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慈运理的生平事迹，我们似乎应当顺理成章地开始介绍欧洲宗改运动中青出于蓝的后起之秀加尔文，因为瑞士宗改运动在慈运理死后渐显的衰势正是由加尔文的整饬而东山再起，并随后进入一个更高的新高潮。
不过，在介绍加尔文之前，我们先见缝插针，说一说毁多誉少、多多少少有些神秘色彩的重洗派。因为重洗派的出现和兴起乃是跟慈运理生前所领导的瑞士宗改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事实上，重洗派就是从苏黎世出来的，是从慈运理所领导的宗改运动中分离而出的一群人，他们最初的领袖人物是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tz)。
格列伯约于1498年出生在苏黎世，其父是商人兼市议员。长大后，他被送往苏黎世大教堂开办的拉丁语学校学习。1514年10月，格列伯离开苏黎世而就读于巴塞尔大学，在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海因里希·洛里提(Heinrich Loriti)的指导下学习。后来，格列伯的父亲为他从神罗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那里弄来了一笔助学津贴，凭借这笔钱，格列伯得以到维也纳大学升造。从1515年到1518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与另一位著名的瑞士人文主义教授约阿希姆·瓦迪安(Joachim Vadian)建立了密切的友谊。1518年，格列伯从维也纳返回苏黎世，在苏黎世待了三个月之后，他的父亲又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那里弄来一笔助学金，于是格列伯又到巴黎大学升造。在巴黎，格列伯过着闲散的生活方式，多次参与与其他学生的斗殴。他的父亲得知儿子的不良举止之后，要求法国政府切断其助学金，并责令他返回苏黎世。就这样，格列伯在六年多之内上了三所好大学，但却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有获得任何学位。
1521年，也就是慈运理当选为苏黎世大教堂神甫委员会委员的那一年，格列伯在家乡苏黎世加入了一个研究小组，在这里他跟着慈运理一起研究希腊经典、研究拉丁文版圣经、学习希伯来文版的旧约圣经和希腊语版的新约圣经。也正是在这个研究小组中，格列伯与曼兹相识了。两人志趣观点相投，很快地，他们结成莫逆之交，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和战友。
曼兹跟格列伯同岁，两人也是同乡，他也是于1498年出生于苏黎世。曼兹的父亲曾是苏黎世大教堂的教士，是一位主管咏祷的司铎人员，所以，按照当时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教会规条来看，曼兹实际上是一名私生子。
虽然关于曼兹曾经受过何种教育的历史记录非常之少，但却有证据显示，曼兹曾接受过不错的通识教育，他通晓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1519年，当慈运理来到苏黎世当“人民神甫”的时候，曼兹就开始追随慈运理加入了苏黎世的宗改运动。
话说1523年，当格列伯和曼兹这两个年轻人在慈运理所在的研究小组内相识之后，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不久，他们就对弥撒仪式、教会的本质以及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质疑，尤其对当时盛行的婴儿洗礼提出否定，他们认为给婴儿施洗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给婴儿施洗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宣告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之后兴起的，一直到奥古斯丁时代之后，给婴儿施洗愈加蔚然成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既然人生下来就有原罪，而且人的罪污只有经过洗礼才得以清洁，得以重生，才能蒙神喜悦，那么干脆在婴儿生下来不久就给婴儿施洗，这样，人一生下来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得份，就是国家教会的一份子。人人都得救，人人都能进天堂，岂不善哉？所以，在中世纪及宗改时期，除了犹太人、穆斯林和否认基督教的人之外，欧洲各国的所有公民一生下来都被视为教会成员。教会的范围和国家的范围一样大，教会就等同国家，国家也等同教会，这也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后所有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君主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教会”。反之，教皇们也有一个类似的理念，就是所谓“本尊是教会的头，也是国家的头”。
格列伯和曼兹在认认真真地研读圣经之后，他们就发现，初代教会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其原因是那时的教会明显是与社会隔绝的、是与政府分开的。他们认为，当代的社会和教会中人道德败坏，其根源就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政教不分，政中有教，教中有政，这种情况不是圣经教导所允许的。其中，婴儿洗礼更让使基督徒徒有虚名，因这种让人人生下就受洗，让人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教会各方面的水准被拉低到跟世俗的水准一般的低下。于是，格列伯和曼兹开始提倡建立不受政府影响的教会，从废除给婴儿施洗开始做起，只为那些明确宣告过自己相信基督的人施洗，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教会恢复到原有的真正纯洁的状态。
1523年10月，当苏黎世市议会组织召开“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会”时，一些群情激愤的年轻人在格列伯和曼兹等人的领导之下向市议会提出取消各处的圣像、停止弥撒、取消婴儿洗礼，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略略提过。不过，苏黎世行政当局并未完全准备好要采取这些步骤，慈运理当时虽然也同情这些主张，但同时认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步伐不能太过激进，应当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慈运理还希望苏黎世政府不仅参与宗改，而且应该帮助和扶持宗改的举措得以贯彻执行。
格列伯和曼兹于是对市议会的否决大为不满，对慈运理邀请政府干涉宗教事务之举也非常失望，认为慈运理“唯独圣经”的主张并不彻底，认为慈运理的讲道并没有带来社会道德状况的明显改善，而且慈运理想依赖和寻求政府搞宗改，分明是在走政教不分的老路，这会令政府的腐败更加速地掺入到纯洁的教会中来。格列伯和曼兹商量之后，决定离开慈运理的宗改阵营，另外组织一个脱离政府干涉、符合圣经教导的“真教会”。
不过，在介绍加尔文之前，我们先见缝插针，说一说毁多誉少、多多少少有些神秘色彩的重洗派。因为重洗派的出现和兴起乃是跟慈运理生前所领导的瑞士宗改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事实上，重洗派就是从苏黎世出来的，是从慈运理所领导的宗改运动中分离而出的一群人，他们最初的领袖人物是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tz)。
格列伯约于1498年出生在苏黎世，其父是商人兼市议员。长大后，他被送往苏黎世大教堂开办的拉丁语学校学习。1514年10月，格列伯离开苏黎世而就读于巴塞尔大学，在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海因里希·洛里提(Heinrich Loriti)的指导下学习。后来，格列伯的父亲为他从神罗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那里弄来了一笔助学津贴，凭借这笔钱，格列伯得以到维也纳大学升造。从1515年到1518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与另一位著名的瑞士人文主义教授约阿希姆·瓦迪安(Joachim Vadian)建立了密切的友谊。1518年，格列伯从维也纳返回苏黎世，在苏黎世待了三个月之后，他的父亲又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那里弄来一笔助学金，于是格列伯又到巴黎大学升造。在巴黎，格列伯过着闲散的生活方式，多次参与与其他学生的斗殴。他的父亲得知儿子的不良举止之后，要求法国政府切断其助学金，并责令他返回苏黎世。就这样，格列伯在六年多之内上了三所好大学，但却没能完成学业，也没有获得任何学位。
1521年，也就是慈运理当选为苏黎世大教堂神甫委员会委员的那一年，格列伯在家乡苏黎世加入了一个研究小组，在这里他跟着慈运理一起研究希腊经典、研究拉丁文版圣经、学习希伯来文版的旧约圣经和希腊语版的新约圣经。也正是在这个研究小组中，格列伯与曼兹相识了。两人志趣观点相投，很快地，他们结成莫逆之交，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和战友。
曼兹跟格列伯同岁，两人也是同乡，他也是于1498年出生于苏黎世。曼兹的父亲曾是苏黎世大教堂的教士，是一位主管咏祷的司铎人员，所以，按照当时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的教会规条来看，曼兹实际上是一名私生子。
虽然关于曼兹曾经受过何种教育的历史记录非常之少，但却有证据显示，曼兹曾接受过不错的通识教育，他通晓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1519年，当慈运理来到苏黎世当“人民神甫”的时候，曼兹就开始追随慈运理加入了苏黎世的宗改运动。
话说1523年，当格列伯和曼兹这两个年轻人在慈运理所在的研究小组内相识之后，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不久，他们就对弥撒仪式、教会的本质以及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质疑，尤其对当时盛行的婴儿洗礼提出否定，他们认为给婴儿施洗是没有圣经根据的。
给婴儿施洗是在君士坦丁大帝宣告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之后兴起的，一直到奥古斯丁时代之后，给婴儿施洗愈加蔚然成风。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既然人生下来就有原罪，而且人的罪污只有经过洗礼才得以清洁，得以重生，才能蒙神喜悦，那么干脆在婴儿生下来不久就给婴儿施洗，这样，人一生下来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得份，就是国家教会的一份子。人人都得救，人人都能进天堂，岂不善哉？所以，在中世纪及宗改时期，除了犹太人、穆斯林和否认基督教的人之外，欧洲各国的所有公民一生下来都被视为教会成员。教会的范围和国家的范围一样大，教会就等同国家，国家也等同教会，这也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后所有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君主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教会”。反之，教皇们也有一个类似的理念，就是所谓“本尊是教会的头，也是国家的头”。
格列伯和曼兹在认认真真地研读圣经之后，他们就发现，初代教会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其原因是那时的教会明显是与社会隔绝的、是与政府分开的。他们认为，当代的社会和教会中人道德败坏，其根源就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政教不分，政中有教，教中有政，这种情况不是圣经教导所允许的。其中，婴儿洗礼更让使基督徒徒有虚名，因这种让人人生下就受洗，让人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教会各方面的水准被拉低到跟世俗的水准一般的低下。于是，格列伯和曼兹开始提倡建立不受政府影响的教会，从废除给婴儿施洗开始做起，只为那些明确宣告过自己相信基督的人施洗，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教会恢复到原有的真正纯洁的状态。
1523年10月，当苏黎世市议会组织召开“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会”时，一些群情激愤的年轻人在格列伯和曼兹等人的领导之下向市议会提出取消各处的圣像、停止弥撒、取消婴儿洗礼，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略略提过。不过，苏黎世行政当局并未完全准备好要采取这些步骤，慈运理当时虽然也同情这些主张，但同时认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步伐不能太过激进，应当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慈运理还希望苏黎世政府不仅参与宗改，而且应该帮助和扶持宗改的举措得以贯彻执行。
格列伯和曼兹于是对市议会的否决大为不满，对慈运理邀请政府干涉宗教事务之举也非常失望，认为慈运理“唯独圣经”的主张并不彻底，认为慈运理的讲道并没有带来社会道德状况的明显改善，而且慈运理想依赖和寻求政府搞宗改，分明是在走政教不分的老路，这会令政府的腐败更加速地掺入到纯洁的教会中来。格列伯和曼兹商量之后，决定离开慈运理的宗改阵营，另外组织一个脱离政府干涉、符合圣经教导的“真教会”。
另外，在“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会”上，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瓦尔茨胡特(Waldshut)教会的神甫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也就婴儿洗礼的问题跟慈运理一派展开了激烈辩论，他说：“在所有的与信仰和宗教有关的纠纷中，只有圣经中的信息才是从神的口中发出的，也只有圣经才应该成为我们参照的水准和标杆。”他也批评说，婴儿施洗很有问题，缺少圣经依据，应当废止。
胡伯迈尔1485年出生于德国奥格斯堡附近地区，小的时候也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后前往弗赖堡(Freiburg)念书，完成大学基础学科后，跟着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研读神学。看官可能记得，这位约翰·埃克先生正是于1519年在莱比锡辩论中跟马丁路德激辩的天主教的铁杆护教者。胡伯迈尔于1510年又跟着约翰·埃克前往因哥尔斯塔特(Ingolstadt)，1512年获得神学博士之后在因哥尔斯塔特当大学教授。1516年，他被按立为德国巴伐利亚雷根斯堡市(Regensburg)教堂的神甫，又于1521年，前往瓦尔茨胡特担任神甫。从1520年开始，胡伯迈尔陆陆续续研读了圣经中的保罗书信，又读了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著述，深受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的影响，旋即摒弃了他的老师约翰·埃克一味维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转而接受福音派的新教思想，又于1522年加入新教的宗改阵营，在奥格斯堡参与教会的改革工作。
这样，在瑞士苏黎世，有格列伯和曼兹要求废止婴儿洗礼，在德国奥格斯堡，有胡伯迈尔也要求废止婴儿洗礼，两边不谋而合、遥相呼应。
1525年初，格列伯和曼兹再次明确主张废止婴儿洗礼，另两名神甫乔治·布劳罗克(George Blaurock)和来自巴塞尔的威廉·卢布林(Wilhelm Reublin)又加入进来。几个人一起领头，组织了一个新团体，名曰“瑞士弟兄会”(Swiss Brethren)，并声称瑞士弟兄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卢布林开始在公开的讲道中反对婴儿洗礼，在他的鼓动下，在苏黎世南郊的一个小镇上有三位父亲坚持不让自家的婴儿受洗，这就引来苏黎世当局的压制。
瑞士弟兄会和重洗派的创立人格列伯
瑞士弟兄会和重洗派的创立人曼兹
当年1月17日，格列伯和曼兹再次在苏黎世与慈运理就婴儿洗礼问题进行公开辩论。1月18日，苏黎世议会宣布：“议会支持慈运理，苏黎世的所有婴儿在出生后的八天之内必须受洗，不遵守者将被放逐。”1月21日，市议会又发布了第二道命令：“格列伯及曼兹必须停止辩论，不得再反对婴儿洗礼，并且瑞士弟兄会当中的非市民，包括卢布林在内，都要在八天内离开苏黎世。”
当天夜里，瑞士弟兄会全体成员在曼兹的家中聚会。会间，布劳罗克请求格列伯说：“格弟兄，我象大家一样，在生下来不久，父母就为我安排让教会给我施了洗礼，但是一个婴儿哪里懂得神的恩典而信服真道呢？就连未成年的少年也不可能有重生的经验。其实，那些受洗的未成年人根本就没有信仰上的见证。今天晚上，此时此刻，为了上帝的缘故，请您按基督的真洗礼重新为我施洗，好见证我的所知和所信。”
格列伯说：“好！布弟兄说的对。我们所有在未成年时所受的洗礼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其实都不应当作数，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理应再受洗礼，以示真正为上帝的道作见证。”
格列伯于是为布劳罗克施洗。然后，布劳罗克又为其他在场的瑞士弟兄会成员施洗。至此，瑞士弟兄会就跟慈运理领导的宗改运动彻底决裂，一个新的教派“重洗派”随之诞生。
“重洗派”这个名称，其实是该派的反对者给他们起的带有诬蔑和嘲笑性质的称呼。因为象当时的所有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一样，瑞士弟兄会成员在婴儿或孩童时都接受过洗礼，他们如今在曼兹的家中又接受了第二次洗礼，所以才被人称为“重洗派”。
重洗派瑞士弟兄会成员的人在曼兹家中秘密聚会，再行洗礼，这件事很快就有人举报给苏黎世当局，当局极为震怒，因为重洗派的做法直接违背当时人们相信和遵守的教规。
早在四世纪时的西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和六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任何实行再洗礼的人必处以死刑”。这条法律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多纳图派这一个所谓“异端”教派所设立的，但是这条法律却给后代的教会一个错觉：实行再洗礼是一条弥天大罪。
面对重洗派的人公开挑衅，苏黎世议会觉得不能姑息养奸，必须早点出手，对之施以重拳，坚决地把重洗派这个异端组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很快，他们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对付重洗派的腥风血雨。
当天夜里，瑞士弟兄会全体成员在曼兹的家中聚会。会间，布劳罗克请求格列伯说：“格弟兄，我象大家一样，在生下来不久，父母就为我安排让教会给我施了洗礼，但是一个婴儿哪里懂得神的恩典而信服真道呢？就连未成年的少年也不可能有重生的经验。其实，那些受洗的未成年人根本就没有信仰上的见证。今天晚上，此时此刻，为了上帝的缘故，请您按基督的真洗礼重新为我施洗，好见证我的所知和所信。”
格列伯说：“好！布弟兄说的对。我们所有在未成年时所受的洗礼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其实都不应当作数，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理应再受洗礼，以示真正为上帝的道作见证。”
格列伯于是为布劳罗克施洗。然后，布劳罗克又为其他在场的瑞士弟兄会成员施洗。至此，瑞士弟兄会就跟慈运理领导的宗改运动彻底决裂，一个新的教派“重洗派”随之诞生。
“重洗派”这个名称，其实是该派的反对者给他们起的带有诬蔑和嘲笑性质的称呼。因为象当时的所有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一样，瑞士弟兄会成员在婴儿或孩童时都接受过洗礼，他们如今在曼兹的家中又接受了第二次洗礼，所以才被人称为“重洗派”。
重洗派瑞士弟兄会成员的人在曼兹家中秘密聚会，再行洗礼，这件事很快就有人举报给苏黎世当局，当局极为震怒，因为重洗派的做法直接违背当时人们相信和遵守的教规。
早在四世纪时的西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和六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任何实行再洗礼的人必处以死刑”。这条法律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多纳图派这一个所谓“异端”教派所设立的，但是这条法律却给后代的教会一个错觉：实行再洗礼是一条弥天大罪。
面对重洗派的人公开挑衅，苏黎世议会觉得不能姑息养奸，必须早点出手，对之施以重拳，坚决地把重洗派这个异端组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很快，他们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对付重洗派的腥风血雨。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