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加尔文去世之后，日内瓦教会属灵领袖的千均重担就落在了他最亲密的学生和助手西奥多·贝察的肩膀上。
有的历史学家称加尔文在日内瓦组建的新教教会为一种“神权共和国”，因为教会机构与政府机构虽有分工，但实际上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教会人员和行政人员互相交叉，职责并无明显划分，而且会众就是居民，居民就是会众。所谓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就是教会的大主教，由会众选举产生；教会仅设一名大主教，大主教不仅是神权共和国的元首，也是当时瑞士地区新教运动和新教政权的最高精神领袖。
加尔文生前众望所归，担当大主教此职，其地位无人可替代。但是繁重的教务和政事俗务过早地摧毁了加尔文本已羸弱的身体，使他无法继续担负重任。时值法国正在进行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就在加尔文去世前约两个月，他就派人催促当时正在法国联络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作战的贝察速返日内瓦。
贝察回到日内瓦之后，两人商定并由教会批准，加贝两人轮执，共同承担日内瓦教会的职责。加尔文很早就注意栽培贝察。让贝察与他共同执政，既是要将他建立的归正福音事业托付给他最信得过的人，又是让贝察得到最快的岗位培训、让他早点树立接班人的威信。很有点象当年摩西栽培约书亚、彼得栽培马可、保罗栽培提摩太的意思。
加尔文去世前在病榻上向同工们告别之时，贝察就列身其中，后来加尔文又多次忍着病痛召贝察来到身边亲嘱后事。加尔文去世之后，悲痛之中的贝察立即顺利地接过了大主教的重担。在1564年之后，贝察既担任日内瓦牧师会主席，又担任日内瓦神学校的总监，不折不扣地承继了加尔文一派的神学思想，成功延续了由加尔文拓展开来的伟大的宗改工作。
加尔文的属灵眼光没有看错人。虽然贝察不是像加尔文那样是一位杰出的教义学者，在宗教领域也没有特别创新的天赋，但是他仍然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释经家和演说家，也是教会与政治事务方面的卓越领袖，在不少方面他其实并不比加尔文逊色，甚至还有超越加尔文的地方，这使他在1564年后成为欧洲所有加尔文派教会的导师和舵手。圣经中记载，旧约时代的大先知以利亚升天之后，他忠实的学生和门徒以利沙继承了他的先知工作；以利沙象他的老师以利亚一样，继续不畏黑暗势力，勇敢地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讲来自上帝的信息。实际上，后人们也称贝察为加尔文的以利沙。
西奥多·贝察比加尔文整整小10岁，他于1519年6月24日出生于法国勃艮第的韦兹莱(Vézelay)地区。其父皮埃尔(Pierre de Beza)是勃艮第贵族的后代，是由王室任命担任的韦兹莱地区总督。其父有两个兄弟，一位叫尼古拉斯(Nicholas)，是巴黎议会的议员，另一位叫克洛德(Claude)，是天主教熙笃修会修院的院长。
在西奥多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叔叔尼古拉斯到韦兹莱拜访，见到聪明伶俐的小侄儿西奥多就非常喜欢，因为尼古拉斯当时尚未结婚，没有孩子，所以，他向皮埃尔夫妇提出让西奥多跟着他一起去首都巴黎接受最好的教育。皮埃尔夫妇高兴地答应了。虽然韦兹莱也有不错的学校，但能将孩子送到法兰西最繁华、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帝都巴黎去学习，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就这样，西奥多·贝察小小年纪就随叔叔来到了巴黎，凭着叔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他进入贵族学校接受启蒙教育。1528年12月，9岁的贝察又被送往距离巴黎110多公里以外的法兰西王室领地奥尔良。不久，他又南下，拜布尔日大学著名的人文学教授、德国人梅尔基奥·沃尔玛(Melchior Wolmar)为师。有意思的是，就在第二年，时年20岁的加尔文也进入布尔日大学法学院学习，也常在沃尔玛那里听课。当时贝察是少年学生，跟青年加尔文算是同门同学，在沃尔玛家两人曾经数度碰面，但两人年龄悬殊，相互之间印象不深，并无任何深交。
沃尔玛教授很喜爱这名小小学生，把他带到家中居住，把他当作自家中的一员。贝察对此感恩不尽，后来常把进入沃尔玛教授家的那一天当作他的第二个生日来庆祝。
当时布尔日是法国的宗改中心。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公主经常召见沃尔玛教授。贝察有时也跟着老师一起到王宫逛逛，他多次见识到了法国王室的奢华和贵族豪绅们的放荡，却不禁对这种生活颇为神往。我们前面说过，1534年，弗朗索瓦国王因“标语牌事件”倒向天主教，颁布反对宗改的诏书，开始迫害新教徒，引起德国路德派的不满。法国旋即又驱逐境内的德国势力，沃尔玛教授受到牵连，决定返回德国。年方15的贝察送别恩师，按照父亲的意思回到奥尔良攻读法律，准备将来当执业律师。这跟加尔文当年禀承父命在奥尔良攻读法律的原委和经历颇为相似。
奥尔良历史悠久，乃卢瓦尔河畔的名城。1429年，圣女贞德正是在这里力挽狂澜，领导着法国军队，成功地解除了英军的“奥尔良之围”，成为英法百年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1535年到1539年，贝察花了四年时间在奥尔良修读法律、拉丁语、希腊语，终于拿到了法律行业的特许状。
毕业之后，贝察听从父亲的吩咐，到巴黎开始当执业律师。为了支持贝察在巴黎的生活，他的修道院长叔叔克洛德为他争取到了两份有俸圣职，每年他可获得700金法朗的收入；他的议员叔叔尼古拉斯还答应让将来把产业传给他。这时的贝察阔绰有余，生活平稳。
但是，贝察并不喜欢法律，对律师这个行当兴趣寥寥。早在奥尔良求学期间，他常读的书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卡图卢斯和提布鲁斯等人的作品，他还喜欢吟诗作词，用拉丁文创作了不少诗作，其状物之精妙，境界之入化，比专业诗人还要专业。贝察在巴黎当了两年多律师，官司没接几个，却在巴黎文学界名声渐起。
1544年，在两名朋友的介绍下，贝察与一位叫克洛迪娜·德诺斯(Claudine Denoese)女士秘密订婚。贝察答应在将来时机成熟时会跟德女士举行公开的婚礼。据说，这位德女士出自寒门。作为巴黎一位知名的诗人兼律师，贝察为什么要娶这位社会地位卑微(low social status)的德女士呢？而且这件事还不敢向外界公开？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各种史料隐而不谈。有人说他订婚是为了躲避在巴黎时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诱惑。因此有人猜测，当时的贝察正深陷入巴黎花花世界的各种世俗的罪恶之中。好在他自己省查自己，听了朋友的劝导，知道不能再放纵下去。
“不务正业”的律师贝察继续着他文艺青年的嗜好。1548年，贝察结集出版了一部拉丁文诗集，他的文名从此誉满巴黎，被大多数文学同行推举为“当代最好的拉丁诗人”。既然是文学作品，贝察不免会在一些诗中加入了一些爱情的渲染。许多年之后，贝察成为著名的宗改领袖，天主教的专家们于是彻查他的历史老底，结果就在这本诗集中挖掘出许多“猛料证据”来抹黑贝察。他们污蔑说，从这本诗集的内容可以推断贝察有双性恋和鸡奸的倾向！可见，为了扳倒对手而不择手段地肆意污化对手的龌龊作法，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有的历史学家称加尔文在日内瓦组建的新教教会为一种“神权共和国”，因为教会机构与政府机构虽有分工，但实际上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教会人员和行政人员互相交叉，职责并无明显划分，而且会众就是居民，居民就是会众。所谓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就是教会的大主教，由会众选举产生；教会仅设一名大主教，大主教不仅是神权共和国的元首，也是当时瑞士地区新教运动和新教政权的最高精神领袖。
加尔文生前众望所归，担当大主教此职，其地位无人可替代。但是繁重的教务和政事俗务过早地摧毁了加尔文本已羸弱的身体，使他无法继续担负重任。时值法国正在进行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就在加尔文去世前约两个月，他就派人催促当时正在法国联络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作战的贝察速返日内瓦。
贝察回到日内瓦之后，两人商定并由教会批准，加贝两人轮执，共同承担日内瓦教会的职责。加尔文很早就注意栽培贝察。让贝察与他共同执政，既是要将他建立的归正福音事业托付给他最信得过的人，又是让贝察得到最快的岗位培训、让他早点树立接班人的威信。很有点象当年摩西栽培约书亚、彼得栽培马可、保罗栽培提摩太的意思。
加尔文去世前在病榻上向同工们告别之时，贝察就列身其中，后来加尔文又多次忍着病痛召贝察来到身边亲嘱后事。加尔文去世之后，悲痛之中的贝察立即顺利地接过了大主教的重担。在1564年之后，贝察既担任日内瓦牧师会主席，又担任日内瓦神学校的总监，不折不扣地承继了加尔文一派的神学思想，成功延续了由加尔文拓展开来的伟大的宗改工作。
加尔文的属灵眼光没有看错人。虽然贝察不是像加尔文那样是一位杰出的教义学者，在宗教领域也没有特别创新的天赋，但是他仍然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释经家和演说家，也是教会与政治事务方面的卓越领袖，在不少方面他其实并不比加尔文逊色，甚至还有超越加尔文的地方，这使他在1564年后成为欧洲所有加尔文派教会的导师和舵手。圣经中记载，旧约时代的大先知以利亚升天之后，他忠实的学生和门徒以利沙继承了他的先知工作；以利沙象他的老师以利亚一样，继续不畏黑暗势力，勇敢地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讲来自上帝的信息。实际上，后人们也称贝察为加尔文的以利沙。
西奥多·贝察比加尔文整整小10岁，他于1519年6月24日出生于法国勃艮第的韦兹莱(Vézelay)地区。其父皮埃尔(Pierre de Beza)是勃艮第贵族的后代，是由王室任命担任的韦兹莱地区总督。其父有两个兄弟，一位叫尼古拉斯(Nicholas)，是巴黎议会的议员，另一位叫克洛德(Claude)，是天主教熙笃修会修院的院长。
在西奥多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叔叔尼古拉斯到韦兹莱拜访，见到聪明伶俐的小侄儿西奥多就非常喜欢，因为尼古拉斯当时尚未结婚，没有孩子，所以，他向皮埃尔夫妇提出让西奥多跟着他一起去首都巴黎接受最好的教育。皮埃尔夫妇高兴地答应了。虽然韦兹莱也有不错的学校，但能将孩子送到法兰西最繁华、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帝都巴黎去学习，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就这样，西奥多·贝察小小年纪就随叔叔来到了巴黎，凭着叔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他进入贵族学校接受启蒙教育。1528年12月，9岁的贝察又被送往距离巴黎110多公里以外的法兰西王室领地奥尔良。不久，他又南下，拜布尔日大学著名的人文学教授、德国人梅尔基奥·沃尔玛(Melchior Wolmar)为师。有意思的是，就在第二年，时年20岁的加尔文也进入布尔日大学法学院学习，也常在沃尔玛那里听课。当时贝察是少年学生，跟青年加尔文算是同门同学，在沃尔玛家两人曾经数度碰面，但两人年龄悬殊，相互之间印象不深，并无任何深交。
沃尔玛教授很喜爱这名小小学生，把他带到家中居住，把他当作自家中的一员。贝察对此感恩不尽，后来常把进入沃尔玛教授家的那一天当作他的第二个生日来庆祝。
当时布尔日是法国的宗改中心。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公主经常召见沃尔玛教授。贝察有时也跟着老师一起到王宫逛逛，他多次见识到了法国王室的奢华和贵族豪绅们的放荡，却不禁对这种生活颇为神往。我们前面说过，1534年，弗朗索瓦国王因“标语牌事件”倒向天主教，颁布反对宗改的诏书，开始迫害新教徒，引起德国路德派的不满。法国旋即又驱逐境内的德国势力，沃尔玛教授受到牵连，决定返回德国。年方15的贝察送别恩师，按照父亲的意思回到奥尔良攻读法律，准备将来当执业律师。这跟加尔文当年禀承父命在奥尔良攻读法律的原委和经历颇为相似。
奥尔良历史悠久，乃卢瓦尔河畔的名城。1429年，圣女贞德正是在这里力挽狂澜，领导着法国军队，成功地解除了英军的“奥尔良之围”，成为英法百年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1535年到1539年，贝察花了四年时间在奥尔良修读法律、拉丁语、希腊语，终于拿到了法律行业的特许状。
毕业之后，贝察听从父亲的吩咐，到巴黎开始当执业律师。为了支持贝察在巴黎的生活，他的修道院长叔叔克洛德为他争取到了两份有俸圣职，每年他可获得700金法朗的收入；他的议员叔叔尼古拉斯还答应让将来把产业传给他。这时的贝察阔绰有余，生活平稳。
但是，贝察并不喜欢法律，对律师这个行当兴趣寥寥。早在奥尔良求学期间，他常读的书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卡图卢斯和提布鲁斯等人的作品，他还喜欢吟诗作词，用拉丁文创作了不少诗作，其状物之精妙，境界之入化，比专业诗人还要专业。贝察在巴黎当了两年多律师，官司没接几个，却在巴黎文学界名声渐起。
1544年，在两名朋友的介绍下，贝察与一位叫克洛迪娜·德诺斯(Claudine Denoese)女士秘密订婚。贝察答应在将来时机成熟时会跟德女士举行公开的婚礼。据说，这位德女士出自寒门。作为巴黎一位知名的诗人兼律师，贝察为什么要娶这位社会地位卑微(low social status)的德女士呢？而且这件事还不敢向外界公开？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各种史料隐而不谈。有人说他订婚是为了躲避在巴黎时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诱惑。因此有人猜测，当时的贝察正深陷入巴黎花花世界的各种世俗的罪恶之中。好在他自己省查自己，听了朋友的劝导，知道不能再放纵下去。
“不务正业”的律师贝察继续着他文艺青年的嗜好。1548年，贝察结集出版了一部拉丁文诗集，他的文名从此誉满巴黎，被大多数文学同行推举为“当代最好的拉丁诗人”。既然是文学作品，贝察不免会在一些诗中加入了一些爱情的渲染。许多年之后，贝察成为著名的宗改领袖，天主教的专家们于是彻查他的历史老底，结果就在这本诗集中挖掘出许多“猛料证据”来抹黑贝察。他们污蔑说，从这本诗集的内容可以推断贝察有双性恋和鸡奸的倾向！可见，为了扳倒对手而不择手段地肆意污化对手的龌龊作法，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贝察被文学同行推举为“当代最好的拉丁诗人”
再说就在诗集出版后不久，意气风发的贝察正准备享受诗集的出版给他带来的名誉之际，一场大病突袭其身，差点把浑身傲气的贝察送离人间。
在大病之中，贝察渐渐对自己的荒唐人生有了更彻底的反省。也就在这段时间，不少朋友来看望他，其中有一些热情的新教朋友。这样，很少去教堂的贝察一边养病，一边却认真地研读起圣经来。圣灵的光照终于降临在了贝察的心中，贝察的灵命大幅地提升，他从此接受了耶稣的救恩，跟从前的旧我和这个荒唐的时代一刀两断。应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贝察受洗重生。
重生后的贝察特别憧憬一个跟巴黎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他早就从他的信奉新教朋友那里听说，瑞士日内瓦在加尔文的领导之下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宗改运动和社会革新，他想起这位大名鼎鼎的加尔文先生正是当年沃尔玛教授家的常客，也算得上是他的同门师兄。于是，1548年10月23日，贝察携未婚妻克洛迪娜来到新教福音派的中心日内瓦参加宗改运动。
加尔文热情地接见了贝察和克洛迪娜，他也很快想起这位享誉巴黎的诗人律师正是他的同门师弟。在加尔文领导的教会的操办之下，贝察和未婚妻克洛迪娜举行了公开的婚礼。加尔文很喜欢这位小师弟，很快给他在教会中安排了一些工作。
面对纷至沓来的工作，资历尚浅、没有宗改工作经验的贝察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他向加尔文提出先到新教各派的城市游历考察学习一番，增加了经验和认识，再回日内瓦工作。加尔文没有勉强，同意了贝察的请求。
在大病之中，贝察渐渐对自己的荒唐人生有了更彻底的反省。也就在这段时间，不少朋友来看望他，其中有一些热情的新教朋友。这样，很少去教堂的贝察一边养病，一边却认真地研读起圣经来。圣灵的光照终于降临在了贝察的心中，贝察的灵命大幅地提升，他从此接受了耶稣的救恩，跟从前的旧我和这个荒唐的时代一刀两断。应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贝察受洗重生。
重生后的贝察特别憧憬一个跟巴黎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他早就从他的信奉新教朋友那里听说，瑞士日内瓦在加尔文的领导之下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宗改运动和社会革新，他想起这位大名鼎鼎的加尔文先生正是当年沃尔玛教授家的常客，也算得上是他的同门师兄。于是，1548年10月23日，贝察携未婚妻克洛迪娜来到新教福音派的中心日内瓦参加宗改运动。
加尔文热情地接见了贝察和克洛迪娜，他也很快想起这位享誉巴黎的诗人律师正是他的同门师弟。在加尔文领导的教会的操办之下，贝察和未婚妻克洛迪娜举行了公开的婚礼。加尔文很喜欢这位小师弟，很快给他在教会中安排了一些工作。
面对纷至沓来的工作，资历尚浅、没有宗改工作经验的贝察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他向加尔文提出先到新教各派的城市游历考察学习一番，增加了经验和认识，再回日内瓦工作。加尔文没有勉强，同意了贝察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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