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法国巴黎东北部100公里处有一个叫努瓦永(Noyon)的小市镇，这里地属皮卡第(Picardy)省。努瓦永处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四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谷类菜蔬的生长。1509年7月10日，约翰·加尔文就出生在这里。
约翰·加尔文的祖父是一名水手，他的父亲杰拉德·加尔文(Gerard Calvin)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当上了努瓦永教区主教的秘书，后来又兼任教区的检察官和政府的财政检察官，他跟当地的上流社会有非常好的私交。杰拉德娶了努瓦永市议会一名议员的女儿珍妮·法兰克(Jeannele Franc)。珍妮才貌双全、热心敬虔，笃信天主教。杰拉德和珍妮生养了三个儿子，约翰是他们家的老二，前面有一个哥哥查尔斯，后面有一个弟弟安东尼。
克勤克俭的杰拉德望子成龙，对这三个儿子寄予厚望，立志要让儿子们受最良好的教育。凭着他在教会内任职，又与贵族人士密切往来，杰拉德从教区为每个儿子都谋得了一份“圣俸”(benefice)。拿着这份圣俸，孩子们可以跟本镇的贵族子弟一起接受良好的小学基础教育。“圣俸”实际上是当时类似助学金的一种津贴，用来资助那些愿意为做“圣工”而献身的学者。“圣俸”是教廷拨款给教区，由教区主教统筹处理。杰拉德因跟着主教做事，自然可以借近水楼台之便为儿子们谋得福利。他对教会同仁说，他要将三个儿子献给教会事业，将来让他们当神职人员，为神所用。
进入贵族学校受教育，这对约翰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机遇。他在那里跟城内两大贵族豪门韩及斯(Hangest)家族和孟特摩(Montmo)家族的孩子们玩得很熟，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他们长大成人。约翰长大后，曾把他所著的头一本书献给孟特摩，在献词中，他如此说：“我自幼在你家里长大与你读一样的书，我所领受的第一教诲就是从你尊贵之家的生活与修养得来的。”
所有的这些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般地塑造了约翰·加尔文那种温文儒雅的贵族气质和彬彬有礼的上流风度，跟出身草根矿工之家的马丁路德的粗犷作风判若天渊。或许正是这种与贵族阶级的密切关联，成年后的约翰在与上流阶层的交往中如鱼得水、应付自如，这种素质也让他日后在宗改运动中向君王进谏时能很好地把握分寸，并为改革教义而争取到皇家与贵族的支援。
有人说这是上帝对约翰·加尔文的特别预备，也有人怀疑这是约翰·加尔文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民治而走向独裁的原因。不管怎么样，约翰·加尔文后来确实承认平头百姓在政府内拥有发言权，但他却主张只有在社会上居有高位的人才有资格在政府中任高职来治理国事。
约翰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珍妮常常带着他们兄弟三人拜谒镇内外的修道院和教堂，或在乡间漫步，也带着他们祷告，她把一颗颗敬畏上帝的种子播洒在了三个兄弟的心中。但不幸的是，珍妮得病早逝，让约翰三兄弟少年失恃。但是，在父亲的鞭策之下，三兄弟仍旧努力向上，好学不倦。
在三兄弟中，约翰最聪慧过人，身心早熟。虽然他生性怕羞腼腆，但却格外用功，不愿浪费时间参加无聊的社交活动。他也笃信天主教，平时节制饮食，独善其身，有很强的自律能力，极少消遣，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真心诚意地准备将来在教会中作一名神甫或到修院当一名修士。
在同辈人当中，约翰尤其出类拔萃。在他12岁时，努瓦永主教已经雇佣他为教会的最年轻的职员，而且为他举行了剪发礼(tonsure)。剪发礼是一种宗教仪式，很像佛教徒在出家时举行的剃度仪式。相传，剪发礼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一般是在受礼者的头皮上修剪掉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头发，这是古罗马当时奴隶的发型，天主教徒采行这个仪式，是以代表自愿献身于信仰，自愿成为天主之仆。这种仪式当年盛行于天主教中，特别在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都得行剪发礼。一直到1972年，罗马教廷才下谕废除这种仪式。
1523年8月，由于努瓦永一地流行传染性瘟疫。一时间，人心惶惶，民不安枕，大家都惊恐不安地离开家乡逃往别处。约翰·加尔文就跟着孟特摩家前往巴黎。也是通过孟特摩家的关系，14岁的约翰·加尔文得以进入巴黎大学的分部马吉学院(Collège de la Marche)。在这里，加尔文除了学习神学、哲学和伦理学外，还专攻拉丁语文学，深获人文主义大学者马图林·柯第尔(Mathurin Corderius)教授的器重，在他的精心指导之下学习拉丁文写作。加尔文后来能以生花妙笔发挥基督教的妙理，实在是他在柯第尔教授门下受教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约翰·加尔文的祖父是一名水手，他的父亲杰拉德·加尔文(Gerard Calvin)凭借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当上了努瓦永教区主教的秘书，后来又兼任教区的检察官和政府的财政检察官，他跟当地的上流社会有非常好的私交。杰拉德娶了努瓦永市议会一名议员的女儿珍妮·法兰克(Jeannele Franc)。珍妮才貌双全、热心敬虔，笃信天主教。杰拉德和珍妮生养了三个儿子，约翰是他们家的老二，前面有一个哥哥查尔斯，后面有一个弟弟安东尼。
克勤克俭的杰拉德望子成龙，对这三个儿子寄予厚望，立志要让儿子们受最良好的教育。凭着他在教会内任职，又与贵族人士密切往来，杰拉德从教区为每个儿子都谋得了一份“圣俸”(benefice)。拿着这份圣俸，孩子们可以跟本镇的贵族子弟一起接受良好的小学基础教育。“圣俸”实际上是当时类似助学金的一种津贴，用来资助那些愿意为做“圣工”而献身的学者。“圣俸”是教廷拨款给教区，由教区主教统筹处理。杰拉德因跟着主教做事，自然可以借近水楼台之便为儿子们谋得福利。他对教会同仁说，他要将三个儿子献给教会事业，将来让他们当神职人员，为神所用。
进入贵族学校受教育，这对约翰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机遇。他在那里跟城内两大贵族豪门韩及斯(Hangest)家族和孟特摩(Montmo)家族的孩子们玩得很熟，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他们长大成人。约翰长大后，曾把他所著的头一本书献给孟特摩，在献词中，他如此说：“我自幼在你家里长大与你读一样的书，我所领受的第一教诲就是从你尊贵之家的生活与修养得来的。”
所有的这些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般地塑造了约翰·加尔文那种温文儒雅的贵族气质和彬彬有礼的上流风度，跟出身草根矿工之家的马丁路德的粗犷作风判若天渊。或许正是这种与贵族阶级的密切关联，成年后的约翰在与上流阶层的交往中如鱼得水、应付自如，这种素质也让他日后在宗改运动中向君王进谏时能很好地把握分寸，并为改革教义而争取到皇家与贵族的支援。
有人说这是上帝对约翰·加尔文的特别预备，也有人怀疑这是约翰·加尔文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民治而走向独裁的原因。不管怎么样，约翰·加尔文后来确实承认平头百姓在政府内拥有发言权，但他却主张只有在社会上居有高位的人才有资格在政府中任高职来治理国事。
约翰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珍妮常常带着他们兄弟三人拜谒镇内外的修道院和教堂，或在乡间漫步，也带着他们祷告，她把一颗颗敬畏上帝的种子播洒在了三个兄弟的心中。但不幸的是，珍妮得病早逝，让约翰三兄弟少年失恃。但是，在父亲的鞭策之下，三兄弟仍旧努力向上，好学不倦。
在三兄弟中，约翰最聪慧过人，身心早熟。虽然他生性怕羞腼腆，但却格外用功，不愿浪费时间参加无聊的社交活动。他也笃信天主教，平时节制饮食，独善其身，有很强的自律能力，极少消遣，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真心诚意地准备将来在教会中作一名神甫或到修院当一名修士。
在同辈人当中，约翰尤其出类拔萃。在他12岁时，努瓦永主教已经雇佣他为教会的最年轻的职员，而且为他举行了剪发礼(tonsure)。剪发礼是一种宗教仪式，很像佛教徒在出家时举行的剃度仪式。相传，剪发礼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一般是在受礼者的头皮上修剪掉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头发，这是古罗马当时奴隶的发型，天主教徒采行这个仪式，是以代表自愿献身于信仰，自愿成为天主之仆。这种仪式当年盛行于天主教中，特别在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都得行剪发礼。一直到1972年，罗马教廷才下谕废除这种仪式。
1523年8月，由于努瓦永一地流行传染性瘟疫。一时间，人心惶惶，民不安枕，大家都惊恐不安地离开家乡逃往别处。约翰·加尔文就跟着孟特摩家前往巴黎。也是通过孟特摩家的关系，14岁的约翰·加尔文得以进入巴黎大学的分部马吉学院(Collège de la Marche)。在这里，加尔文除了学习神学、哲学和伦理学外，还专攻拉丁语文学，深获人文主义大学者马图林·柯第尔(Mathurin Corderius)教授的器重，在他的精心指导之下学习拉丁文写作。加尔文后来能以生花妙笔发挥基督教的妙理，实在是他在柯第尔教授门下受教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加尔文的出生地法国努瓦永小镇，这是现在的加尔文博物馆
三年之后，加尔文获得了文学士学位。之后，他转往蒙泰居神学院(Collège de Montaigu)，继续专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神学理论。蒙泰居神学院享誉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这里培养了大批的神学和哲学人才，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多年前，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就曾在此学习。在加尔文毕业后，天主教耶稣会(Jesuit)的创办者、西班牙人伊格那丢·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也考入此院学习。罗耀拉后来在罗马天主教会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宗教改革，成为宗改运动的强大对抗力量之一。这是旁话。
蒙泰居神学院的学习经历让加尔文练就了敏锐的思辩能力，对其日后与敌人辩论助益匪浅。他每天睡眠很少，却花很大的功夫训练自己的记诵能力，手不释卷，写作不辍，朝斯夕斯，乐此不疲。大家都以为此人是不善交际的书呆子。有人谈及那时的加尔文时如此形容他：“为了集中心思写作研究、加增他的记忆力，加尔文常常禁食。他不苟言笑，但是他说话时却很有份量，总是有的放矢。他从不出现在公共的娱乐场所，而宁愿退居斗室，从事写作。”
按照父亲的原计划，加尔文从蒙泰居神学院毕业拿到神哲学学位之后就要回努瓦永教会担任神职。可是在1527年，他父亲与努瓦永教会的一些人关系不睦，于是他叫加尔文从蒙泰居神学院退学，离开巴黎，然后转学到南部的奥尔良大学(Université d'Orléans)。不光是转学，而且还转了专业，不再学神学，而是转攻法律。加尔文后来回忆说：“当我年幼的时候，父亲规定我去学神学，但后来他考虑到律师职业更能让人发家致富，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加尔文虽然有点不太愿意，但他是位孝子，对父亲颇有敬畏之心，对父亲的话当然也就唯命是从。
只要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加尔文学神学时是学霸，转学法律后依然是学霸。奥尔良大学，他投在一位著名教授兼诉讼律师的门下受教，在短时间内，他的学业就飞速提高，一日千里，超出同门师兄弟何至百倍，有时那位教授因事不能上课时，竟然就请加尔文为之代课。1529年，加尔文再度转学到布尔日大学(University of Bourges)法学院，受教于著名的人文主义法学家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其间也兼修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对法律的研习培养了加尔文精准的逻辑判断力和严谨的行政组织力，对他日后建立神权政府和研究阐发圣经奥义有莫大的助益。
1531年，加尔文从法科毕业。同年，他的父亲因患睾丸癌去世。这时，加尔文终于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学习了。他没有去当执业律师，而是跑回巴黎，进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这所人文主义的学术机构研究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又专攻古典文学。法兰西学院是由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刚于1530年创办，是法国禀承学术自由精神的学者们的荟萃之地，也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
加尔文在这里下苦功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本书《辛尼加仁慈论注释》(Seneca's De Clementia)，并于1532年4月出版。该书引证55位拉丁文著者和22位希腊文著者，是对古罗马时代著名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辛尼加的著作《仁慈论》的全面详注书。加尔文在书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当时的宗教问题发生兴趣，只是透露出其人文主义的探究精神。该书并未获得社会各界的立刻好评，加尔文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不过，通过这本书，人们已经知道加尔文的大名和他的惊人博学。在巴黎的知识界，他已置身知名学者之列。那时，加尔文才年方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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