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拉丁文写成的《基督教要义》初版时，为了免遭敌人的暗算，加尔文起先没想用真名实姓。但在完成了书稿之后，加尔文在写就那封致法王的献辞信时，他还是挥笔签上了自己的真名。他在书的正文前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的信中说：“我是为一切信徒辩护，因此也是为基督的真理而辩护，这真理目前正在法国遍受践踏和迫害、正处于绝望的情况中。”所以，这本书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法国受污辱受迫害的新教徒辩护。另外，加尔文又说：“我的目的仅仅是提供一种基础知识，使得那些对宗教有兴趣的人能够有真正虔诚的信仰。”所谓的“宗教”(religio)一词在拉丁语中并不是今天所理解的“宗教概念”，其实义是指一种“捆绑”关系，就是指“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契合联系”。所以，该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帮助那些愿意跟从真理的人跟神建立或者恢复一种亲密的和谐关系。
所谓“要义”(institutio)是当时人常用的书名，比如伊拉斯谟就著有《基督徒君王要义》(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实际上，“要义”可以理解为“指南”或“守则”，也含有“教导”或“教诲”的意思。有关《基督教要义》之文理结构，学者至今仍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按着主祷文或者使徒信经的次序来写的，也有人认为它是仿照马丁路德的《小教理问答》的构架来写的。
无论如何，这本书以上帝开始，以上帝贯穿，以上帝结束，尤其注重上帝的荣耀，涵盖了基督教信条的基本知识，还有有关基督教自由和政治神学的内容。比如：对创造者上帝的认识、上帝如何在基督里把他的救恩先籍着旧约律法后籍着新约福音向世人显明、信徒如何蒙拣选、信徒被拣选如何体现上帝的旨意、如何才能真正领受基督的恩典、领受基督的恩典有何益处、基督的恩典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上帝如何召人与他契合、如何在基督里保守他的子民、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真教会、教会圣礼的功效、教会的权威、政府的治理功能，等等等等。
该书出版数周之后，立刻引人注目，洛阳纸贵，加尔文很快名声鹊起，他的书被译成他的母语法语、还有英语、德语等，然后分销到法国、瑞士、神罗帝国、荷兰、英国和苏格兰等地，加尔文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当时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著名神学家马丁·布塞尔也写信给加尔文，称赞他说：“主拣选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带给他的教会丰盛的祝福”。
其实，加尔文的诸多神学思想就是从布塞尔那里汲取而来的。布塞尔早年受马丁路德的影响，后来又受慈运理影响，他的神学体系基本上采取路慈两派的中庸，他曾领导斯特拉斯堡归正，加入慈运理派阵营。虽然布塞尔比加尔文大18岁，但是两人神学思想一脉相承，两人也是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加尔文只承认两种圣礼，也就是洗礼和圣餐礼。至于路慈两派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就是圣餐礼中基督如何临在，加尔文跟布塞尔观点极似，就是站在路慈两派的圣餐观的中间立场。当然，加尔文并不是简单地在路慈两派之间寻求妥协。他的圣餐观主要是受奥古斯丁、路德、慈运理和布塞尔的共同影响，他对圣礼的观念主要是来自奥古斯丁，他赞成奥古斯丁说圣礼是“无形恩典的有形表示”、是“在有形物上加上圣道”；他同意路德所说，认为“圣礼有象征、人的信心和神的应许，圣礼也是约的印记，支持增强信徒软弱的信心，也证明信徒在神及人前对他的虔诚心”。加尔文与路德不同的是，加尔文特别强调圣灵在圣礼中的工作，如“圣礼没有圣灵，乃是虚空无用的”、“基督乃一切圣礼的实体”、“圣礼只不过是传达神恩典的工具”。所以，从本质上说，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的“圣餐化质说”，不同意路德派的“圣餐合质说”，不同意慈运理派的“圣餐纪念说”，而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和挖掘圣经的真意，又洞察前辈们的神学观，独辟蹊径。他实质上是在路慈两者之外建立了另一个更符合圣经原则的圣餐观。有人说，加尔文的圣餐观，“就形式而论，与慈运理较为接近；就精神而论，与路德更为相仿”。当然，对于加尔文的圣餐观也不是所有新教派别都完全同意的，新教各派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加尔文神学所达到的高度确实也是鲜有人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基督教要义》出版后的二十多年内，加尔文对该书不断地加以充实完善。这本书的初版只有6章，到了1559年最终版第5版时，已成为有80章四卷本的巨著。它成为诠释基督教教义的里程碑，充当了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和之后兴起的各新教教派的教义训导书和教科书，也促成了新教各派间的彼此联合。有人说，如果没有加尔文这部《基督教要义》，没有它作为改革派新教教会的神学基要课本，那么改革派教会就会分裂成许多支派。但是上帝借着加尔文写出这本书，让改革派教会有了一个足以遵循的真理标准。也有人把加尔文的这本书列入“决定历史进程并改变欧洲面貌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笔者不知道改变历史进程的世界十大名著中究竟有哪些书，不过，《基督教要义》列入其中，当之无愧。
所谓“要义”(institutio)是当时人常用的书名，比如伊拉斯谟就著有《基督徒君王要义》(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实际上，“要义”可以理解为“指南”或“守则”，也含有“教导”或“教诲”的意思。有关《基督教要义》之文理结构，学者至今仍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按着主祷文或者使徒信经的次序来写的，也有人认为它是仿照马丁路德的《小教理问答》的构架来写的。
无论如何，这本书以上帝开始，以上帝贯穿，以上帝结束，尤其注重上帝的荣耀，涵盖了基督教信条的基本知识，还有有关基督教自由和政治神学的内容。比如：对创造者上帝的认识、上帝如何在基督里把他的救恩先籍着旧约律法后籍着新约福音向世人显明、信徒如何蒙拣选、信徒被拣选如何体现上帝的旨意、如何才能真正领受基督的恩典、领受基督的恩典有何益处、基督的恩典带来什么样的果效、上帝如何召人与他契合、如何在基督里保守他的子民、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真教会、教会圣礼的功效、教会的权威、政府的治理功能，等等等等。
该书出版数周之后，立刻引人注目，洛阳纸贵，加尔文很快名声鹊起，他的书被译成他的母语法语、还有英语、德语等，然后分销到法国、瑞士、神罗帝国、荷兰、英国和苏格兰等地，加尔文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当时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著名神学家马丁·布塞尔也写信给加尔文，称赞他说：“主拣选你做他的器皿，特要带给他的教会丰盛的祝福”。
其实，加尔文的诸多神学思想就是从布塞尔那里汲取而来的。布塞尔早年受马丁路德的影响，后来又受慈运理影响，他的神学体系基本上采取路慈两派的中庸，他曾领导斯特拉斯堡归正，加入慈运理派阵营。虽然布塞尔比加尔文大18岁，但是两人神学思想一脉相承，两人也是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加尔文只承认两种圣礼，也就是洗礼和圣餐礼。至于路慈两派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就是圣餐礼中基督如何临在，加尔文跟布塞尔观点极似，就是站在路慈两派的圣餐观的中间立场。当然，加尔文并不是简单地在路慈两派之间寻求妥协。他的圣餐观主要是受奥古斯丁、路德、慈运理和布塞尔的共同影响，他对圣礼的观念主要是来自奥古斯丁，他赞成奥古斯丁说圣礼是“无形恩典的有形表示”、是“在有形物上加上圣道”；他同意路德所说，认为“圣礼有象征、人的信心和神的应许，圣礼也是约的印记，支持增强信徒软弱的信心，也证明信徒在神及人前对他的虔诚心”。加尔文与路德不同的是，加尔文特别强调圣灵在圣礼中的工作，如“圣礼没有圣灵，乃是虚空无用的”、“基督乃一切圣礼的实体”、“圣礼只不过是传达神恩典的工具”。所以，从本质上说，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的“圣餐化质说”，不同意路德派的“圣餐合质说”，不同意慈运理派的“圣餐纪念说”，而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和挖掘圣经的真意，又洞察前辈们的神学观，独辟蹊径。他实质上是在路慈两者之外建立了另一个更符合圣经原则的圣餐观。有人说，加尔文的圣餐观，“就形式而论，与慈运理较为接近；就精神而论，与路德更为相仿”。当然，对于加尔文的圣餐观也不是所有新教派别都完全同意的，新教各派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加尔文神学所达到的高度确实也是鲜有人可以望其项背的。
在《基督教要义》出版后的二十多年内，加尔文对该书不断地加以充实完善。这本书的初版只有6章，到了1559年最终版第5版时，已成为有80章四卷本的巨著。它成为诠释基督教教义的里程碑，充当了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和之后兴起的各新教教派的教义训导书和教科书，也促成了新教各派间的彼此联合。有人说，如果没有加尔文这部《基督教要义》，没有它作为改革派新教教会的神学基要课本，那么改革派教会就会分裂成许多支派。但是上帝借着加尔文写出这本书，让改革派教会有了一个足以遵循的真理标准。也有人把加尔文的这本书列入“决定历史进程并改变欧洲面貌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笔者不知道改变历史进程的世界十大名著中究竟有哪些书，不过，《基督教要义》列入其中，当之无愧。
再说加尔文在巴塞尔过着专心研究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生活，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写作，以为这样就是最有效的事工，况且巴塞尔有一所兴盛的大学和印刷所可供出版书籍。还有，这里也住着好几位新教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人文主义的著名精神领袖、曾经深深影响马丁路德和慈运理的伊拉斯谟也住在这里。加尔文很想找机会能拜见伊拉斯谟，但是伊拉斯谟当时去了弗赖堡(Freiburg)，后来在返回巴塞尔时于1536年7月12日因痢疾发作突然去世，所以加尔文最终没有跟伊拉斯谟见上一面。
此时的加尔文虽身在巴塞尔，但仍心系法国。他听说意大利费拉拉女公爵雷尼(Duchess of Ferrara)支持宗改运动，于是加尔文离开巴塞尔到意大利费拉拉拜访这位思想自由、仗义好客的女公爵。女公爵雷尼则邀请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女公爵雷尼是前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的女儿，算起来是时任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妻妹，所以加尔文很可能想借着这层关系来推进法国的新教福音运动。他后来听说弗朗索瓦早在前一年，就是1535年7月16日时就颁布了一则《宽容谕令》(Edict of Coucy)，已经结束对新教徒的迫害，于是他辞别女公爵，与弟弟安东尼一起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几天之后，加尔文立刻就知道，法王的这则《宽容谕令》宽待新教徒是有先决条件的。弗朗索瓦的确下令释放了所有被判入狱的新教徒，并对流亡者大赦，但条件是这些人必须保证放弃新教的“异端斜说”，必须在6个月之内与天主教的信仰和解。
加尔文觉得法国其实仍然没有放弃对新教的迫害和歧视，他旋即决定再度离开巴黎。这次他计划去斯特拉斯堡，那是神罗帝国治下的一座自由城市，是宗教改革者的避难所，他非常敬仰的新教神学家马丁·布塞尔也住在那里。
1536年7月底，加尔文向斯特拉斯堡进发。在途中，他听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军队跟神罗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军队正在前方交战，为了避开战祸，他不得不向南绕道到瑞士日内瓦(Geneva)，准备在这里住上一宿，然后第二天起身经洛桑(Lausanne)再去斯特拉斯堡。
让加尔文没想到的是，当他的脚一踏进日内瓦，从此他就跟这座美丽的古城结下了不解的终身之缘。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