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运理的鲜血流尽了。
这时，士兵中有人惊呼起来：“大家快看，此人是最大的异端份子头目，是苏黎世的大魔鬼慈运理！”
呼声刚落，众士兵一齐涌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要用刀剑砍垛他的遗体。那名上尉一抬手，命令道：“慢着！听本官之令，你们从慈运理的尸体上切下五块来分送到我们同盟五国各自的法庭上去，让五国法庭来审判他！剩下的尸体，我们就点火把他给烧了。”
士兵们于是点起大火焚烧慈运理的残尸。正巧在前一天晚上，士兵们刚刚宰杀过一头猪，有人就将猪的内脏也丢进火堆。最后，他们把猪下水烧成的灰与慈运理的骨灰搅混在一起，这样做是要表示对慈运理最大限度的侮辱。
慈运理死了！消息传了出去，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们弹冠相庆，举杯畅饮，热烈庆祝瑞士和苏黎世终于摆脱了“魔鬼的控制”。
就连记录马丁路德言行的书《饭桌谈话》中也披露了马丁路德针对慈运理之死曾讲的一句话。马丁路德居然如此说：“幸好慈运理、安德烈亚斯·卡尔士达特和佩里坎都死在战场上，否则我们不可能维持与黑森腓力一世、斯特拉斯堡和其他友好邻邦的和睦关系。哦！这是一个大胜利，他们终于灭亡了。上帝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
马丁路德在这段话所提及的三个人中，卡尔士达特当过维滕堡大学的校长，曾是路德的师辈，一开始支持路德宗改，后来卡氏走激进路线，跟路德对抗，发表与路德不同的圣餐观，后来被路德的政治保护人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流放。后来，卡氏跑到瑞士的阿尔特施泰滕(Altstätten)、苏黎世、巴塞尔当传教士，在巴塞尔时死于瘟疫。而康拉德·佩里坎(Konrad Pellikan)是一位研究犹太学的学者，曾是天主教方济会的修士，后来转信为新教基督徒，被按立为牧师之后，他在德国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和瑞士的巴塞尔服务那里的会众。后来，接受慈运理的邀请，佩里坎到苏黎世当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教授，并在慈运理的帮助下摆脱了修士的生活。
卡尔士达特和佩里坎都曾在苏黎世跟慈运理一起工作，马丁路德讨厌慈运理，于是恨屋及乌，说这三个人的“灭亡”是“上帝的旨意”。虽然，卡尔士达特和佩里坎死于战场是因当时信息渠道不畅通所造成的误传，但是，从路德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慈运理之死，路德实际上真是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由此观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多么高大的人，总有他短小的地方。
还有那位点燃了宗教改革之火、但又坚决效忠天主教教廷的“人文主义王子”、其思想曾经影响了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两人的伊拉斯谟先生也如此写道：“两位传教士慈运理和厄科兰帕迪乌斯的死讯使我们摆脱了极大的恐惧，他们的生命让许多人的心灵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这是至高上帝的奇妙作为。”
伊拉斯谟提到的厄科兰帕迪乌斯是巴塞尔的宗改领袖、是慈运理志同道合的战友，慈运理阵亡之后的一个多月，厄氏也去世。所以，伊拉斯谟才会并提两个人的死讯，说他们的死是“至高上帝的奇妙作为”。
慈运理生前在谈自己的身份时，曾说他首先是属于基督的，其次是属于他所捍卫的国家瑞士邦联的，最后才是属于他生活了12年的城市苏黎世的。有人后来讽刺他说，他47岁死在战场上时，不是为了基督，也不是为了瑞士邦联，而是只为了苏黎世。
可见，对慈运理恨之入骨者，除了天主教教廷及其保守派之外，还有被赶出苏黎世的重洗派、有象伊拉斯谟这样的要求宗改的温和派、有象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改第一人。慈运理生前真的是树敌不少。
这时，士兵中有人惊呼起来：“大家快看，此人是最大的异端份子头目，是苏黎世的大魔鬼慈运理！”
呼声刚落，众士兵一齐涌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要用刀剑砍垛他的遗体。那名上尉一抬手，命令道：“慢着！听本官之令，你们从慈运理的尸体上切下五块来分送到我们同盟五国各自的法庭上去，让五国法庭来审判他！剩下的尸体，我们就点火把他给烧了。”
士兵们于是点起大火焚烧慈运理的残尸。正巧在前一天晚上，士兵们刚刚宰杀过一头猪，有人就将猪的内脏也丢进火堆。最后，他们把猪下水烧成的灰与慈运理的骨灰搅混在一起，这样做是要表示对慈运理最大限度的侮辱。
慈运理死了！消息传了出去，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们弹冠相庆，举杯畅饮，热烈庆祝瑞士和苏黎世终于摆脱了“魔鬼的控制”。
就连记录马丁路德言行的书《饭桌谈话》中也披露了马丁路德针对慈运理之死曾讲的一句话。马丁路德居然如此说：“幸好慈运理、安德烈亚斯·卡尔士达特和佩里坎都死在战场上，否则我们不可能维持与黑森腓力一世、斯特拉斯堡和其他友好邻邦的和睦关系。哦！这是一个大胜利，他们终于灭亡了。上帝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
马丁路德在这段话所提及的三个人中，卡尔士达特当过维滕堡大学的校长，曾是路德的师辈，一开始支持路德宗改，后来卡氏走激进路线，跟路德对抗，发表与路德不同的圣餐观，后来被路德的政治保护人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流放。后来，卡氏跑到瑞士的阿尔特施泰滕(Altstätten)、苏黎世、巴塞尔当传教士，在巴塞尔时死于瘟疫。而康拉德·佩里坎(Konrad Pellikan)是一位研究犹太学的学者，曾是天主教方济会的修士，后来转信为新教基督徒，被按立为牧师之后，他在德国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和瑞士的巴塞尔服务那里的会众。后来，接受慈运理的邀请，佩里坎到苏黎世当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教授，并在慈运理的帮助下摆脱了修士的生活。
卡尔士达特和佩里坎都曾在苏黎世跟慈运理一起工作，马丁路德讨厌慈运理，于是恨屋及乌，说这三个人的“灭亡”是“上帝的旨意”。虽然，卡尔士达特和佩里坎死于战场是因当时信息渠道不畅通所造成的误传，但是，从路德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慈运理之死，路德实际上真是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由此观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多么高大的人，总有他短小的地方。
还有那位点燃了宗教改革之火、但又坚决效忠天主教教廷的“人文主义王子”、其思想曾经影响了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两人的伊拉斯谟先生也如此写道：“两位传教士慈运理和厄科兰帕迪乌斯的死讯使我们摆脱了极大的恐惧，他们的生命让许多人的心灵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这是至高上帝的奇妙作为。”
伊拉斯谟提到的厄科兰帕迪乌斯是巴塞尔的宗改领袖、是慈运理志同道合的战友，慈运理阵亡之后的一个多月，厄氏也去世。所以，伊拉斯谟才会并提两个人的死讯，说他们的死是“至高上帝的奇妙作为”。
慈运理生前在谈自己的身份时，曾说他首先是属于基督的，其次是属于他所捍卫的国家瑞士邦联的，最后才是属于他生活了12年的城市苏黎世的。有人后来讽刺他说，他47岁死在战场上时，不是为了基督，也不是为了瑞士邦联，而是只为了苏黎世。
可见，对慈运理恨之入骨者，除了天主教教廷及其保守派之外，还有被赶出苏黎世的重洗派、有象伊拉斯谟这样的要求宗改的温和派、有象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改第一人。慈运理生前真的是树敌不少。
位于瑞士苏黎世的慈运理纪念碑
虽然象其他人一样，慈运理这个人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脾气和缺点，但是他在宗改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其实是不应该被低估的。由于他去世较早，著作不是非常的多，他的神学观也没有机会得到系统化的整理和总结。但是，象马丁路德一样，慈运理一生高举基督，高举圣经，把圣经当作一本生活的法则，对上帝是全然的依靠和相信，他也有豪壮的胆识和坚韧的意志，敢于为维护真理而献身，实在可以说堪为后代圣徒的楷模。
说到圣经，其实慈运理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1529年苏黎世出版的一部德文版的圣经。这是慈运理和他的助手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领导下的教师学者团体所共同翻译的，参加者还有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甫利欧·尤德和苏黎世所有的神职人员，这本圣经是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瑞士德语的译文，被称为《苏黎世圣经》。曾经是“香肠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印刷商弗罗绍尔就是这版圣经的印刷发行人。
苏黎世的译者们当时是参考了马丁路德已翻译好的部分圣经，所以《苏黎世圣经》的问世比路德完成的德语圣经还要早五年。这本《苏黎世圣经》包含200多幅插图，成为当时著名的印刷业杰作。慈运理还亲自书写了介绍和每章后面的结语。在翻译出版圣经这件事上，慈运理也是功不可没。
慈运理试图建立一个欧洲新教强国的梦想失败了，但他未能用刀剑完成的信仰事业却不会结束。保守派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不久之后，一个羞涩腼腆、弱不经风的书生，将用笔墨和圣经在瑞士说法语的小邦日内瓦，达成任何新教徒用刀剑所无法达成的伟大事业。这个书生就是宗改运动的后起之秀兼大神学家约翰·加尔文。
在慈运理死后，他在苏黎世的继承者是他的助手布林格。布林格大有才干，善于和解，他也继承了慈运理大部分的神学思想。1549年，布林格和加尔文成功地克服了教义上的分歧，达成了一个《蒂古里努斯共识》(Consensus Tigurinus，也称《苏黎世共识》)。
再后来，整个瑞士的宗改运动经过加尔文天才般的治理整顿，又大有起色。16世纪，由加尔文创立的“改革宗”跟由马丁路德创立的“信义宗”这两大新教宗派在欧洲大陆的宗改运动中交相辉映。如果从历史根源上细细梳理的话，“改革宗”的神学思想中实际上仍有一部分可以看到慈运理先生灵性上的影子。
说到圣经，其实慈运理还有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1529年苏黎世出版的一部德文版的圣经。这是慈运理和他的助手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领导下的教师学者团体所共同翻译的，参加者还有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甫利欧·尤德和苏黎世所有的神职人员，这本圣经是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瑞士德语的译文，被称为《苏黎世圣经》。曾经是“香肠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印刷商弗罗绍尔就是这版圣经的印刷发行人。
苏黎世的译者们当时是参考了马丁路德已翻译好的部分圣经，所以《苏黎世圣经》的问世比路德完成的德语圣经还要早五年。这本《苏黎世圣经》包含200多幅插图，成为当时著名的印刷业杰作。慈运理还亲自书写了介绍和每章后面的结语。在翻译出版圣经这件事上，慈运理也是功不可没。
慈运理试图建立一个欧洲新教强国的梦想失败了，但他未能用刀剑完成的信仰事业却不会结束。保守派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不久之后，一个羞涩腼腆、弱不经风的书生，将用笔墨和圣经在瑞士说法语的小邦日内瓦，达成任何新教徒用刀剑所无法达成的伟大事业。这个书生就是宗改运动的后起之秀兼大神学家约翰·加尔文。
在慈运理死后，他在苏黎世的继承者是他的助手布林格。布林格大有才干，善于和解，他也继承了慈运理大部分的神学思想。1549年，布林格和加尔文成功地克服了教义上的分歧，达成了一个《蒂古里努斯共识》(Consensus Tigurinus，也称《苏黎世共识》)。
再后来，整个瑞士的宗改运动经过加尔文天才般的治理整顿，又大有起色。16世纪，由加尔文创立的“改革宗”跟由马丁路德创立的“信义宗”这两大新教宗派在欧洲大陆的宗改运动中交相辉映。如果从历史根源上细细梳理的话，“改革宗”的神学思想中实际上仍有一部分可以看到慈运理先生灵性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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