，贝察继续跟加尔文保持着书信联络。在教书之暇，他继续发挥其文学才华，花时间写了一部大受欢迎的圣经戏剧《亚伯拉罕的献祭》(Abraham Sacrifiant)。他在剧中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做了鲜明的对比，还在演剧中加入了独创性的音乐伴奏。此外，应加尔文的邀请，贝察参与了圣经《诗篇》的节韵体法文的翻译工作。他的不少翻译作品被刊登在由加尔文督导的《日内瓦诗刊》(Genevan Psalter)杂志上。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部针对巴黎国会议长兼圣维克托隐修院院长的讽刺作品《帕萨万蒂乌斯》(Passavantius)。
当时，加尔文与天主教托钵修会加尔默罗会的神学家海欧纳莫斯·布尔塞克(Hieronymus Bolsec)就“预定论”正展开笔战。后来，在关于是否要对异端份子塞尔韦特处以火刑等问题上，新教各派都各持己见。在这些方面，贝察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加尔文一边声援加尔文。1554年，为了维护加尔文和日内瓦的民政当局，贝察还写了一本书《论民政政权对异端的惩处》(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
1557年，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Piemonte)地区的瓦勒度派教会受到法国政府的骚扰。贝察对瓦勒度派关注起来，随后他离开洛桑，跟随法雷尔代表瓦勒度派前往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和沙夫豪森，后来又到了斯特拉斯堡、蒙贝利亚尔、巴登和格平根。5月14日，在巴登和格平根，根据瓦勒度派的观点，贝察和法雷尔发表关于圣事的书面声明。该声明受到德国路德派的欢迎，但在伯尔尼和苏黎世却遭到强烈反对。
1558年秋，贝察和法雷尔再度旅行，经斯特拉斯堡前往德国沃木斯，希望通过神罗帝国中信奉新教路德派的王孙贵族们为了在法国巴黎受迫害的弟兄们的缘故向法国政府施压。他们两人和路德派领袖菲利普·梅兰希通等新教神学家还参加了与天主教神学家在沃木斯的系列会谈(Colloquy of Worms)。后来，贝察倡议所有新教基督徒组成一个联盟，但是，因苏黎世和伯尔尼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在结束旅行回到洛桑之后，贝察看到维雷正在试图联合牧师们和教授们建立一个宗教法庭，并要采取一些偏激的教会条例。贝察内心颇为挣扎，最终还是决定离开洛桑，回到日内瓦定居。
贝察在洛桑曾发表诸多著作和文章，加上他代表瑞士宗改福音派的一系列旅行，又加上他多次参加国际间的神学教义辩论活动，在离开日内瓦10年之后又重回日内瓦之时，贝察已经成为加尔文派的名符其实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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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察于1577年57岁时的画像
在日内瓦，贝察应聘担任神学校的希腊语教授兼教务长。加尔文的表兄奥利夫坦曾经开启重新翻译圣经为法文的工作，因其去世，这项工作停止多年，所以，加尔文请贝察完成这项工作。贝察全力以赴，法语版圣经新约部分译本的修订工作不久便顺利完成。
1560年，西班牙统一王国治下的独立小王国纳瓦拉(Navarre)似乎出现转向新教的契机。波旁家族的国王安托尼·德·波旁(Antoine de Bourbon)下属的大臣要求宗教改革，脱离天主教管辖，安托尼国王迫于无奈就向大臣们说，如果有一位新教教会的领袖和教师能说服他，他就愿意听从大臣们的建议，让国民信奉新教。纳瓦拉人把邀请的消息传到日内瓦。鉴于贝察是法国贵族出身、又是新教大都会日内瓦神学校的领导人，日内瓦决定派出贝察去纳瓦拉做劝其归正的工作。
贝察到达纳瓦拉之后，对国王安托尼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不过，安托尼邀请新教领袖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辞。贝察回答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但安托尼的心田里根本撒不下福音派信仰的种子。贝察无功而返。
1561年，贝察又代表新教出席由法国新登基加冕的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在法国普瓦西(Poissy)举行的宗教会谈(Colloquy of Poissy)。会谈旨在让法国的天主教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商讨和解方案。查理九世当时年仅10岁，法国朝政由其母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把持。美第奇王太后是天主教的死忠，这样的会谈自然没有结果。贝察在会谈中因雄辩地捍卫了福音派信仰的教义，受到法国天主教对他的忌恨。
1562年3月1日，法国天主教在当局的支持下，对胡格诺派发动了“瓦西大屠杀”(Massacre of Wassy)，至此引发了后来断断续续进行了36年之久的“法国宗教战争”(Guerres de religion)。波旁家族的孔代亲王路易一世(Louis de Bourbon, Prince of Condé)是胡格诺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军事指挥官。3月25日，身在法国的贝察给法兰西帝国境内的所有胡格诺派新教徒发出通函，号召他们不要惧怕妥协，他自己跟着孔代亲王的部队进军奥尔良。随后，贝察又作为胡格诺派的代表到英德和瑞士各地为胡格诺派招兵买马、筹集粮饷。可惜的是，孔代亲王在一次战役中被俘，1563年3月12日，他接受了绥靖敕令，胡格诺派受到重创，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陷入一片恐慌中。
贝察本想留下来与胡格诺派继续并肩作战。这时，病重的加尔文速令叫他回日内瓦接班。于是，1564年，贝察辗转回到日内瓦。在加尔文去世之后，迅速挑起领导整个加尔文派教会的重担。这就接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贝察继承加尔文的职分的故事。
话说贝察之接任成功地延续了加尔文领导的宗改运动，也为日内瓦教会带来了持久的和平。日内瓦的行政长官充分信服加尔文的理念，在贝察领导之下，属灵事务的方向、如何传讲神的福音、如何建立宗教法庭等事务都有了坚实的基础。自从1564年后，日内瓦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教义分歧。有关实践、社会或教会本质问题的讨论，如行政长官对牧师至上等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牧师有责任遵从牧师会中的大多数意见。
贝察不以任何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同伴，也不对因不谨慎或头脑发热的同事采取严厉的措施。当然，对于任何违背福音原则的事情，他会不留情面地严厉处置。牧师会和行政当局出了分歧都会找贝察调解，征询他的意见。
在对外事务方面，贝察仍然和宗教改革失败之后的法国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1572年法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之后，他利用他的影响在日内瓦盛情接待来自法国的新教难民。
在神学观方面，贝察极大地禀持和捍卫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却也跟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因圣餐观的不同而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贝察对德国有关《奥格斯堡信仰宣言》的争论也一直颇为关注，特别是1564年以后，对于有关基督的位格及圣事的教义，他写了几本书，但引来路德派之中一些反对路德继承人梅兰希通的神学家们的深恶痛绝。后来，贝察还写了一本《加尔文传》。
1586年3月14日至27日，贝察应路德派邀请参加“蒙贝利亚尔会谈”(The Colloquy of Montbéliard)，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与路德派的争论。
后来，关于加尔文神学中的“预定论”，贝察又多有阐述。
贝察解释加尔文的“预定论”时认为：“在人堕落之前，神已经命定何人会蒙拯救，何人会被定罪”，就是所谓的“堕落前预定论”(the Supralapsarian Order)。持这种说法者“把神关于创造与堕落的预旨视为施行他的预定的工具，并不是把神对人的拣选视为对人的堕落的补救。但是，目的与工具这种先后关系，只能适用于有限的受造物，而在神的预旨中，则是不存在这种先后的连续性的。”它“强调神的绝对主权，甚至罪也完全在神的主权的掌控之下”，这在圣经中能找到很多的经文支持。因为“神是全知的神，他从开始就知道结局”，“正如建造房屋的人，先是有一幅他要建造的房屋的蓝图，然后出去寻找工具和材料建房。同样，神首先有他的预旨，然后通过创造和堕落来实现他的预旨。因此，创造的预旨一定先于堕落的预旨。”
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加尔文派中的一些神学家，并不赞同贝察这样的说法。他们提出与贝察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在堕落之后，神才命定何人会蒙拯救，何人会被定罪”，就是所谓的“堕落后预定说”(the Infralapsarian Order)。持这种说法者认为“神首先定意按他自己的形像造人，并把人置于行为之约下，允许人的堕落，考虑到堕落所生成的人的罪况，神就按他自己的美意拣选了一些人得救，任凭其他的人为他们所犯的罪受公义的审判，为此他进一步预定差派耶稣基督救赎选民。”这种说法也有许多圣经经文的支持。
当然，关于“预定论”，除了这两种说法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认定各自说法的人都接受以前谈到过的所谓“加尔文归正神学的五大信条”。贝察本人也欢迎来自本派神学家之间对神学问题的友好争论，并不因别人有异议就动用自己的权威滥施打压。
不过，1593年，却发生了一件最让贝察心痛不已的事情。本来信奉新教胡格诺派的亨利四世，因为要确保自己能继承法国王位，不顾贝察多次的最诚挚的嘱托，转而改信了天主教。
晚年时的贝察深居简出，体力活动明显下降。1596年，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散布报告，谎称贝察及其领导的日内瓦教会已重回罗马教廷的怀抱。年迈的贝察为此发表了一篇讽刺论文，充分展现了他仍然充满思想的活力和表达的热情。
1605年10月13日，86岁高龄的贝察在日内瓦逝世，在行政当局的安排下，他的遗体安葬于圣皮埃尔隐修院。
1560年，西班牙统一王国治下的独立小王国纳瓦拉(Navarre)似乎出现转向新教的契机。波旁家族的国王安托尼·德·波旁(Antoine de Bourbon)下属的大臣要求宗教改革，脱离天主教管辖，安托尼国王迫于无奈就向大臣们说，如果有一位新教教会的领袖和教师能说服他，他就愿意听从大臣们的建议，让国民信奉新教。纳瓦拉人把邀请的消息传到日内瓦。鉴于贝察是法国贵族出身、又是新教大都会日内瓦神学校的领导人，日内瓦决定派出贝察去纳瓦拉做劝其归正的工作。
贝察到达纳瓦拉之后，对国王安托尼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不过，安托尼邀请新教领袖只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辞。贝察回答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但安托尼的心田里根本撒不下福音派信仰的种子。贝察无功而返。
1561年，贝察又代表新教出席由法国新登基加冕的国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在法国普瓦西(Poissy)举行的宗教会谈(Colloquy of Poissy)。会谈旨在让法国的天主教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商讨和解方案。查理九世当时年仅10岁，法国朝政由其母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把持。美第奇王太后是天主教的死忠，这样的会谈自然没有结果。贝察在会谈中因雄辩地捍卫了福音派信仰的教义，受到法国天主教对他的忌恨。
1562年3月1日，法国天主教在当局的支持下，对胡格诺派发动了“瓦西大屠杀”(Massacre of Wassy)，至此引发了后来断断续续进行了36年之久的“法国宗教战争”(Guerres de religion)。波旁家族的孔代亲王路易一世(Louis de Bourbon, Prince of Condé)是胡格诺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军事指挥官。3月25日，身在法国的贝察给法兰西帝国境内的所有胡格诺派新教徒发出通函，号召他们不要惧怕妥协，他自己跟着孔代亲王的部队进军奥尔良。随后，贝察又作为胡格诺派的代表到英德和瑞士各地为胡格诺派招兵买马、筹集粮饷。可惜的是，孔代亲王在一次战役中被俘，1563年3月12日，他接受了绥靖敕令，胡格诺派受到重创，法国境内的新教徒陷入一片恐慌中。
贝察本想留下来与胡格诺派继续并肩作战。这时，病重的加尔文速令叫他回日内瓦接班。于是，1564年，贝察辗转回到日内瓦。在加尔文去世之后，迅速挑起领导整个加尔文派教会的重担。这就接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贝察继承加尔文的职分的故事。
话说贝察之接任成功地延续了加尔文领导的宗改运动，也为日内瓦教会带来了持久的和平。日内瓦的行政长官充分信服加尔文的理念，在贝察领导之下，属灵事务的方向、如何传讲神的福音、如何建立宗教法庭等事务都有了坚实的基础。自从1564年后，日内瓦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教义分歧。有关实践、社会或教会本质问题的讨论，如行政长官对牧师至上等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牧师有责任遵从牧师会中的大多数意见。
贝察不以任何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同伴，也不对因不谨慎或头脑发热的同事采取严厉的措施。当然，对于任何违背福音原则的事情，他会不留情面地严厉处置。牧师会和行政当局出了分歧都会找贝察调解，征询他的意见。
在对外事务方面，贝察仍然和宗教改革失败之后的法国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1572年法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之后，他利用他的影响在日内瓦盛情接待来自法国的新教难民。
在神学观方面，贝察极大地禀持和捍卫了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却也跟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因圣餐观的不同而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贝察对德国有关《奥格斯堡信仰宣言》的争论也一直颇为关注，特别是1564年以后，对于有关基督的位格及圣事的教义，他写了几本书，但引来路德派之中一些反对路德继承人梅兰希通的神学家们的深恶痛绝。后来，贝察还写了一本《加尔文传》。
1586年3月14日至27日，贝察应路德派邀请参加“蒙贝利亚尔会谈”(The Colloquy of Montbéliard)，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与路德派的争论。
后来，关于加尔文神学中的“预定论”，贝察又多有阐述。
贝察解释加尔文的“预定论”时认为：“在人堕落之前，神已经命定何人会蒙拯救，何人会被定罪”，就是所谓的“堕落前预定论”(the Supralapsarian Order)。持这种说法者“把神关于创造与堕落的预旨视为施行他的预定的工具，并不是把神对人的拣选视为对人的堕落的补救。但是，目的与工具这种先后关系，只能适用于有限的受造物，而在神的预旨中，则是不存在这种先后的连续性的。”它“强调神的绝对主权，甚至罪也完全在神的主权的掌控之下”，这在圣经中能找到很多的经文支持。因为“神是全知的神，他从开始就知道结局”，“正如建造房屋的人，先是有一幅他要建造的房屋的蓝图，然后出去寻找工具和材料建房。同样，神首先有他的预旨，然后通过创造和堕落来实现他的预旨。因此，创造的预旨一定先于堕落的预旨。”
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加尔文派中的一些神学家，并不赞同贝察这样的说法。他们提出与贝察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在堕落之后，神才命定何人会蒙拯救，何人会被定罪”，就是所谓的“堕落后预定说”(the Infralapsarian Order)。持这种说法者认为“神首先定意按他自己的形像造人，并把人置于行为之约下，允许人的堕落，考虑到堕落所生成的人的罪况，神就按他自己的美意拣选了一些人得救，任凭其他的人为他们所犯的罪受公义的审判，为此他进一步预定差派耶稣基督救赎选民。”这种说法也有许多圣经经文的支持。
当然，关于“预定论”，除了这两种说法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认定各自说法的人都接受以前谈到过的所谓“加尔文归正神学的五大信条”。贝察本人也欢迎来自本派神学家之间对神学问题的友好争论，并不因别人有异议就动用自己的权威滥施打压。
不过，1593年，却发生了一件最让贝察心痛不已的事情。本来信奉新教胡格诺派的亨利四世，因为要确保自己能继承法国王位，不顾贝察多次的最诚挚的嘱托，转而改信了天主教。
晚年时的贝察深居简出，体力活动明显下降。1596年，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散布报告，谎称贝察及其领导的日内瓦教会已重回罗马教廷的怀抱。年迈的贝察为此发表了一篇讽刺论文，充分展现了他仍然充满思想的活力和表达的热情。
1605年10月13日，86岁高龄的贝察在日内瓦逝世，在行政当局的安排下，他的遗体安葬于圣皮埃尔隐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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