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堡是德国重洗派最初的重镇，也是德国重洗派领袖胡伯迈尔的家乡。
我们前面讲过，胡伯迈尔曾于1523年到苏黎世参加“第二次辩论会”，与慈运理辩论过关于婴儿洗礼不合圣经的事。当胡伯迈尔回到德国之后，他仍然继续参加宗改运动。不久，他离开奥格斯堡回到他牧会的瓦尔茨胡特，在那里专心著书撰文来阐发其重洗派的思想。
1525年，重洗派瑞士弟兄会的第四位创始者卢布林被逐出苏黎世之后，他曾跑到胡伯迈尔的根据地德国瓦尔茨胡特，在那年复活节时为胡伯迈尔施洗。在胡伯迈尔的推动下，瓦尔茨胡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重洗派。胡伯迈尔相信：“圣经乃教会唯一的律法，按照圣经所讲，基督教进展之正当程序为‘讲道、听道、信道、受洗、行善’，而行善就是以圣经为律法的生活。”
瓦尔茨胡特当时在奥地利大公费尔南多一世统治之下。胡伯迈尔领导的重洗派社团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有的社团直接被牵入当地农民叛变的扰乱之中，这令拥护天主教的费尔南多感到事态不妙，于是他指示奥地利政府和军队镇压重洗派、捉拿胡伯迈尔。
1525年12月，为了逃脱奥地利军队的追捕，胡伯迈尔再次逃往苏黎世寻求庇护。这时的苏黎世却正在制定扑灭重洗派的法律。在慈运理的授意下，苏黎世政府不仅没有庇护胡伯迈尔，反而将他逮捕囚禁起来。胡伯迈尔算是自投罗网。
狱中的胡伯迈尔向苏黎世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再次与慈运理辩论。慈运理同意了。但是辩论的结果仍然没有改变慈运理和苏黎世政府的立场，胡伯迈尔又被送回监狱。由于在狱中受到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胡伯迈尔屈服了，签署了一份忏悔书表示愿意收回他的主张。苏黎世政府于是将他释放，他被允许离开瑞士。
几经周折，1526年5月，胡伯迈尔回到德国奥格斯堡，他重拾重洗派的主张，并在此为重洗派中的极左派份子、德国神学家汉斯·邓克(Hans Denck)施洗。汉斯·邓克乃是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领袖、也是重洗派中的极左派份子托马斯·闵采尔的好友。此人作过教会学校的校长、受人尊重，后来加入重洗派，崇尚和平主义和神秘主义，声称他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了爱的一种最崇高的榜样，扬言说基督徒也可以生活到一种不受罪污染的境界。虽然邓克的初心是和平主义，但是闵采尔思想中的暴力主义对他还是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当时，闵采尔领导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刚刚被镇压下去，闵采尔本人也在一年之前刚刚被处决。闵采尔生前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包括：废除特权、取消修道院、建造屋宇收容流浪汉和设立济贫机构，并且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他认为可以采取和支持“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闵采尔本人生前也积极参加和支持重洗派的活动，以致于人们都认为他跟苏黎世和奥格斯堡的重洗派是一路人。闵采尔的暴力主义也已经渗透到重洗派内部，在重洗派内部很有市场。
1526年的五旬节，邓克又为另一名极左派份子、在摩拉维亚(Moravia)领导极端重洗派教会的汉斯·胡特(Hans Hut)施洗。胡特这个人特别陶醉于闵采尔的神秘主义思想，被称为是“闵采尔的传人”。
后来，胡伯迈尔也来到波西米亚东部的摩拉维亚地区，他在该地的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开始宣讲重洗派理念。同时，他表示他在苏黎世的忏悔实在是出于被逼无奈，他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胡伯迈尔在尼科尔斯堡的工作成效卓著，很多重洗派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连当地许多贵族家庭都加入进来。
就在摩拉维亚的重洗派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重洗派的瑞士弟兄会也没闲着。1527年2月，瑞士弟兄会在沙夫豪森州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城市施莱泰姆(Schleitheim)召开会议。在会上，瑞士和德国南部的重洗派领袖们倡议要搞一个总结重洗派信仰的宣言，为了使分散在各处的成员在信仰上保持一致。原天主教本笃修会修士、后来加入瑞士弟兄会的神学家迈克尔·萨特勒(Michael Sattler)领衔起草了《施莱泰姆信条》(Schleitheim Confession)。
在信条中，重洗派教会宣告了七项信念。如果总结起来，那么其中心思想的概要大约是：
第一，基督徒的洗礼是为了真心悔改，改变生命，相信基督为他的罪代死，并亲自要求接受浸礼的人设立。我们只接受信徒自己亲身明白和经历了基督重生工作的人施洗。可是，人要长大至心智成熟，才能明白重生的工作，因此，婴儿不可以接受洗礼。
第二，基督徒生活要有纪律，要在称义的道上行走。教会对犯罪跌倒者给予两次私下的警告。若有第三次，则需公开接受教会处置，包括开除教籍。教会公开处理信徒必须在每次圣餐之前。
第三，只有已经受洗者才可以领圣餐擘饼和杯。圣餐是记念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基督真正的身体与宝血并不在饼杯之中。
第四，基督徒团体应与不顺从上帝者切断关联，不可与世上的邪恶交通，不可与那些在敌对上帝诫命者在工作上、教会里、以及政府事务上交往。基督徒务必要抵挡所有的邪恶，包括刀剑等武器。这里的所谓“敌对上帝诫命者”，是指天主教徒，以及马丁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新教徒。
第五，被按立的牧师无论在教会中还是在世俗上都必须要有好的名声。牧师的职责包括教导、管教信徒、开除教籍、带领祷告、主持圣礼。教会需支持牧者。但牧者若犯罪也必须接受教会管教。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暴力。我们要效法基督，在任何迫害下均不得以暴力抵抗，也不以暴力处理犯罪的事情。基督徒不论断世上的争论。基督徒不宜担任政府中的法官，因为政府的法官只按照世上的法律断事，而不是按照天上的规则，法官的武器是属世的，而基督徒的武器是属灵的。我们也反对死刑，反对服兵役。
第七，基督徒不可发誓，严禁起誓，因为耶稣禁止门徒起誓。但是，作见证与起誓不同。作见证乃是见证现今的事(不论是善是恶)。
《施莱泰姆信条》发表之后，成为早期重洗派所禀持的最主要的信仰。可以看出，重洗派早期的信仰主要是废止给未成人施洗、将教会与世俗组织分开。他们的信条中也贯穿着和平主义非暴力思想。
我们前面讲过，胡伯迈尔曾于1523年到苏黎世参加“第二次辩论会”，与慈运理辩论过关于婴儿洗礼不合圣经的事。当胡伯迈尔回到德国之后，他仍然继续参加宗改运动。不久，他离开奥格斯堡回到他牧会的瓦尔茨胡特，在那里专心著书撰文来阐发其重洗派的思想。
1525年，重洗派瑞士弟兄会的第四位创始者卢布林被逐出苏黎世之后，他曾跑到胡伯迈尔的根据地德国瓦尔茨胡特，在那年复活节时为胡伯迈尔施洗。在胡伯迈尔的推动下，瓦尔茨胡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重洗派。胡伯迈尔相信：“圣经乃教会唯一的律法，按照圣经所讲，基督教进展之正当程序为‘讲道、听道、信道、受洗、行善’，而行善就是以圣经为律法的生活。”
瓦尔茨胡特当时在奥地利大公费尔南多一世统治之下。胡伯迈尔领导的重洗派社团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有的社团直接被牵入当地农民叛变的扰乱之中，这令拥护天主教的费尔南多感到事态不妙，于是他指示奥地利政府和军队镇压重洗派、捉拿胡伯迈尔。
1525年12月，为了逃脱奥地利军队的追捕，胡伯迈尔再次逃往苏黎世寻求庇护。这时的苏黎世却正在制定扑灭重洗派的法律。在慈运理的授意下，苏黎世政府不仅没有庇护胡伯迈尔，反而将他逮捕囚禁起来。胡伯迈尔算是自投罗网。
狱中的胡伯迈尔向苏黎世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再次与慈运理辩论。慈运理同意了。但是辩论的结果仍然没有改变慈运理和苏黎世政府的立场，胡伯迈尔又被送回监狱。由于在狱中受到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胡伯迈尔屈服了，签署了一份忏悔书表示愿意收回他的主张。苏黎世政府于是将他释放，他被允许离开瑞士。
几经周折，1526年5月，胡伯迈尔回到德国奥格斯堡，他重拾重洗派的主张，并在此为重洗派中的极左派份子、德国神学家汉斯·邓克(Hans Denck)施洗。汉斯·邓克乃是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领袖、也是重洗派中的极左派份子托马斯·闵采尔的好友。此人作过教会学校的校长、受人尊重，后来加入重洗派，崇尚和平主义和神秘主义，声称他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了爱的一种最崇高的榜样，扬言说基督徒也可以生活到一种不受罪污染的境界。虽然邓克的初心是和平主义，但是闵采尔思想中的暴力主义对他还是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当时，闵采尔领导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刚刚被镇压下去，闵采尔本人也在一年之前刚刚被处决。闵采尔生前想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包括：废除特权、取消修道院、建造屋宇收容流浪汉和设立济贫机构，并且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他认为可以采取和支持“以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闵采尔本人生前也积极参加和支持重洗派的活动，以致于人们都认为他跟苏黎世和奥格斯堡的重洗派是一路人。闵采尔的暴力主义也已经渗透到重洗派内部，在重洗派内部很有市场。
1526年的五旬节，邓克又为另一名极左派份子、在摩拉维亚(Moravia)领导极端重洗派教会的汉斯·胡特(Hans Hut)施洗。胡特这个人特别陶醉于闵采尔的神秘主义思想，被称为是“闵采尔的传人”。
后来，胡伯迈尔也来到波西米亚东部的摩拉维亚地区，他在该地的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开始宣讲重洗派理念。同时，他表示他在苏黎世的忏悔实在是出于被逼无奈，他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胡伯迈尔在尼科尔斯堡的工作成效卓著，很多重洗派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连当地许多贵族家庭都加入进来。
就在摩拉维亚的重洗派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重洗派的瑞士弟兄会也没闲着。1527年2月，瑞士弟兄会在沙夫豪森州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城市施莱泰姆(Schleitheim)召开会议。在会上，瑞士和德国南部的重洗派领袖们倡议要搞一个总结重洗派信仰的宣言，为了使分散在各处的成员在信仰上保持一致。原天主教本笃修会修士、后来加入瑞士弟兄会的神学家迈克尔·萨特勒(Michael Sattler)领衔起草了《施莱泰姆信条》(Schleitheim Confession)。
在信条中，重洗派教会宣告了七项信念。如果总结起来，那么其中心思想的概要大约是：
第一，基督徒的洗礼是为了真心悔改，改变生命，相信基督为他的罪代死，并亲自要求接受浸礼的人设立。我们只接受信徒自己亲身明白和经历了基督重生工作的人施洗。可是，人要长大至心智成熟，才能明白重生的工作，因此，婴儿不可以接受洗礼。
第二，基督徒生活要有纪律，要在称义的道上行走。教会对犯罪跌倒者给予两次私下的警告。若有第三次，则需公开接受教会处置，包括开除教籍。教会公开处理信徒必须在每次圣餐之前。
第三，只有已经受洗者才可以领圣餐擘饼和杯。圣餐是记念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基督真正的身体与宝血并不在饼杯之中。
第四，基督徒团体应与不顺从上帝者切断关联，不可与世上的邪恶交通，不可与那些在敌对上帝诫命者在工作上、教会里、以及政府事务上交往。基督徒务必要抵挡所有的邪恶，包括刀剑等武器。这里的所谓“敌对上帝诫命者”，是指天主教徒，以及马丁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新教徒。
第五，被按立的牧师无论在教会中还是在世俗上都必须要有好的名声。牧师的职责包括教导、管教信徒、开除教籍、带领祷告、主持圣礼。教会需支持牧者。但牧者若犯罪也必须接受教会管教。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暴力。我们要效法基督，在任何迫害下均不得以暴力抵抗，也不以暴力处理犯罪的事情。基督徒不论断世上的争论。基督徒不宜担任政府中的法官，因为政府的法官只按照世上的法律断事，而不是按照天上的规则，法官的武器是属世的，而基督徒的武器是属灵的。我们也反对死刑，反对服兵役。
第七，基督徒不可发誓，严禁起誓，因为耶稣禁止门徒起誓。但是，作见证与起誓不同。作见证乃是见证现今的事(不论是善是恶)。
《施莱泰姆信条》发表之后，成为早期重洗派所禀持的最主要的信仰。可以看出，重洗派早期的信仰主要是废止给未成人施洗、将教会与世俗组织分开。他们的信条中也贯穿着和平主义非暴力思想。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重洗派运动在欧洲各处的拓展，加上来自天主教和新教主流的马丁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逼迫，重洗派内一些人不再逆来顺受，闵采尔的暴力主义思想受到他们的追捧，重洗派内渐渐发生了转化和异化，以致产生持和平主义的温和派和持暴力主义的激进派。而正是激进派的行动让重洗派运动担上了污名。
在摩拉维亚，胡特就是一位重洗派中激进派的领袖，他颇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时而主张极端的暴力主义，时而主张极端的和平主义，又自称是先知，主张和鼓吹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张凡物公用，并预言基督将会来临，在地上建立王国，1528年就是世界末日，到那时候，基督便将刀剑交与被拣选的子民，杀掉那些贵族和教会权贵。胡伯迈尔等人对胡特过分激进的思想大为反感，挺身出来反对他，胡特为此稍稍收敛。
1527年8月，胡特等重洗派领袖在奥格斯堡参加重洗派内部会议时，被奥格斯堡当局一网打尽。囚禁三个多月之后，12月6日，胡特试图纵火越狱，结果因被火严重灼伤而致死。12月7日，奥格斯堡当局以异端罪判处胡特火刑，然后将胡特的遗体当众焚烧。
胡特死后，胡伯迈尔成为摩拉维亚重洗派教会的最主要领袖。可是不久，奥地利大公费尔南多一世取得了波西米亚的统治权，他派人设计拘捕了胡伯迈尔和他的妻子。随后，奥地利政府将胡伯迈尔夫妇转押至维也纳，把他们关在格拉茨石(Gratzenstein)城堡。无论奥地利政府对他施行多么重的刑法，这一次，胡伯迈尔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他的信念。
1528年3月10日，胡伯迈尔被押至维也纳的公共广场，被天主教判处异端罪而施以火刑。三天之后，他的妻子也被判处溺毙，她被绑上石头沉入多瑙河之中。
当这几位重洗派的创始人和重要的领袖人物相继去世后，重洗派仍然迅速地发展，德国全境、瑞士、荷兰等地，加入重洗运动者日见加增，尤其以下层社会的人更多。自德国农民起义惨败之后，路德派的宗改运动与各国诸侯及贵族联成一气，失去了大批平民的信任，他们大多加入了重洗运动，而且也变得更加激进，有的人甚至撇下家庭加入运动。很多人只按字面理解圣经，他们当中很多传道人真的效仿当年的使徒，站在屋顶上讲道，有些人则遵从耶稣教训不要为衣着、食物忧虑而竟然一丝不挂的四处游荡。
德国各路诸侯起初都效仿苏黎世政府的做法下禁令来对付重洗派，重洗派也因此有许多人被处死，但是，重洗派却越杀越多，令各路诸侯都头痛不已。在1529年和1530年的德国国会上，与会的各路诸侯、天主教代表、路德派代表都主张要用古罗马对付异端的法律来制裁重洗派，凡参加重洗派组织的人都得处死。在天主教掌政的诸侯领地上，如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都最严厉地执行这项法律，把重洗派当异端加以重惩。在路德派当政的诸侯领地，重洗派虽没有被当作异端，但是被当作是叛乱者，如果他们不遵从国家教会的秩序，可以选择离境，如不离境但又继续公开宣认其信仰，则被视为扰乱社会，破坏安定团结，或被监禁或被处死。只有在斯特拉斯堡、黑森等地，因重洗派太过强大，统治者不得不手下留情，不敢搞“流血审判”。
这时，在重洗派中兴起了一位领袖名叫梅尔基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他本是德国西南部人，是经营皮货生意的商人，从未受到正式的神学训练，后来受到路德思想的激励，以传道者身份挺身而出，将商务旅行与宗教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波罗的海各国旅行宣道。在旅行到达丹麦后，他受到国王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的青睐，并由皇家法令任命他在丹麦传福音。1529年后，霍夫曼开始批判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神学思想，前往斯特拉斯堡加入重洗派，大受欢迎。他通过对《启示录》的研究，声称基督会在1533年降临到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将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
可是过了时间，斯特拉斯堡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这时，霍夫曼的两个追随者扬·范·马蒂斯(Jan van Matthijs)和扬·范·莱顿(Jan van Leiden)又宣称，基督将返回地上统治是没错，但是，霍夫曼所预言的基督降临的时间和地点都搞错了，神罗帝国统治下的明斯特(Münster)才是基督降临的正确地点。1534年1月，两人在明斯特城为1千多人施洗，随后发动激进的重洗派举事暴动。他们占领了明斯特，将当地的主教赶出城外。不久，主教带着来自天主教派和路德派的军旅援兵将明斯特城重重围困。
1534年4月的复活节星期天，是马蒂斯预言基督降临明斯特的时间。可是，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马蒂斯众叛亲离，被围困已久的民众觉得上当受骗，于是愤而杀之。马蒂斯的头部被割断，被悬挂在一根杆子上，他的生殖器被钉在城门上，供全城所有人观看。
马蒂斯死后，他的同党莱顿继续领导明斯特暴动。此人竟在被围的明斯特城中自称是大卫王的后裔和继承者，强迫信徒实践共产多妻，更宣称自己每天都有从上而来的启示。1535年6月24日，明斯特城被攻破。莱顿等重洗派领袖被捕。1536年1月，莱顿等人在明斯特城内公共市场被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放进铁笼中，悬挂在城内圣兰伯特教堂(St Lambert's Church)的尖顶上，以警告世人。
因着重洗派激进份子的言行日益猖獗，加上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1534年的明斯特暴动和后来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暴动都有重洗派的参与和领导，重洗派于是慢慢地被帖上“异端”、“极端”、“恐怖份子”、“暴乱份子”、“共产份子”、“无政府主义份子”、“颠覆份子”等等标签，整个重洗派被连累背上了黑锅，变成了令人闻虎色变的“邪恶教派”。
在摩拉维亚，胡特就是一位重洗派中激进派的领袖，他颇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思想飘忽不定，时而主张极端的暴力主义，时而主张极端的和平主义，又自称是先知，主张和鼓吹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张凡物公用，并预言基督将会来临，在地上建立王国，1528年就是世界末日，到那时候，基督便将刀剑交与被拣选的子民，杀掉那些贵族和教会权贵。胡伯迈尔等人对胡特过分激进的思想大为反感，挺身出来反对他，胡特为此稍稍收敛。
1527年8月，胡特等重洗派领袖在奥格斯堡参加重洗派内部会议时，被奥格斯堡当局一网打尽。囚禁三个多月之后，12月6日，胡特试图纵火越狱，结果因被火严重灼伤而致死。12月7日，奥格斯堡当局以异端罪判处胡特火刑，然后将胡特的遗体当众焚烧。
胡特死后，胡伯迈尔成为摩拉维亚重洗派教会的最主要领袖。可是不久，奥地利大公费尔南多一世取得了波西米亚的统治权，他派人设计拘捕了胡伯迈尔和他的妻子。随后，奥地利政府将胡伯迈尔夫妇转押至维也纳，把他们关在格拉茨石(Gratzenstein)城堡。无论奥地利政府对他施行多么重的刑法，这一次，胡伯迈尔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他的信念。
1528年3月10日，胡伯迈尔被押至维也纳的公共广场，被天主教判处异端罪而施以火刑。三天之后，他的妻子也被判处溺毙，她被绑上石头沉入多瑙河之中。
当这几位重洗派的创始人和重要的领袖人物相继去世后，重洗派仍然迅速地发展，德国全境、瑞士、荷兰等地，加入重洗运动者日见加增，尤其以下层社会的人更多。自德国农民起义惨败之后，路德派的宗改运动与各国诸侯及贵族联成一气，失去了大批平民的信任，他们大多加入了重洗运动，而且也变得更加激进，有的人甚至撇下家庭加入运动。很多人只按字面理解圣经，他们当中很多传道人真的效仿当年的使徒，站在屋顶上讲道，有些人则遵从耶稣教训不要为衣着、食物忧虑而竟然一丝不挂的四处游荡。
德国各路诸侯起初都效仿苏黎世政府的做法下禁令来对付重洗派，重洗派也因此有许多人被处死，但是，重洗派却越杀越多，令各路诸侯都头痛不已。在1529年和1530年的德国国会上，与会的各路诸侯、天主教代表、路德派代表都主张要用古罗马对付异端的法律来制裁重洗派，凡参加重洗派组织的人都得处死。在天主教掌政的诸侯领地上，如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都最严厉地执行这项法律，把重洗派当异端加以重惩。在路德派当政的诸侯领地，重洗派虽没有被当作异端，但是被当作是叛乱者，如果他们不遵从国家教会的秩序，可以选择离境，如不离境但又继续公开宣认其信仰，则被视为扰乱社会，破坏安定团结，或被监禁或被处死。只有在斯特拉斯堡、黑森等地，因重洗派太过强大，统治者不得不手下留情，不敢搞“流血审判”。
这时，在重洗派中兴起了一位领袖名叫梅尔基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他本是德国西南部人，是经营皮货生意的商人，从未受到正式的神学训练，后来受到路德思想的激励，以传道者身份挺身而出，将商务旅行与宗教使命结合在一起，在波罗的海各国旅行宣道。在旅行到达丹麦后，他受到国王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的青睐，并由皇家法令任命他在丹麦传福音。1529年后，霍夫曼开始批判路德派和慈运理派的神学思想，前往斯特拉斯堡加入重洗派，大受欢迎。他通过对《启示录》的研究，声称基督会在1533年降临到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将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
可是过了时间，斯特拉斯堡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这时，霍夫曼的两个追随者扬·范·马蒂斯(Jan van Matthijs)和扬·范·莱顿(Jan van Leiden)又宣称，基督将返回地上统治是没错，但是，霍夫曼所预言的基督降临的时间和地点都搞错了，神罗帝国统治下的明斯特(Münster)才是基督降临的正确地点。1534年1月，两人在明斯特城为1千多人施洗，随后发动激进的重洗派举事暴动。他们占领了明斯特，将当地的主教赶出城外。不久，主教带着来自天主教派和路德派的军旅援兵将明斯特城重重围困。
1534年4月的复活节星期天，是马蒂斯预言基督降临明斯特的时间。可是，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马蒂斯众叛亲离，被围困已久的民众觉得上当受骗，于是愤而杀之。马蒂斯的头部被割断，被悬挂在一根杆子上，他的生殖器被钉在城门上，供全城所有人观看。
马蒂斯死后，他的同党莱顿继续领导明斯特暴动。此人竟在被围的明斯特城中自称是大卫王的后裔和继承者，强迫信徒实践共产多妻，更宣称自己每天都有从上而来的启示。1535年6月24日，明斯特城被攻破。莱顿等重洗派领袖被捕。1536年1月，莱顿等人在明斯特城内公共市场被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放进铁笼中，悬挂在城内圣兰伯特教堂(St Lambert's Church)的尖顶上，以警告世人。
因着重洗派激进份子的言行日益猖獗，加上1524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1534年的明斯特暴动和后来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暴动都有重洗派的参与和领导，重洗派于是慢慢地被帖上“异端”、“极端”、“恐怖份子”、“暴乱份子”、“共产份子”、“无政府主义份子”、“颠覆份子”等等标签，整个重洗派被连累背上了黑锅，变成了令人闻虎色变的“邪恶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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