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天主教彻底切断关系后，加尔文回到奥尔良。在这里他写下他的第一部神学著作《灵魂的彻夜警醒》(Psychopannychia)。该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驳斥重洗派的“灵魂沉睡说”的教训。重洗派主张说“睡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人)，从死时到审判日这段时间里，他们没有记忆、没有理智、没有知觉，他们的灵魂是沉睡的，直等到审判日死人复活那一时刻才苏醒。”加尔文引用和解释圣经经文，指出“灵魂沉睡说”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他说“灵魂是有意识的，活跃的。那些因信仰基督而死的人，他们的灵魂与基督同住，因而不是沉睡的”。虽然这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神学议题，但是加尔文认为他必须用圣经来解释一切大大小小的神学问题。他也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来担当基督教归正教义的导师，他也开始为圣经每本书卷做解经注释的工作。
1534年10月19日，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大清早，当时正住在昂布瓦斯城堡(Château d'Amboise)中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醒来之后，内侍们就向他禀报说是有人在他的寝宫门外贴了几张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天主教并要求取消天主教的两条错误教义的文字。标语牌上提及的两条错误的教义，一是“圣餐弥撒乃是基督上十字架牺牲的重演”的教义；二是“圣餐弥撒仪式中神甫祝福之后，饼即变为基督身体”的教义(就是所谓的“圣餐化质说”)。此外，标语牌上还称天主教神甫为“背道者”、“假牧人”、“渎神者”。
弗朗索瓦大惊失色。在他看来，标语牌上的内容大逆不道暂且不说，竟然有人能在他的寝宫门外神不知鬼不觉地张贴标语，如果贴标语的那人想潜进宫门割了他的脑袋也不会是件太困难的事。弗朗索瓦不禁细思极恐。他赶紧把禁军的侍卫队长和负责宫庭安全的内务大臣召来训话，大骂他们是酒囊饭袋，斥责他们在保驾工作上的严重疏漏和失职，严令他们在宫庭内部速加排查，限时破案。
侍卫队长和内务大臣都唬得差点尿裤，他们不敢怠慢，立马把昨夜值班巡更的卫兵宫仆等人找来挨个儿拷问，不消一个钟头，已然破案。原来是一名卫兵白天把标语牌藏在制服里面夹带进城堡来，然后趁着自己值夜班的机会贴在国王的寝宫门上。在皮鞭之下，那名士兵如实地交待说他是新教的支持者，那些反天主教的标语牌都是从瑞士福音派那里输入的。不久，有人又向弗朗索瓦禀报，说是整个巴黎城，还有布卢瓦(Blois)、鲁昂(Rouen)、图尔(Tours )和奥尔良等地，类似的标语牌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公共场所。
弗朗索瓦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位颇为开明的君主，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国王。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们看到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比之前的任何法国国王都更加接近人文主义。在他即位时，文艺复兴的影响真正地在法国落地生根。弗朗索瓦也积极鼓励法国文学的发展，他自己虽是一个蹩脚的三流诗人，但他特别号召臣民多读书，读好书。并且他真正地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艺术和艺术家。他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他鼓励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家都到法国居住和创作，吸引了诸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这样的超级艺术家到法国来。这一大批艺术家投奔法国时，也把大量的艺术品都带到了法国，比如达芬奇就随身把他的那幅名作《蒙娜丽莎》带到了法国。达芬奇深受弗朗索瓦的敬重和喜爱，他临终时，弗朗索瓦还特地赶去为他送终，甚至抱着达芬奇让他死在自己的怀中。
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同情者和支持者，弗朗索瓦出于政治的考量，他很想调和法国天主教和新教福音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他姐姐玛格丽特公主的劝说下，他曾对新教徒采取容忍政策，也曾试图保护新教徒免受天主教把持的法国高等法院所采取的更为极端的措施，总之，他曾采取宗教和谐的思路，对于受德国路德宗影响而兴起于法国的新教徒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他希望新教和天主教能够尽弃前嫌、和平相处，大家相安无事、合作共赢，为建设稳定繁荣强大的法兰西帝国贡献更多亮点。
可是，新教和天主教旧教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两大对立，两者根本没有办法“和谐统一”。这次由法国新教徒发起的“标语牌事件”让弗朗索瓦感到受到极大的冒犯，连他的个人安全都受到潜在的威胁，弗朗索瓦心理上的天平开始向天主教方面倾斜，他觉得要维护法国的长期稳定，必须毫不手软地从法国地面上铲除新教。
弗朗索瓦大惊失色。在他看来，标语牌上的内容大逆不道暂且不说，竟然有人能在他的寝宫门外神不知鬼不觉地张贴标语，如果贴标语的那人想潜进宫门割了他的脑袋也不会是件太困难的事。弗朗索瓦不禁细思极恐。他赶紧把禁军的侍卫队长和负责宫庭安全的内务大臣召来训话，大骂他们是酒囊饭袋，斥责他们在保驾工作上的严重疏漏和失职，严令他们在宫庭内部速加排查，限时破案。
侍卫队长和内务大臣都唬得差点尿裤，他们不敢怠慢，立马把昨夜值班巡更的卫兵宫仆等人找来挨个儿拷问，不消一个钟头，已然破案。原来是一名卫兵白天把标语牌藏在制服里面夹带进城堡来，然后趁着自己值夜班的机会贴在国王的寝宫门上。在皮鞭之下，那名士兵如实地交待说他是新教的支持者，那些反天主教的标语牌都是从瑞士福音派那里输入的。不久，有人又向弗朗索瓦禀报，说是整个巴黎城，还有布卢瓦(Blois)、鲁昂(Rouen)、图尔(Tours )和奥尔良等地，类似的标语牌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公共场所。
弗朗索瓦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位颇为开明的君主，算得上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国王。在他的统治之下，人们看到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比之前的任何法国国王都更加接近人文主义。在他即位时，文艺复兴的影响真正地在法国落地生根。弗朗索瓦也积极鼓励法国文学的发展，他自己虽是一个蹩脚的三流诗人，但他特别号召臣民多读书，读好书。并且他真正地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艺术和艺术家。他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他鼓励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家都到法国居住和创作，吸引了诸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这样的超级艺术家到法国来。这一大批艺术家投奔法国时，也把大量的艺术品都带到了法国，比如达芬奇就随身把他的那幅名作《蒙娜丽莎》带到了法国。达芬奇深受弗朗索瓦的敬重和喜爱，他临终时，弗朗索瓦还特地赶去为他送终，甚至抱着达芬奇让他死在自己的怀中。
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同情者和支持者，弗朗索瓦出于政治的考量，他很想调和法国天主教和新教福音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他姐姐玛格丽特公主的劝说下，他曾对新教徒采取容忍政策，也曾试图保护新教徒免受天主教把持的法国高等法院所采取的更为极端的措施，总之，他曾采取宗教和谐的思路，对于受德国路德宗影响而兴起于法国的新教徒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他希望新教和天主教能够尽弃前嫌、和平相处，大家相安无事、合作共赢，为建设稳定繁荣强大的法兰西帝国贡献更多亮点。
可是，新教和天主教旧教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两大对立，两者根本没有办法“和谐统一”。这次由法国新教徒发起的“标语牌事件”让弗朗索瓦感到受到极大的冒犯，连他的个人安全都受到潜在的威胁，弗朗索瓦心理上的天平开始向天主教方面倾斜，他觉得要维护法国的长期稳定，必须毫不手软地从法国地面上铲除新教。
但是，要打击消灭法国的新教势力，弗朗索瓦心有顾忌。因为神罗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他一生都在面对的可怕对手，两人既是情场上的对手，也是战场上的对手。为对付和打败查理五世，拓展法兰西帝国的疆土，保护法兰西帝国的利益，弗朗索瓦绞尽脑汁拉拢多国多方缔结战略同盟，甚至与信奉异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盟，当然他也需要神罗帝国内的新教路德派的支持来掣制查理五世的势力。假如新教路德派知道他在法国迫害他们的同道人士，他与路德派之间微妙微弱的反查理五世的“统一战线”必将崩溃。
弗朗索瓦继续绞拧自己的大脑，好不容易又挤出了一滴脑汁，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指控法国的新教徒是为路德派所痛恨的重洗派，说这些重洗派份子在法国传播异端斜说、搞无政府主义、搞颠覆帝国政府的阴谋勾当。这样一来，他出手镇压法国新教徒的举措就可以“名正言顺”了。
说干就干。弗朗索瓦不久下令逮捕法国境内的新教人士。许多人被捉下监，其中有6位法国新教的领袖，他们受尽酷刑，然后被绑在悬木上，被烈火慢慢烤死。法国天主教当局当然乐得积极配合国王的命令，为弗朗索瓦的“英明决策”鼓掌加油，扬言誓将新教“瘟疫”驱出法国。法国新教受到重创，无数人在火中殉道。
作为新教的神学家和导师，加尔文觉得法国已成为非常危险的地方，他决定离开法国。在友人的掩护下，加尔文等人骑着马，日夜赶路，逃避法王鹰犬的追捕。在1535年新年之际，加尔文安全抵达瑞士巴塞尔，跟他的好友克普胜利会合。两人相见，喜极成泣，紧紧拥抱。
寒冬一月的风刀霜剑，让这座带有浓厚日耳曼民风的巴塞尔古城显得更加肃穆沉寂。不过，加尔文没有沉寂，他迅速地安顿下来，用了一个假名租了一间小房子，开始了他的事工。
1535年2月，法王弗朗索瓦发表公开信，继续污蔑抹黑法国的新教徒。对法王卑鄙无耻的谎言，踌躇满志却又心怀忧患意识的加尔文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决定不再沉默下去，他要宣布一个为法国新教人士所共同持守的信仰纲领，同时也向天下人揭露法王对新教人士的那些虚伪恶毒的攻击。前一年，当加尔文在昂古莱姆时，已经打下了这一信仰纲领的草稿，这就是他最重要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这时，他把它再度润改和阐发。在短短九个月内，他疾笔成书，到1536年3月，《基督教要义》第1版正式出版。
在《基督教要义》的前言，附有加尔文写的致法王的一封信，此信可谓宗教改革时代的文学杰作。其措词彬彬有礼、典雅庄严，对新教立场作了极其有力而完备的阐述，机智巧妙地驳斥了法国国王对新教的诽谤，维护了新教的纯正信仰。其时，法国的新教信徒中，还没有人能用如此清晰明白、严谨有力的语言阐述过自己的信仰。该书一出版，年仅26岁的加尔文一跃成为法国新教领袖，该书也奠定了他在整个宗改运动中第二代宗改领袖中的中心地位。
弗朗索瓦继续绞拧自己的大脑，好不容易又挤出了一滴脑汁，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指控法国的新教徒是为路德派所痛恨的重洗派，说这些重洗派份子在法国传播异端斜说、搞无政府主义、搞颠覆帝国政府的阴谋勾当。这样一来，他出手镇压法国新教徒的举措就可以“名正言顺”了。
说干就干。弗朗索瓦不久下令逮捕法国境内的新教人士。许多人被捉下监，其中有6位法国新教的领袖，他们受尽酷刑，然后被绑在悬木上，被烈火慢慢烤死。法国天主教当局当然乐得积极配合国王的命令，为弗朗索瓦的“英明决策”鼓掌加油，扬言誓将新教“瘟疫”驱出法国。法国新教受到重创，无数人在火中殉道。
作为新教的神学家和导师，加尔文觉得法国已成为非常危险的地方，他决定离开法国。在友人的掩护下，加尔文等人骑着马，日夜赶路，逃避法王鹰犬的追捕。在1535年新年之际，加尔文安全抵达瑞士巴塞尔，跟他的好友克普胜利会合。两人相见，喜极成泣，紧紧拥抱。
寒冬一月的风刀霜剑，让这座带有浓厚日耳曼民风的巴塞尔古城显得更加肃穆沉寂。不过，加尔文没有沉寂，他迅速地安顿下来，用了一个假名租了一间小房子，开始了他的事工。
1535年2月，法王弗朗索瓦发表公开信，继续污蔑抹黑法国的新教徒。对法王卑鄙无耻的谎言，踌躇满志却又心怀忧患意识的加尔文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他决定不再沉默下去，他要宣布一个为法国新教人士所共同持守的信仰纲领，同时也向天下人揭露法王对新教人士的那些虚伪恶毒的攻击。前一年，当加尔文在昂古莱姆时，已经打下了这一信仰纲领的草稿，这就是他最重要的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这时，他把它再度润改和阐发。在短短九个月内，他疾笔成书，到1536年3月，《基督教要义》第1版正式出版。
在《基督教要义》的前言，附有加尔文写的致法王的一封信，此信可谓宗教改革时代的文学杰作。其措词彬彬有礼、典雅庄严，对新教立场作了极其有力而完备的阐述，机智巧妙地驳斥了法国国王对新教的诽谤，维护了新教的纯正信仰。其时，法国的新教信徒中，还没有人能用如此清晰明白、严谨有力的语言阐述过自己的信仰。该书一出版，年仅26岁的加尔文一跃成为法国新教领袖，该书也奠定了他在整个宗改运动中第二代宗改领袖中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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