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最先受到的挑战仍是来自日内瓦的自由派人士，其中有不少加尔文旧日的反对者。自由派人士生活放荡不羁，他们或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举着酒瓶惹事生非。他们对加尔文制定的严格规条心怀愤懑，自称为基督徒却又拒绝参加教会的崇拜活动，即便是参加了，他们又对着牧师们的讲道满嘴喷粪，对长老们的善意批评也置之不理。他们认为，教会规条也好，牧师长老也罢，都是在干涉他们的个人自由。尤其是日内瓦的贵族，他们沉湎于以往的骄奢淫逸，希望重开夜总会，希望能像往常一样，继续跳舞赌博、继续收养情妇、继续在罪恶中癫狂。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当然不喜欢加尔文和他制定的教会条规。他们不断指责加尔文，说他身为法国人，根本不值得日内瓦人信任，根本不应该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当时日内瓦自由派的首领都是城中颇有权势的人物。
有一位叫阿米·佩林(Ami Perrin)的人，是最有权力的25人小议会成员，兼任城中民兵的指挥官。他以前对加尔文颇为友好，也曾极力邀请加尔文回日内瓦，可现在却极力反对加尔文。佩林特别喜欢在家中聚集男男女女，搞狂欢舞会。就因为这一点，佩林与加尔文的关系从此水火不容。
因为加尔文坚决反对搞这种舞会。这并不是说跳舞有什么不好，圣经里有好多正当使用跳舞的例子，况且跳舞还有助于锻炼身体。但是，加尔文注意到佩林等人搞的狂欢舞会淫荡不拘，对整个社会风气带来了许多负能量，为了要民众保持纯洁的思想和贞节的心灵，加尔文认为，民众不可涉足跳舞。在他制定的条规中明确规定，如果有人跳舞被抓到，就要罚钱坐牢。教会中有一位长老的太太因为要求在订婚仪式上搞个舞会庆祝一下，结果这名长老和太太就遭到了教会的严厉惩戒。
除了不让搞舞会外，加尔文还反对民众玩纸牌。加尔文认为，玩牌这种游戏浪费人们的大好时光，还会导致民众染上赌博恶习，类似一些中国人打麻将赌博的做法。加尔文定的法规中有一条，玩纸牌赌博的人但凡被抓到，就在他脖子上挂一副牌，让他站在街上让人取笑，以此为惩戒。后来，加尔文帮助市政府通过一项法律：玩牌只准在酒馆里玩，而且每次不可超过一小时。
这就得罪了自由派的另一位领袖皮埃尔·阿默克斯(Pierre Ameaux)。此人也是25人小议会成员，而且他是纸牌制造商。加尔文禁止民众玩纸牌，这样当然就影响到了纸牌的销路，几乎断了阿默克斯的财路。阿默克斯屡次跟加尔文争辩，指责加尔文小题大作，连民众玩玩纸牌都要管制，太不近人情。而且，阿默克斯暗地里另觅新欢，事情败露之后就写了一份休书逼老婆离婚，还催着教会在离婚书上盖印同意。教会请示加尔文，加尔文当然不会屈服。于是，阿氏对加尔文心怀仇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毁谤加尔文，他胡说加尔文所传讲的不是真福音。而且他到处捕风捉影，造谣说加尔文自己的生活颇不检点，他手中握有实锤，说得有鼻子有眼。在街头巷尾的民众中，他时常咒骂加尔文，甚至说“这个加尔文平日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我宁肯去听三只狗咬架，也不愿听他讲道”。
对此，加尔文并不介意，他总是一笑了之。因为加尔文知道，一个人如果跟一个无赖争辩，实际上他就把自己降到了跟那个无赖一样的身份。
其实，加尔文虽然严谨冷峻，但他并不是一个索然无味的人，你别以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迂腐学究。实际上，即便他的生活十分忙碌，可他总是会腾出时间来做一些有趣的消遣，松驰一下绷紧的神经。比如，他经常和朋友在花园里玩一种掷环套桩的游戏，冬天的时候他会改玩另一种游戏，和人比赛看谁可以将一串钥匙抛向桌沿滑动而不落地。
加尔文身体孱弱多病，也不像路德那样生怕快乐豪爽，但是当大伙儿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会说一些非常幽默的双关语俏皮话，把客人们个个逗得前俯后仰，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实际上，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论到基督徒自由的时候都提到过上面这些事情。他还说过：“我们仍可以说说笑笑，或享用食物，或在自己或祖遗的以外增加财产，高兴的时候一样可以听听音乐，喝喝酒什么的”。他所反对的是“无节制的娱乐”，他认为“娱乐不可在人的生活中占首要地位，它们应该是次要的，只是借以消除疲劳”。所以，他不反对有节制的饮酒，但也说“无节制的饮酒将使人沦为与野兽一般”。加尔文讲过：“假使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酒量，但他却硬是喝下三杯，结果烂醉如泥，那他不是猪吗？”
在自由派中，还有一位非常难对付的菲利伯·伯锡里(Philibert Berthelier)。此人是日内瓦望族，他的父亲是日内瓦的爱国者和英雄，曾经领导日内瓦人抵抗萨伏依公国的入侵，保持了日内瓦的独立地位，所以伯锡里家族在日内瓦极受尊重。在佩林的帮助下，这位功臣之子伯锡里当上了日内瓦的审计师兼助理法官，掌握着市内的财政大权和政法大权。
但是，伯锡里躺在他爸爸的功劳薄上，过着贪声逐色的生活，他天不怕地不怕，处处横行霸道，屡屡违反规条，因而受到教会的严厉处罚，教会判定这种人不配领主的圣餐。所以，伯锡里屡次带着人跑到教会寻衅闹事，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咒骂牧师。那些嫉恨加尔文的市议员也想利用伯锡里来挑战加尔文的属灵权威。在他们的怂恿下，伯锡里把请求恢复圣餐的上诉书呈交小议会，而不是呈交教会的宗教法庭。小议会通过了决议，裁决伯锡里应有领受圣餐的权利。
这件事对加尔文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他若向小议会屈服，让伯锡里领受圣餐，这是玷污圣餐、玷污主的身体和神的荣耀，同时也等于承认政府有凌驾于教会和宗教法庭之上的权力。但是，倘若他不向小议会屈服，继续不让伯锡里领受圣餐，那么代表政府的小议会和教会就会对立，他在日内瓦开展的教会改革工作将前功尽弃，他在日内瓦教会中所制定的许多规章和法则全都会变为一纸空文。
加尔文没有屈服，没有折腰。他仍然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拓荒前行。
他的四周常常危机四伏，想害他的人大有人在。
当时日内瓦自由派的首领都是城中颇有权势的人物。
有一位叫阿米·佩林(Ami Perrin)的人，是最有权力的25人小议会成员，兼任城中民兵的指挥官。他以前对加尔文颇为友好，也曾极力邀请加尔文回日内瓦，可现在却极力反对加尔文。佩林特别喜欢在家中聚集男男女女，搞狂欢舞会。就因为这一点，佩林与加尔文的关系从此水火不容。
因为加尔文坚决反对搞这种舞会。这并不是说跳舞有什么不好，圣经里有好多正当使用跳舞的例子，况且跳舞还有助于锻炼身体。但是，加尔文注意到佩林等人搞的狂欢舞会淫荡不拘，对整个社会风气带来了许多负能量，为了要民众保持纯洁的思想和贞节的心灵，加尔文认为，民众不可涉足跳舞。在他制定的条规中明确规定，如果有人跳舞被抓到，就要罚钱坐牢。教会中有一位长老的太太因为要求在订婚仪式上搞个舞会庆祝一下，结果这名长老和太太就遭到了教会的严厉惩戒。
除了不让搞舞会外，加尔文还反对民众玩纸牌。加尔文认为，玩牌这种游戏浪费人们的大好时光，还会导致民众染上赌博恶习，类似一些中国人打麻将赌博的做法。加尔文定的法规中有一条，玩纸牌赌博的人但凡被抓到，就在他脖子上挂一副牌，让他站在街上让人取笑，以此为惩戒。后来，加尔文帮助市政府通过一项法律：玩牌只准在酒馆里玩，而且每次不可超过一小时。
这就得罪了自由派的另一位领袖皮埃尔·阿默克斯(Pierre Ameaux)。此人也是25人小议会成员，而且他是纸牌制造商。加尔文禁止民众玩纸牌，这样当然就影响到了纸牌的销路，几乎断了阿默克斯的财路。阿默克斯屡次跟加尔文争辩，指责加尔文小题大作，连民众玩玩纸牌都要管制，太不近人情。而且，阿默克斯暗地里另觅新欢，事情败露之后就写了一份休书逼老婆离婚，还催着教会在离婚书上盖印同意。教会请示加尔文，加尔文当然不会屈服。于是，阿氏对加尔文心怀仇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毁谤加尔文，他胡说加尔文所传讲的不是真福音。而且他到处捕风捉影，造谣说加尔文自己的生活颇不检点，他手中握有实锤，说得有鼻子有眼。在街头巷尾的民众中，他时常咒骂加尔文，甚至说“这个加尔文平日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我宁肯去听三只狗咬架，也不愿听他讲道”。
对此，加尔文并不介意，他总是一笑了之。因为加尔文知道，一个人如果跟一个无赖争辩，实际上他就把自己降到了跟那个无赖一样的身份。
其实，加尔文虽然严谨冷峻，但他并不是一个索然无味的人，你别以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迂腐学究。实际上，即便他的生活十分忙碌，可他总是会腾出时间来做一些有趣的消遣，松驰一下绷紧的神经。比如，他经常和朋友在花园里玩一种掷环套桩的游戏，冬天的时候他会改玩另一种游戏，和人比赛看谁可以将一串钥匙抛向桌沿滑动而不落地。
加尔文身体孱弱多病，也不像路德那样生怕快乐豪爽，但是当大伙儿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常会说一些非常幽默的双关语俏皮话，把客人们个个逗得前俯后仰，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实际上，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论到基督徒自由的时候都提到过上面这些事情。他还说过：“我们仍可以说说笑笑，或享用食物，或在自己或祖遗的以外增加财产，高兴的时候一样可以听听音乐，喝喝酒什么的”。他所反对的是“无节制的娱乐”，他认为“娱乐不可在人的生活中占首要地位，它们应该是次要的，只是借以消除疲劳”。所以，他不反对有节制的饮酒，但也说“无节制的饮酒将使人沦为与野兽一般”。加尔文讲过：“假使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酒量，但他却硬是喝下三杯，结果烂醉如泥，那他不是猪吗？”
在自由派中，还有一位非常难对付的菲利伯·伯锡里(Philibert Berthelier)。此人是日内瓦望族，他的父亲是日内瓦的爱国者和英雄，曾经领导日内瓦人抵抗萨伏依公国的入侵，保持了日内瓦的独立地位，所以伯锡里家族在日内瓦极受尊重。在佩林的帮助下，这位功臣之子伯锡里当上了日内瓦的审计师兼助理法官，掌握着市内的财政大权和政法大权。
但是，伯锡里躺在他爸爸的功劳薄上，过着贪声逐色的生活，他天不怕地不怕，处处横行霸道，屡屡违反规条，因而受到教会的严厉处罚，教会判定这种人不配领主的圣餐。所以，伯锡里屡次带着人跑到教会寻衅闹事，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咒骂牧师。那些嫉恨加尔文的市议员也想利用伯锡里来挑战加尔文的属灵权威。在他们的怂恿下，伯锡里把请求恢复圣餐的上诉书呈交小议会，而不是呈交教会的宗教法庭。小议会通过了决议，裁决伯锡里应有领受圣餐的权利。
这件事对加尔文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他若向小议会屈服，让伯锡里领受圣餐，这是玷污圣餐、玷污主的身体和神的荣耀，同时也等于承认政府有凌驾于教会和宗教法庭之上的权力。但是，倘若他不向小议会屈服，继续不让伯锡里领受圣餐，那么代表政府的小议会和教会就会对立，他在日内瓦开展的教会改革工作将前功尽弃，他在日内瓦教会中所制定的许多规章和法则全都会变为一纸空文。
加尔文没有屈服，没有折腰。他仍然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拓荒前行。
他的四周常常危机四伏，想害他的人大有人在。
不过，让加尔文伤心的是，他的儿子生下没多久就夭折了。1542年7月28日，他的妻子德布尔为他生下一个未足月的男孩。可惜的是，婴儿只活了几天工夫，就离开人世。加尔文和德布尔悲伤不已，许多朋友以各种方式来安慰他们。加尔文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如此说道：“我的妻子要我谢谢你们的关怀和慰问。我们确实为了我们的婴孩的死亡，内心深感哀痛。但是，对于什么是有益于他的儿女，我们的父神知道得最清楚。”
第二年和第三年，德布尔又怀了第二胎和第三胎，但是也是双双夭折。从此以后，加尔文再也没有亲生的孩子。他的敌人，尤其是一些天主教徒，却对此幸灾乐祸，他们恶毒地说，加尔文离经叛道，这是神对他的咒诅，是神让他断子绝孙。但是，加尔文没有被他们在精神上击溃，他说：“我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但是，世人会看到，我的孩子们将会遍布全世界。”这句话果真不假，他实际上是借着神给他的异象说了一句伟大的预言。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后来在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认加尔文为他们的属灵父亲。
1545年，德布尔得了重病。德布尔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除了操持家务外，还得照顾加尔文，跟着加尔文颠沛流离。当年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时，她也随他迁居到日内瓦。这时，她挣扎在病床上，靠着神的力量跟病魔战斗。
1549年3月，德布尔病入膏肓，加尔文请来日内瓦最好的医生，但是依旧回天乏术，所有医疗方案都宣告无效。
德布尔知道来日无多，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雅各斯(Jacques)和犹狄(Judith)。德布尔在病床前交待加尔文，请他将这两个孩子视如己出，爱护抚养他们长大成人。她说道：“我已经将这两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心愿。”加尔文含泪答应。
4月5日，德布尔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安详地回到了主的怀抱中。加尔文泪迸肠绝，肝胆欲碎。他写信给友人说：“我失去了我生活中的至好伴侣，一位与我生死与共的伴侣。当她活着的时候，她是我传道工作上最忠实的助手，在服事主方面她从未拦阻过我，在她生病的整个过程中，她也从未麻烦过我。”
加尔文没有食言，他果然对德布尔的两个孩子极尽抚养教育之责。而且从此以后，无论生活负担多么繁重，他再也没有续弦。
埋葬了妻子，加尔文独自负重前行。
1549年5月，在加尔文多年的斡旋调解和努力下，由他进行的改革派合一运动取得了光辉的成果。加尔文、法雷尔和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在苏黎世会面，日内瓦、纳沙泰尔和苏黎世三方新教改革派教会签署了《苏黎世共识》。三地教会在26项的基本信仰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些基本信仰后来被苏格兰、法国、波兰等地方的改革宗的教会所接纳。
第二年和第三年，德布尔又怀了第二胎和第三胎，但是也是双双夭折。从此以后，加尔文再也没有亲生的孩子。他的敌人，尤其是一些天主教徒，却对此幸灾乐祸，他们恶毒地说，加尔文离经叛道，这是神对他的咒诅，是神让他断子绝孙。但是，加尔文没有被他们在精神上击溃，他说：“我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但是，世人会看到，我的孩子们将会遍布全世界。”这句话果真不假，他实际上是借着神给他的异象说了一句伟大的预言。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后来在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认加尔文为他们的属灵父亲。
1545年，德布尔得了重病。德布尔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除了操持家务外，还得照顾加尔文，跟着加尔文颠沛流离。当年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时，她也随他迁居到日内瓦。这时，她挣扎在病床上，靠着神的力量跟病魔战斗。
1549年3月，德布尔病入膏肓，加尔文请来日内瓦最好的医生，但是依旧回天乏术，所有医疗方案都宣告无效。
德布尔知道来日无多，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和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雅各斯(Jacques)和犹狄(Judith)。德布尔在病床前交待加尔文，请他将这两个孩子视如己出，爱护抚养他们长大成人。她说道：“我已经将这两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心愿。”加尔文含泪答应。
4月5日，德布尔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安详地回到了主的怀抱中。加尔文泪迸肠绝，肝胆欲碎。他写信给友人说：“我失去了我生活中的至好伴侣，一位与我生死与共的伴侣。当她活着的时候，她是我传道工作上最忠实的助手，在服事主方面她从未拦阻过我，在她生病的整个过程中，她也从未麻烦过我。”
加尔文没有食言，他果然对德布尔的两个孩子极尽抚养教育之责。而且从此以后，无论生活负担多么繁重，他再也没有续弦。
埋葬了妻子，加尔文独自负重前行。
1549年5月，在加尔文多年的斡旋调解和努力下，由他进行的改革派合一运动取得了光辉的成果。加尔文、法雷尔和慈运理的继承人布林格在苏黎世会面，日内瓦、纳沙泰尔和苏黎世三方新教改革派教会签署了《苏黎世共识》。三地教会在26项的基本信仰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这些基本信仰后来被苏格兰、法国、波兰等地方的改革宗的教会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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