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圣经记载，早在旧约士师时代末期的公元前11世纪，著名的大先知撒母耳就着手设立过专门培养神的真先知的学校。确实，要宣扬神的话语和天国之道，唤醒一般民众听从福音真理，教育尤其重要。与其他宗改运动的领导人一样，加尔文特别重视教育、重视兴办学校。这些学校的开办目的，既要为促进真福音的传播服务，又要为社会民众提供摆脱愚昧的机会，还要培养和培训能牧养会众的牧师长老和宗改运动的接班人。
早在1428年，日内瓦就有一所大学，是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凡塞纳(Francois de Versonnary)的富豪捐资成立的。凡塞纳办学的目的就是要“驱散愚蒙，使人得智慧，彬彬有礼，培植美德，也能方便地处理公务”。可惜的是，这所大学因为内部争斗和经费缺乏不得不于1531年停办。
当加尔文1541年重回日内瓦之时，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要办教育。在他设立的教会制度中，教师具有尊荣的地位。他主张初等教育包括七年，大学教育四年。但在自由派掌权的那些受牵掣之年，岁月蹉跎，他的宿愿未能克遂。
在1551年时，加尔文就开始着手创办学校。1556年，加尔文掌握了日内瓦的管理权之后，市议会为学校购置了一块地皮，1558年又筹集到了不少款项；市议会的委托公证人还劝说一些富有的业主在立遗嘱时把他们的遗产捐一部分或全部给正在兴办中的学校；市议会也决定将民事法庭所得的罚金留为建校之用。加尔文更是亲自挨家挨户到各家募款，结果也筹到了一万金币。学校建设终于开工。加尔文每天都要抽空跑到工地上监工，及时处理建校过程中的种种难题。
1559年6月5日，校舍初成，加尔文为之举行了献堂礼。
学校的正门上方用三种文字刻着圣经中的三句话：第一句是希伯来文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取自《箴言》第1章第7节)；第二句是希腊文的“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取自《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9节)；第三句是拉丁文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取自《雅各书》第3章第17节) 。
该校就是现代瑞士著名的日内瓦大学的前身。加尔文还委派他最信任的门徒和助手西奥多·贝察(Theodore Beza)担任校长兼希腊文教授，选拔最优秀的、信仰纯正的学者充任各级教授讲员。最初的校舍颇为简单，以木板充当桌椅，室内也没有暖气装置，窗上的玻璃几年之后才安装上的。虽然学校经费不足，教师们得到的薪水也不是很好，为了节省开销，教员与学员共同食宿，但是，教员愿教，学员愿学，物质上的匮乏并没有阻碍他们灵里得到的快乐。
在对最初的162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学员的训词中，加尔文谆谆告诫他们说：“我奉上帝的名，劝勉你们不要对自己不忠。柏拉图说过，离弃正义与道德的知识不过是技巧而非真理。诸君集于一堂，并非如希腊人为求知识的修养或体力的夸示，乃是为学习最高的真理和极优越的科学，造就自己，以荣耀上帝的尊名，以致将来造福你们的国家；不但如此，你们终须记得，在末日你们要在主前为你们所领受的神圣使命交帐。”
当年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时，就被斯城领导人兼教育家约翰·斯特姆聘为神学和圣经教师，所以对他对斯特姆的办学方针和策略都了若指掌，也赞同斯特姆的办学理念。所以，加尔文从斯特姆那里抄了一次作业，日内瓦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案方法都是在斯特姆办学模式上的加强改进版。学校的董事部乃为本城的牧师团，由他们提名委派校长教授，然后经市议会通过任命。据文献记载，“学校是免费的，学生并不因年龄或班次而分优劣，乃在于他的智力与进步的程度。学生上课是从午前七时至十时，午后一时至四时，每年授课十一个月。课程表里充满了圣经研究与诗篇歌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的三次崇拜和周间的每日早礼拜。礼拜六下午还有要理问答之研究。”
日内瓦学校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法语地区改革宗的摇篮和播种机。五年之内，就有学生一千五百人。许多年轻人都争相考入日内瓦学校，接受改革宗的神学教育和训练。他们来自欧洲各国，当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回到他们的本地教会去，他们在传播加尔文的神学观上都有莫大的感化力。在日内瓦学校的毕业生中，一大批卓越的新一代的宗改领袖脱颖而出，其中非常有名的人物有：苏格兰的宗改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英格兰学者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法国司法家兼宗改领袖兰伯特·丹诺(Lambert Daneau)，等等。诺克斯后来称赞这所学校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最优良的基督学校。”
为学校写教材写讲章也是加尔文常做的事，同时，他也把早年写的《基督教要义》继续修改扩充，篇幅增大到原稿的三倍，这本书是当时教员和学员的唯一的神学手册，也是第一本巨幅的、符合圣经的、系统的神学著作。与加尔文同时代的宗改领袖们也大多写过教义纲领，但在深度上都不及加尔文。
其实，在著作方面，加尔文有两样使他饮誉全世界，其一当然就是《基督教要义》的写作出版，另一个就是他写的解经书的出版。他为后世的解经者和解经书，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后人尊称加尔文为“解经之王”，实不为过。
早年在斯特拉斯堡时，加尔文就写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圣经解经书《罗马书释义》。此后，他陆续出版了好几卷圣经的解经书，涵盖圣经的绝大多数书卷。借着这些解释圣经的书籍，加尔文把人带到基督的眼前，把生命之道指示给信徒；也藉之向信徒们见证神的尊严、荣耀、权柄、恩典；也让大家明白教会的使命和责任。正如后世圣徒所言，“他摒弃了那些形而上学的、不切题目的、空幻的学究式的神学家的教条理论；用生命的话语，把圣经的人物、背景、属灵的意义，按着正意予以解释。”
这时的加尔文，他的属灵影响力早就不再局限于法语地区。随着时日的推移，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扩大到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意大利等国。
正当时也，英国的宗改进入一个极其困难时期，都铎王朝的玛丽一世(Mary I)登基当了女王，她想开历史的倒车，在英格兰重新恢复罗马天主教。在此过程中，她下令烧死300多名宗教异议人士，得了个“血腥玛丽”的臭名。关于英格兰的宗改情况，我们后面会详述，在此只是暂时提及一下。
在这个血腥玛丽当政的年代里，因她禁止新教徒翻译圣经，许多英格兰学者被驱逐到了欧洲大陆，其中很多人跑到了日内瓦。其中就有：将全部的圣经译为英语的迈尔斯·科弗代尔(Myles Coverdale)、著有《殉教者书》(Book of Martyrs)的约翰·佛克塞(John Foxe)、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萨姆森(Thomas Sampson)和维廉·威廷汉姆(William Whittingham)等人。当这些人来到日内瓦之后，他们有志于重新修订翻译英文版的圣经。在日内瓦市议会的保护下和加尔文的支持下，日内瓦教会决定用英语重新翻译圣经，这就是“日内瓦圣经”(the Geneva Bible)。这样做，既不需要英格兰的许可，也不需要罗马的许可。
当加尔文1541年重回日内瓦之时，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要办教育。在他设立的教会制度中，教师具有尊荣的地位。他主张初等教育包括七年，大学教育四年。但在自由派掌权的那些受牵掣之年，岁月蹉跎，他的宿愿未能克遂。
在1551年时，加尔文就开始着手创办学校。1556年，加尔文掌握了日内瓦的管理权之后，市议会为学校购置了一块地皮，1558年又筹集到了不少款项；市议会的委托公证人还劝说一些富有的业主在立遗嘱时把他们的遗产捐一部分或全部给正在兴办中的学校；市议会也决定将民事法庭所得的罚金留为建校之用。加尔文更是亲自挨家挨户到各家募款，结果也筹到了一万金币。学校建设终于开工。加尔文每天都要抽空跑到工地上监工，及时处理建校过程中的种种难题。
1559年6月5日，校舍初成，加尔文为之举行了献堂礼。
学校的正门上方用三种文字刻着圣经中的三句话：第一句是希伯来文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取自《箴言》第1章第7节)；第二句是希腊文的“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取自《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9节)；第三句是拉丁文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取自《雅各书》第3章第17节) 。
该校就是现代瑞士著名的日内瓦大学的前身。加尔文还委派他最信任的门徒和助手西奥多·贝察(Theodore Beza)担任校长兼希腊文教授，选拔最优秀的、信仰纯正的学者充任各级教授讲员。最初的校舍颇为简单，以木板充当桌椅，室内也没有暖气装置，窗上的玻璃几年之后才安装上的。虽然学校经费不足，教师们得到的薪水也不是很好，为了节省开销，教员与学员共同食宿，但是，教员愿教，学员愿学，物质上的匮乏并没有阻碍他们灵里得到的快乐。
在对最初的162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学员的训词中，加尔文谆谆告诫他们说：“我奉上帝的名，劝勉你们不要对自己不忠。柏拉图说过，离弃正义与道德的知识不过是技巧而非真理。诸君集于一堂，并非如希腊人为求知识的修养或体力的夸示，乃是为学习最高的真理和极优越的科学，造就自己，以荣耀上帝的尊名，以致将来造福你们的国家；不但如此，你们终须记得，在末日你们要在主前为你们所领受的神圣使命交帐。”
当年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时，就被斯城领导人兼教育家约翰·斯特姆聘为神学和圣经教师，所以对他对斯特姆的办学方针和策略都了若指掌，也赞同斯特姆的办学理念。所以，加尔文从斯特姆那里抄了一次作业，日内瓦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案方法都是在斯特姆办学模式上的加强改进版。学校的董事部乃为本城的牧师团，由他们提名委派校长教授，然后经市议会通过任命。据文献记载，“学校是免费的，学生并不因年龄或班次而分优劣，乃在于他的智力与进步的程度。学生上课是从午前七时至十时，午后一时至四时，每年授课十一个月。课程表里充满了圣经研究与诗篇歌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的三次崇拜和周间的每日早礼拜。礼拜六下午还有要理问答之研究。”
日内瓦学校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法语地区改革宗的摇篮和播种机。五年之内，就有学生一千五百人。许多年轻人都争相考入日内瓦学校，接受改革宗的神学教育和训练。他们来自欧洲各国，当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回到他们的本地教会去，他们在传播加尔文的神学观上都有莫大的感化力。在日内瓦学校的毕业生中，一大批卓越的新一代的宗改领袖脱颖而出，其中非常有名的人物有：苏格兰的宗改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英格兰学者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法国司法家兼宗改领袖兰伯特·丹诺(Lambert Daneau)，等等。诺克斯后来称赞这所学校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最优良的基督学校。”
为学校写教材写讲章也是加尔文常做的事，同时，他也把早年写的《基督教要义》继续修改扩充，篇幅增大到原稿的三倍，这本书是当时教员和学员的唯一的神学手册，也是第一本巨幅的、符合圣经的、系统的神学著作。与加尔文同时代的宗改领袖们也大多写过教义纲领，但在深度上都不及加尔文。
其实，在著作方面，加尔文有两样使他饮誉全世界，其一当然就是《基督教要义》的写作出版，另一个就是他写的解经书的出版。他为后世的解经者和解经书，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后人尊称加尔文为“解经之王”，实不为过。
早年在斯特拉斯堡时，加尔文就写作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圣经解经书《罗马书释义》。此后，他陆续出版了好几卷圣经的解经书，涵盖圣经的绝大多数书卷。借着这些解释圣经的书籍，加尔文把人带到基督的眼前，把生命之道指示给信徒；也藉之向信徒们见证神的尊严、荣耀、权柄、恩典；也让大家明白教会的使命和责任。正如后世圣徒所言，“他摒弃了那些形而上学的、不切题目的、空幻的学究式的神学家的教条理论；用生命的话语，把圣经的人物、背景、属灵的意义，按着正意予以解释。”
这时的加尔文，他的属灵影响力早就不再局限于法语地区。随着时日的推移，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扩大到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意大利等国。
正当时也，英国的宗改进入一个极其困难时期，都铎王朝的玛丽一世(Mary I)登基当了女王，她想开历史的倒车，在英格兰重新恢复罗马天主教。在此过程中，她下令烧死300多名宗教异议人士，得了个“血腥玛丽”的臭名。关于英格兰的宗改情况，我们后面会详述，在此只是暂时提及一下。
在这个血腥玛丽当政的年代里，因她禁止新教徒翻译圣经，许多英格兰学者被驱逐到了欧洲大陆，其中很多人跑到了日内瓦。其中就有：将全部的圣经译为英语的迈尔斯·科弗代尔(Myles Coverdale)、著有《殉教者书》(Book of Martyrs)的约翰·佛克塞(John Foxe)、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萨姆森(Thomas Sampson)和维廉·威廷汉姆(William Whittingham)等人。当这些人来到日内瓦之后，他们有志于重新修订翻译英文版的圣经。在日内瓦市议会的保护下和加尔文的支持下，日内瓦教会决定用英语重新翻译圣经，这就是“日内瓦圣经”(the Geneva Bible)。这样做，既不需要英格兰的许可，也不需要罗马的许可。
日内瓦圣经曾是16和17世纪最流行的英语圣经
日内瓦圣经是基于“英语圣经之父”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译本重新翻译修订的。丁道尔的事迹我们后面也会详及。看官你暂时记住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参加日内瓦圣经翻译修订者都是具有归正信仰的饱学之士，除了上面介绍的来自英格兰的学者神学家外，还有苏格兰的宗改领袖、苏格兰长老会的创建人约翰·诺克斯，以及安东尼·吉尔比(Anthony Gilby)和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等人。加尔文也亲自参加部分的注释工作。日内瓦圣经最终于1575年在英格兰印刷出来。不过，全部的评论、注释工作要到1599年才完成。
日内瓦圣经出版后，成为16和17世纪最流行的英语圣经，直到后来渐渐为1611年出版的“钦定版圣经”所取代。日内瓦圣经在当时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内容丰富的、易为大众理解的边注、图表和插图，注释的英文达30万字之多，是圣经本身长度的三分之一，其中包含了加尔文的归正神学思想。后来在1620年时乘坐五月花号前往美洲大陆的英国清教徒，他们所携带的圣经之一就是日内瓦圣经。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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