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希通呵呵直乐：“我没跟你开玩笑。娶一位贤德的妇人，无论于公于私，都是有益的。于公呢，你知道，天主教会一直不允许圣职人员结婚，可是这根本就没有圣经根据，全是他们凭自己的意思定下的条规。你看路德先生曾经是天主教内的修士，在天主教看来他是离经叛道之人，但路先生就要以身试‘法’，就是娶了一位曾是天主教内的修女做妻子，算是造反造到底。你加弟兄是新教教会的牧师，你若结婚，实际上就是向世人表明，你跟天主教不是一路人，你是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反对天主教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条规。于私呢，刚才我也说了，有了妻子，许多家务事就可以有人帮你分心解忧，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做神的事工方面。不是吗？”
加尔文点点头：“梅弟兄你说的有道理。我在日内瓦跟法雷尔同工的时候，就见他跟他的妻子相濡以沫、夫唱妇随，两人同心为主工作。到了斯特拉斯堡之后，又见布塞尔先生和卡皮托弟兄等教会的牧长都娶了贤妻，他们都是琴瑟和谐、举案齐眉，对教会的各项事工确实大有益处。我也很羡慕他们。实不相瞒，娶妻之事，布塞尔先生也跟我多次提及过，我也同意如果能物色到合适的、爱主的姐妹就跟她结婚。这里的教会弟兄非常热心，曾帮我介绍过几位主内姐妹。可是，不是我不满意对方，就是对方不满意我。看来，这姻缘尚未到来，我自己也一直怀疑自己是否需要结婚，不过这也要全看神的意思，一切就交在神的手中了。”
加尔文说的是真话，斯特拉斯堡教会的领袖们确实多次为加尔文做媒。
第一位被介绍给加尔文的，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遗孀，有大量的陪嫁，女子本人受到相当不错的德国文化教育。加尔文害怕她会夸耀自己的门第和学问，起先并不同意。但对方的哥哥很敬虔，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经人劝说之后，加尔文做了让步，条件是这位贵族遗孀同意学习法语，以便两人在婚后容易沟通。可是，这位贵族遗孀拒绝学习法语。这样一来，加尔文就正好借口不再跟她往来。
接着，又有人介绍一位女子给加尔文。许多人都对这位女士都有好评，加尔文也尽量迁就，甚至定了日子办喜事。但是，加尔文在筹备婚事期间，及时发现了对方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他说必须重新考虑，最后他及时刹车，解除了婚约。
加尔文对婚姻问题是相当严肃的。他早就认为，罗马天主教在婚姻问题方面犯有两大错误。这两大错误都与圣经的教训背道而驰。
首先，天主教把婚姻高举为一种圣礼，他们以为“婚姻应当被视为一种圣礼，不只是因为那是神作的工，而且也是神为坚定承诺而指定的额外礼仪”。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纵观整本圣经，神只明确地命立了洗礼和圣餐礼这两种圣礼，若在这两种圣礼上再加添其它“圣礼”，这是与神的意思相违的。
其次，天主教还提倡独身主义，以为独身禁欲是圣洁的标志，这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加尔文认为，婚姻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早在人类堕落之前，神就已经立下这样的婚姻制度。独身主义也好，禁欲主义也好，都是违反自然的事，可能导发无数的性犯罪。加尔文曾说：“在十个修道院中，你要能找出有一个不是妓院而是纯净圣洁的地方，那是实在不可能的！”
对于择偶，加尔文自有标准，他后来写信给法雷尔时说：“我所需要的妻子，不在乎她的美丽。她应具备的美德，须是谦虚、勤俭、忍耐、不过分挑剔，但又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不久，梅兰希通跟布塞尔交谈时又谈到加尔文的婚事。布塞尔哈哈大笑，跟梅兰希通保证说：“加尔文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梅弟兄有成人之美之心，我又何尝没有呢？你放心，加尔文的婚事包在我身上。不出一年，我一定让他结婚。”
布塞尔没有食言。他很快就把一位主内姐妹介绍给加尔文。
这位姐妹，加尔文其实原先就认识，她是加尔文牧养的本地教会的会众，名叫伊德莱特·德布尔(Idelette de Bure)。德布尔1500年出生于佛兰德尔(Flanders，现代比利时西部)，她比加尔文大9岁。起初她嫁给了列日(Liège，也在现代比利时)的生意人约翰·施多德(John Stordeur)，两人原来都是重洗派教会的会众，后来移居到斯特拉斯堡之后，加入加尔文牧养的教会，在听到加尔文的讲道后，两人放弃重洗派的信条而归正。1541年2月，施多德因染瘟疫病故，留下德布尔和两个小孩子。
美丽温柔的德布尔敬虔贤慧，完全符合加尔文最初寻找对象所列出的条件。德布尔自信有情，加尔文关爱有意，两人虽然没有世人认为的所谓的浪漫爱情，但都认为对方是神赐给自己的最佳人生伴侣，都愿结百年之好。1541年8月1日，两人喜结连理。
加尔文和德布尔结婚之后，鸾凤和鸣，同甘共苦。蕙质兰心的德布尔虽然自己也是体弱多病，但是她把加尔文照顾得非常周到，包揽了许多家事。加尔文虽是牧师，但没有太多的薪水，本地议会和日内瓦的议会一样，常常忘记付他工资。加尔文总是穷困潦倒、捉襟见肘，但他还要常常周济别人。德布尔富有耐心，认真打理家务，把家里已经拥挤的房屋腾出地方租给他人，另外再做些零活，以赚取微薄的生活补贴。她也从不抱怨，甘心服侍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给她的工作，自己也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她让加尔文得到了做梦都没想过的幸福。
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心情舒畅，加尔文真心希望他们两人带着孩子能在斯特拉斯堡继续生活下去。加尔文也继续着他的释经工作，在斯特拉斯堡完成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圣经解经书《罗马书释义》。
加尔文点点头：“梅弟兄你说的有道理。我在日内瓦跟法雷尔同工的时候，就见他跟他的妻子相濡以沫、夫唱妇随，两人同心为主工作。到了斯特拉斯堡之后，又见布塞尔先生和卡皮托弟兄等教会的牧长都娶了贤妻，他们都是琴瑟和谐、举案齐眉，对教会的各项事工确实大有益处。我也很羡慕他们。实不相瞒，娶妻之事，布塞尔先生也跟我多次提及过，我也同意如果能物色到合适的、爱主的姐妹就跟她结婚。这里的教会弟兄非常热心，曾帮我介绍过几位主内姐妹。可是，不是我不满意对方，就是对方不满意我。看来，这姻缘尚未到来，我自己也一直怀疑自己是否需要结婚，不过这也要全看神的意思，一切就交在神的手中了。”
加尔文说的是真话，斯特拉斯堡教会的领袖们确实多次为加尔文做媒。
第一位被介绍给加尔文的，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遗孀，有大量的陪嫁，女子本人受到相当不错的德国文化教育。加尔文害怕她会夸耀自己的门第和学问，起先并不同意。但对方的哥哥很敬虔，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经人劝说之后，加尔文做了让步，条件是这位贵族遗孀同意学习法语，以便两人在婚后容易沟通。可是，这位贵族遗孀拒绝学习法语。这样一来，加尔文就正好借口不再跟她往来。
接着，又有人介绍一位女子给加尔文。许多人都对这位女士都有好评，加尔文也尽量迁就，甚至定了日子办喜事。但是，加尔文在筹备婚事期间，及时发现了对方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他说必须重新考虑，最后他及时刹车，解除了婚约。
加尔文对婚姻问题是相当严肃的。他早就认为，罗马天主教在婚姻问题方面犯有两大错误。这两大错误都与圣经的教训背道而驰。
首先，天主教把婚姻高举为一种圣礼，他们以为“婚姻应当被视为一种圣礼，不只是因为那是神作的工，而且也是神为坚定承诺而指定的额外礼仪”。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纵观整本圣经，神只明确地命立了洗礼和圣餐礼这两种圣礼，若在这两种圣礼上再加添其它“圣礼”，这是与神的意思相违的。
其次，天主教还提倡独身主义，以为独身禁欲是圣洁的标志，这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加尔文认为，婚姻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早在人类堕落之前，神就已经立下这样的婚姻制度。独身主义也好，禁欲主义也好，都是违反自然的事，可能导发无数的性犯罪。加尔文曾说：“在十个修道院中，你要能找出有一个不是妓院而是纯净圣洁的地方，那是实在不可能的！”
对于择偶，加尔文自有标准，他后来写信给法雷尔时说：“我所需要的妻子，不在乎她的美丽。她应具备的美德，须是谦虚、勤俭、忍耐、不过分挑剔，但又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不久，梅兰希通跟布塞尔交谈时又谈到加尔文的婚事。布塞尔哈哈大笑，跟梅兰希通保证说：“加尔文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梅弟兄有成人之美之心，我又何尝没有呢？你放心，加尔文的婚事包在我身上。不出一年，我一定让他结婚。”
布塞尔没有食言。他很快就把一位主内姐妹介绍给加尔文。
这位姐妹，加尔文其实原先就认识，她是加尔文牧养的本地教会的会众，名叫伊德莱特·德布尔(Idelette de Bure)。德布尔1500年出生于佛兰德尔(Flanders，现代比利时西部)，她比加尔文大9岁。起初她嫁给了列日(Liège，也在现代比利时)的生意人约翰·施多德(John Stordeur)，两人原来都是重洗派教会的会众，后来移居到斯特拉斯堡之后，加入加尔文牧养的教会，在听到加尔文的讲道后，两人放弃重洗派的信条而归正。1541年2月，施多德因染瘟疫病故，留下德布尔和两个小孩子。
美丽温柔的德布尔敬虔贤慧，完全符合加尔文最初寻找对象所列出的条件。德布尔自信有情，加尔文关爱有意，两人虽然没有世人认为的所谓的浪漫爱情，但都认为对方是神赐给自己的最佳人生伴侣，都愿结百年之好。1541年8月1日，两人喜结连理。
加尔文和德布尔结婚之后，鸾凤和鸣，同甘共苦。蕙质兰心的德布尔虽然自己也是体弱多病，但是她把加尔文照顾得非常周到，包揽了许多家事。加尔文虽是牧师，但没有太多的薪水，本地议会和日内瓦的议会一样，常常忘记付他工资。加尔文总是穷困潦倒、捉襟见肘，但他还要常常周济别人。德布尔富有耐心，认真打理家务，把家里已经拥挤的房屋腾出地方租给他人，另外再做些零活，以赚取微薄的生活补贴。她也从不抱怨，甘心服侍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给她的工作，自己也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她让加尔文得到了做梦都没想过的幸福。
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心情舒畅，加尔文真心希望他们两人带着孩子能在斯特拉斯堡继续生活下去。加尔文也继续着他的释经工作，在斯特拉斯堡完成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圣经解经书《罗马书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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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妻子、美丽敬虔的德布尔
可正当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安心事奉和安定生活的时候，日内瓦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541年9月，加尔文结婚刚刚一个月，日内瓦城派了一位代表来到斯特拉斯堡见加尔文，并把日内瓦议会的一封信亲手交给他，并情真意切地对他说：“加牧师，日内瓦全城人民热情欢迎您回去，领导日内瓦的所有事情。”
加尔文捏着信，心中大起波澜，其实他早就知道日内瓦的情况。
三年前，当加尔文和法雷尔被日内瓦议会驱逐离开之后，日内瓦政治局势更加混乱，动荡不安，日内瓦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得罪了神，驱逐了神的仆人。他们请了两位传道者代替法雷尔与加尔文，但他们跟法加两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无法应付时艰。
当时，为了争夺土地，日内瓦又跟伯尔尼城发生冲突，两城的政治联盟出现裂隙。天主教的神甫们又溜入城内开始在私人家庭里举行弥撒。天主教廷的红衣大主教雅各波·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趁机给日内瓦市议会写了一封紧急公函，挑拨两城的关系，并邀请他们重归天主教的怀抱，信中威胁日内瓦人说他们现今的困难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天主教会这一“上帝的独一的真教会”。
可叹的是，日内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萨多莱托适当的回答，还得请远在斯特拉斯堡的加尔文代笔反驳萨多莱托。加尔文没有搪塞推辞，而是为此事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复萨多莱托书》(Reply to Sadoleto)为新教信仰辩护。该文被称为宗改时期新教教会“最有力的辩护文”。
另外，在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日内瓦形成了两派对峙的局面。法雷尔的支持者，即改革宗的福音派，被称为“法雷尔派”，他们支持加尔文回日内瓦重整河山。另一派是与伯尔尼当局结盟的“条约派”(Articulants)，是伯尔尼安插在日内瓦的内奸，他们拿了伯尔尼的钱搞各种大外宣和破坏活动，其目的是出卖日内瓦的权益。“法雷尔派”坚持爱国爱城，起来反对“条约派”，两派争锋让日内瓦的情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1539年时，就有人建议请加尔文和法雷尔回来。
1540年4月，在爱国情操的激动下，日内瓦发生了暴动，支持伯尔尼的“条约派”民兵司令约翰·腓力(John Phillippe)被判死刑，当年下令驱逐加尔文和法雷尔的日内瓦二百人议会被解散。“法雷尔派”占了上锋。1540年9月，日内瓦市议会委托一位会员“设法邀请加尔文牧师重返日内瓦”。
法雷尔此时正在纳沙泰尔教会工作，难以脱身，但他认为加尔文是回日内瓦领导日内瓦人的最佳人选，于是敦促加尔文回日内瓦主政。加尔文心中犯难犹豫，他写信给法雷尔，坦承自己无意重返日内瓦。他虽然觉得被邀请回去是一件尊荣的事，也知道日内瓦人翻然悔悟，可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他真的很害怕回去。他写信给另一位同工说：“我宁愿忍受千刀万刮，也不愿去背那个十字架。我宁可立刻死去，也不愿在那酷刑室里受刑至死。天下就再没有别处比那里更可怕的，我为什么还要再到那里去流血负伤？”况且，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工作是大受欢迎，他在这里也受人爱戴。他正从事着适当的工作，一边服事信徒灵性的需要，一边以写作来帮助宗改运动，一边抽空花大力气注释圣经。
不过，法雷尔始终不放过加尔文，甚至派人到斯特拉斯堡，喧嚷加尔文不能推卸逃避对日内瓦的责任，他采用了当年“强迫”加尔文留在日内瓦的同样手法“强迫”加尔文回日内瓦。
加尔文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他多次向神祷告，求神给他指引。不久之后，神果然给了他一个明明确确的指引。
加尔文捏着信，心中大起波澜，其实他早就知道日内瓦的情况。
三年前，当加尔文和法雷尔被日内瓦议会驱逐离开之后，日内瓦政治局势更加混乱，动荡不安，日内瓦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得罪了神，驱逐了神的仆人。他们请了两位传道者代替法雷尔与加尔文，但他们跟法加两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无法应付时艰。
当时，为了争夺土地，日内瓦又跟伯尔尼城发生冲突，两城的政治联盟出现裂隙。天主教的神甫们又溜入城内开始在私人家庭里举行弥撒。天主教廷的红衣大主教雅各波·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趁机给日内瓦市议会写了一封紧急公函，挑拨两城的关系，并邀请他们重归天主教的怀抱，信中威胁日内瓦人说他们现今的困难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天主教会这一“上帝的独一的真教会”。
可叹的是，日内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予以萨多莱托适当的回答，还得请远在斯特拉斯堡的加尔文代笔反驳萨多莱托。加尔文没有搪塞推辞，而是为此事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复萨多莱托书》(Reply to Sadoleto)为新教信仰辩护。该文被称为宗改时期新教教会“最有力的辩护文”。
另外，在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日内瓦形成了两派对峙的局面。法雷尔的支持者，即改革宗的福音派，被称为“法雷尔派”，他们支持加尔文回日内瓦重整河山。另一派是与伯尔尼当局结盟的“条约派”(Articulants)，是伯尔尼安插在日内瓦的内奸，他们拿了伯尔尼的钱搞各种大外宣和破坏活动，其目的是出卖日内瓦的权益。“法雷尔派”坚持爱国爱城，起来反对“条约派”，两派争锋让日内瓦的情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1539年时，就有人建议请加尔文和法雷尔回来。
1540年4月，在爱国情操的激动下，日内瓦发生了暴动，支持伯尔尼的“条约派”民兵司令约翰·腓力(John Phillippe)被判死刑，当年下令驱逐加尔文和法雷尔的日内瓦二百人议会被解散。“法雷尔派”占了上锋。1540年9月，日内瓦市议会委托一位会员“设法邀请加尔文牧师重返日内瓦”。
法雷尔此时正在纳沙泰尔教会工作，难以脱身，但他认为加尔文是回日内瓦领导日内瓦人的最佳人选，于是敦促加尔文回日内瓦主政。加尔文心中犯难犹豫，他写信给法雷尔，坦承自己无意重返日内瓦。他虽然觉得被邀请回去是一件尊荣的事，也知道日内瓦人翻然悔悟，可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他真的很害怕回去。他写信给另一位同工说：“我宁愿忍受千刀万刮，也不愿去背那个十字架。我宁可立刻死去，也不愿在那酷刑室里受刑至死。天下就再没有别处比那里更可怕的，我为什么还要再到那里去流血负伤？”况且，他在斯特拉斯堡的工作是大受欢迎，他在这里也受人爱戴。他正从事着适当的工作，一边服事信徒灵性的需要，一边以写作来帮助宗改运动，一边抽空花大力气注释圣经。
不过，法雷尔始终不放过加尔文，甚至派人到斯特拉斯堡，喧嚷加尔文不能推卸逃避对日内瓦的责任，他采用了当年“强迫”加尔文留在日内瓦的同样手法“强迫”加尔文回日内瓦。
加尔文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他多次向神祷告，求神给他指引。不久之后，神果然给了他一个明明确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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