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加尔文仍是信奉天主教的信条和传统，但是他对异邦宗教和文化中宣讲的真善之处并未弃如敝履，他认为这些宗教中的有些教训，比如仁慈、互助、怜悯等，也是有价值的，它们跟教会传统教训中宣讲的美德是相近相似的，它们都源自于上帝的普遍性恩典。他曾写道：“真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理，总是有价值的，这是人们大多承认的。但上帝乃是众善之源，如果你不承认任何一种真理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话，如果你对自天上而来向你说话的声音闭耳不听的话，那你就是对上帝的恩典没有感恩之心。”
此时，宗改运动已经在巴黎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加尔文不是没有机会去感受这股强大的浪潮，但是他铁了心在法兰西学院陶醉于做他的学问，一心只想当一名人文主义学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那时似乎对这场宗改运动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象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由文艺复兴精神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潮早已在法国做着宗改运动的预备工作。当时，法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学者是跟伊拉斯谟齐名的雅克·勒菲弗耳(Jacques Lefèvre)。自从1507年起，勒菲弗耳就以巴黎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Abbay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为其研究基地来探索人文主义理论，他也在此考究各种古版本的圣经，校正圣经的文本。他在诠释圣经的工作中曾经提出跟天主教传统解经不同的观点，这种“私自解经”的行为遭到天主教神学家大本营的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强烈质疑，他几乎要被教廷以异端定罪。幸好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公主(Marguerite de Navarre)非常器重勒菲弗耳，主动充当他的保护人，所以勒菲弗耳得以自由地在修道院继续他的工作，并于1523年时翻译出版了一部法语版的圣经。
勒氏还从法国各地招揽学术精英，有很多新锐人士都慕名投靠在勒氏门下受业。勒氏门人遍布法国，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学术思想团体，其中不乏才望兼隆者，比如有莫城(Meaux)教区主教纪尧姆·布里昂内(Guillaume Briçonnet)、法兰西学院发起人之一兼枫丹白露皇家图书馆馆长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法兰西学院希伯来语教授兼加尔文的老师弗朗索瓦·瓦特伯(François Vatable)、后来做了玛格丽特公主私人神甫和俄罗仁(Oloron)教区主教的杰拉德·罗素(Gérard Roussel)、宗改运动的名家兼哲学教授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等等。马丁路德的著作早就在法国流行，上述这些人都读过路德的书，他们或多或少地受路德的影响。但是，他们当中除了热情满腔的法雷尔最后脱离了天主教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放弃跟天主教的关系。法雷尔比加尔文要年长20岁，后来成了加尔文的战友。这是后话。
加尔文虽然沉醉于做学问，但也不得不被动地听闻到来自宗改运动方方面面的新观念和新消息。他知道有人因为翻译路德的书籍或传播福音派的信息而被教廷当局在火刑架上烧死，知道曾经教他拉丁语的恩师柯第尔公开非难罗马教廷的倒行逆施，知道他上奥尔良大学时寓所房东的家中常有反对教廷的秘密聚会，知道那位乐善好施的房东每逢分赠食物给穷人时也会把写有路德教训的小单张顺带着发给他们，他也目睹教会的种种弊端和荒唐的行径，这些事情都让加尔文情不自禁地不断审视自己从小就被灌输的天主教的传统和教训。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环境。但是，上帝总是掌控着环境并妙用环境来影响人的内在。
当其时，加尔文得知他的表兄奥利夫坦(Pierre Robert Olivétan)也正在将圣经重新译成法文，就非常敬佩这位表兄。奥利夫坦也是勒菲弗耳的门人，是被天主教视为大异端的瓦勒度派教会中的一名成员。奥利夫坦与加尔文多次探讨基督教真理，他告诉加尔文：“在人得救这件事上，只有两种教训，一种是错误的，就是靠人自己的功德而得救；另一种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全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你去仔细查考一下圣经，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奥利夫坦的言论和译经行动引起加尔文钻研圣经的极大兴趣，他丢下所有以往他最喜欢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一头扎进圣经的研究之中。加尔文以前也下过功夫钻研过圣经，可他只是把圣经跟其它的古典作品等量齐观，对他来说，圣经虽是上帝的话语，但那是上帝对古代先贤所说的话，跟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切身的关系。可是，这一回儿读经，情况却跟以往迥然不同，当他每天捧起圣经潜心研读时，都能感到上帝在通过圣经直接对他说话，上帝的圣灵仿佛一道道闪亮的光芒，让他醍醐灌顶，让他豁然开朗。不久，加尔文的孤傲被击倒了，他的灵性被点燃了。
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灵性转变”。他自己后来回忆说：“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我的心被教化”。神的意志必须遵从，加尔文抛弃了把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中的生活，宗教信仰从此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在钻研圣经的同时，他也重新打开奥古斯丁的著作，关注伊拉斯谟的言论，重点阅读马丁路德的著作，对马丁路德宣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深感赞同。加尔文也深悟到，圣经中必有一个中心的真理，必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切在圣经中传达出来的真理必定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作为主干，一切的教训正如同车轮，必有一个轴心；他发现，这个中心的真理或者说是真理的中心就是“神的主权”，也就是说，神是众善之源，是一切的创造者，是至高的管理者，“神将万事置于他的权能之下，所以他以护理之工管理世界，凭己意制定万事，本着自己看为好的治理众生”。
神对人所赐下的救恩归根到底仍然是出自“神的主权”。马丁路德曾竭力反对天主教的救恩神学。天主教说，人得救虽然是靠神的恩典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可是人对自己的得救也有贡献，比如可以行善事积功德，可以向教会奉献财物从教会换取功德。但路德回到使徒保罗的教训和奥古斯丁的教训，他宣告说：不对，不对，人对于自己得救毫无贡献，人是全然靠着神的恩典因信神而得救。这是路德派信义宗高举“因信称义”的基本教训。加尔文对天主教救恩神学的严重错误观察得更深入仔细。他说，救恩是神的工作，而且“唯独”是神的工作，如果有人说在他得救的事上有自己的一份功劳，那就是把自己抬举到跟神同样的地位，自己就得到跟神一样的荣耀，这是对神的荣耀的僭夺，是对神的荣耀的亏欠，“人若不觉得他在凡事上亏欠神，人就无法愿意顺服神”，所以加尔文强调的基要真理仍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荣耀”。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对神的教会有虔敬的心，有忠诚的心，但如果教会偏离了正道，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本着真正的忠诚“努力地去纠正教会的错误”。
此时，宗改运动已经在巴黎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加尔文不是没有机会去感受这股强大的浪潮，但是他铁了心在法兰西学院陶醉于做他的学问，一心只想当一名人文主义学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那时似乎对这场宗改运动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象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由文艺复兴精神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潮早已在法国做着宗改运动的预备工作。当时，法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学者是跟伊拉斯谟齐名的雅克·勒菲弗耳(Jacques Lefèvre)。自从1507年起，勒菲弗耳就以巴黎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Abbay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为其研究基地来探索人文主义理论，他也在此考究各种古版本的圣经，校正圣经的文本。他在诠释圣经的工作中曾经提出跟天主教传统解经不同的观点，这种“私自解经”的行为遭到天主教神学家大本营的索邦神学院(Sorbonne)的强烈质疑，他几乎要被教廷以异端定罪。幸好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公主(Marguerite de Navarre)非常器重勒菲弗耳，主动充当他的保护人，所以勒菲弗耳得以自由地在修道院继续他的工作，并于1523年时翻译出版了一部法语版的圣经。
勒氏还从法国各地招揽学术精英，有很多新锐人士都慕名投靠在勒氏门下受业。勒氏门人遍布法国，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学术思想团体，其中不乏才望兼隆者，比如有莫城(Meaux)教区主教纪尧姆·布里昂内(Guillaume Briçonnet)、法兰西学院发起人之一兼枫丹白露皇家图书馆馆长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法兰西学院希伯来语教授兼加尔文的老师弗朗索瓦·瓦特伯(François Vatable)、后来做了玛格丽特公主私人神甫和俄罗仁(Oloron)教区主教的杰拉德·罗素(Gérard Roussel)、宗改运动的名家兼哲学教授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等等。马丁路德的著作早就在法国流行，上述这些人都读过路德的书，他们或多或少地受路德的影响。但是，他们当中除了热情满腔的法雷尔最后脱离了天主教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放弃跟天主教的关系。法雷尔比加尔文要年长20岁，后来成了加尔文的战友。这是后话。
加尔文虽然沉醉于做学问，但也不得不被动地听闻到来自宗改运动方方面面的新观念和新消息。他知道有人因为翻译路德的书籍或传播福音派的信息而被教廷当局在火刑架上烧死，知道曾经教他拉丁语的恩师柯第尔公开非难罗马教廷的倒行逆施，知道他上奥尔良大学时寓所房东的家中常有反对教廷的秘密聚会，知道那位乐善好施的房东每逢分赠食物给穷人时也会把写有路德教训的小单张顺带着发给他们，他也目睹教会的种种弊端和荒唐的行径，这些事情都让加尔文情不自禁地不断审视自己从小就被灌输的天主教的传统和教训。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环境。但是，上帝总是掌控着环境并妙用环境来影响人的内在。
当其时，加尔文得知他的表兄奥利夫坦(Pierre Robert Olivétan)也正在将圣经重新译成法文，就非常敬佩这位表兄。奥利夫坦也是勒菲弗耳的门人，是被天主教视为大异端的瓦勒度派教会中的一名成员。奥利夫坦与加尔文多次探讨基督教真理，他告诉加尔文：“在人得救这件事上，只有两种教训，一种是错误的，就是靠人自己的功德而得救；另一种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全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你去仔细查考一下圣经，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
奥利夫坦的言论和译经行动引起加尔文钻研圣经的极大兴趣，他丢下所有以往他最喜欢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一头扎进圣经的研究之中。加尔文以前也下过功夫钻研过圣经，可他只是把圣经跟其它的古典作品等量齐观，对他来说，圣经虽是上帝的话语，但那是上帝对古代先贤所说的话，跟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切身的关系。可是，这一回儿读经，情况却跟以往迥然不同，当他每天捧起圣经潜心研读时，都能感到上帝在通过圣经直接对他说话，上帝的圣灵仿佛一道道闪亮的光芒，让他醍醐灌顶，让他豁然开朗。不久，加尔文的孤傲被击倒了，他的灵性被点燃了。
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灵性转变”。他自己后来回忆说：“由于突然的感召，上帝征服了我刚硬的心，使我的心被教化”。神的意志必须遵从，加尔文抛弃了把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中的生活，宗教信仰从此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首要地位。在钻研圣经的同时，他也重新打开奥古斯丁的著作，关注伊拉斯谟的言论，重点阅读马丁路德的著作，对马丁路德宣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深感赞同。加尔文也深悟到，圣经中必有一个中心的真理，必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切在圣经中传达出来的真理必定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作为主干，一切的教训正如同车轮，必有一个轴心；他发现，这个中心的真理或者说是真理的中心就是“神的主权”，也就是说，神是众善之源，是一切的创造者，是至高的管理者，“神将万事置于他的权能之下，所以他以护理之工管理世界，凭己意制定万事，本着自己看为好的治理众生”。
神对人所赐下的救恩归根到底仍然是出自“神的主权”。马丁路德曾竭力反对天主教的救恩神学。天主教说，人得救虽然是靠神的恩典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可是人对自己的得救也有贡献，比如可以行善事积功德，可以向教会奉献财物从教会换取功德。但路德回到使徒保罗的教训和奥古斯丁的教训，他宣告说：不对，不对，人对于自己得救毫无贡献，人是全然靠着神的恩典因信神而得救。这是路德派信义宗高举“因信称义”的基本教训。加尔文对天主教救恩神学的严重错误观察得更深入仔细。他说，救恩是神的工作，而且“唯独”是神的工作，如果有人说在他得救的事上有自己的一份功劳，那就是把自己抬举到跟神同样的地位，自己就得到跟神一样的荣耀，这是对神的荣耀的僭夺，是对神的荣耀的亏欠，“人若不觉得他在凡事上亏欠神，人就无法愿意顺服神”，所以加尔文强调的基要真理仍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荣耀”。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对神的教会有虔敬的心，有忠诚的心，但如果教会偏离了正道，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本着真正的忠诚“努力地去纠正教会的错误”。
1533年10月10日，尼古拉斯·克普(Nicolas Cop)被选为巴黎大学校长。克普的父亲是法国王室的御医，跟王室一直有很紧密的关系。克普和加尔文曾同在蒙泰居神学院求学并居住在一起，两人是志同道合的铁杆密友。克普比加尔文更早地倾向和同情与天主教对抗的路德派宗改运动。巴黎大学中的教职员工早就有路德派和天主教派之分野和敌对。克普当选校长，他想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宣扬宗改理念。
这一天，克普把加尔文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巴黎大学有不少主张宗改者，但是有更多的保守派，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升温。既然我当选校长，是上帝降大任于我，我得为了上帝征战。过些日子，按惯例，我得发表就职演说，我想借此机会把宗改的思想广传出去，让巴黎大学成为我们法国宗改运动的新阵地。加弟兄，我知道你倾注了大量精力吃透圣经的精意，神也给你智慧的灵，加上你文笔犀利、鞭辟入里，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写这篇就职演说稿。你看如何？”
“克弟兄你过奖了！”加尔文笑着指指克普，“你的才干和恩赐也是人所共睹的，要不然神怎么会把如此大任压在你肩？你的主意很棒，确实可以借就职演讲之机在巴黎大学推动宗改。这样吧，我就不亲自执笔，但是很愿意可以将一些思路跟你分享。”
两人哈哈大笑，在克普的办公室里密谈至深夜。
1533年11月1日，是传统上的“万圣节”。如果看官记得，正是在16年前的同一时间，马丁路德在德国拉开了宗改运动的帷幕。这一天，克普和加尔文也要在巴黎大学打出宗改运动的大旗。
克普在讲台上发表校长就职演说，讲题为《基督教哲学》。他在演说中呼吁教会改革，并借用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话表达这种诉求，支持“因信称义”的教训，高举上帝的恩典。他说：“如今的教会不再是基督的真教会。真教会要忠实传讲上帝的道，要根据基督所制定的律法施行圣礼，然而当今的教会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体制，是一个腐败迷失的组织，正义之光被残酷压制，可咒的冒渎之事取代了主的晚餐。教会若不悔改，若不归正，继续重蹈错误，就难逃神的忿怒。求神开通我们的心窍，得到真的福音。”
克普的讲话内容其实正是贯穿着加尔文的归正思想和改革思想。他激情澎湃的演讲搅动了巴黎大学的一潭死水，天主教方济会的人告发克普是亵渎神圣的教会的异端份子，还有人告发说加尔文是此次演讲稿的捉笔人。天主教方面和巴黎当局大为光火，惊慌失措，命令克普到巴黎市议会作澄清说明。在议会面前，克普既没有得到政府的谅解，也没有得到巴黎大学方面的支持，克普的异端之罪名成立。不久，政府派出警察扑向克普的住宅，要将他捉拿归案。
警察部门中克普的朋友早就通风报信出来。克普丢下校长的大印逃出巴黎，巴黎当局贴出告示悬赏三百法郎捉拿克普，不论死活。
没有捉到克普，警察又赶来捉拿克普的“帮凶”加尔文。形势危急，加尔文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从窗户逃走。鉴于巴黎城内到处都有画影图形的通缉令，加尔文只得化装成一名葡萄园工人，肩扛锄头悄然离开巴黎，从此隐姓埋名，四处躲避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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