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瑞士邦联的宗改并非从此一帆风顺。实际上，慈运理领导下的苏黎世教会和市议会之间的关系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许多宗教改革的激进派认为慈运理对苏黎世议会让步太多，改革的步伐应该更大，改革的速度应该更快。激进派们拒绝市民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并要求立即建立信众的教会来替代政府的功能。
同时，又有重洗派兴风作浪，该派领袖格列伯私下轻蔑地嘲笑慈运理的宗改不彻底，坚持要求废除幼儿洗礼，而苏黎世议会不愿妥协，最终制定了逼迫重洗派的严酷法令，重洗派被迫撤离苏黎世。
苏黎世与瑞士其它州的关系也变得扑朔迷离。1524年4月，卢塞恩(Luzern)、乌里(Uri)、施维茨(Schwyz)、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和楚格(Zug)等反对宗改运动的五个州组成“五国联盟”(die fünf Orte)，以对抗慈运理的改革。五国联盟联系了亲教皇派的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出来迎战慈运理。这位神学家埃克实际上是马丁路德的对手，他曾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中跟路德展开激辩。此人常奔走于罗马和德国之间，一生致力于打败宗改运动阵营，是天主教教义的坚定捍卫者。
埃克果然向慈运理宣战，要求举行辩论会，慈运理欣然接受。但是辩论在何处举行，辩论的裁判机关该由谁担任，宗改的支持方和反对方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却无法达成最后的共识。埃克方面提出把辩论地点设在瑞士国会的法庭，裁判也由瑞士国会派学者和法官担任，但是瑞士国会并不支持慈运理的宗改，很可能会偏袒埃克，所以慈运理一方坚决不同意。双方阵营于是反复磋商，达成了折衷，决定辩论会在德国西南部斯瓦比亚地区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举行。慈运理此时却决定抵制这次辩论会。
1526年5月19日，瑞士各州都派出代表前往巴登-符腾堡。苏黎世也派出代表出席，但他们没有参加议程。反对宗改的一方自然是由埃克领衔主辩，宗改一方则由巴塞尔宗改运动的领导者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领衔主辩。厄氏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神学家，曾与慈运理有着广泛而友好的信件往来，跟慈运理有笃深的战斗友谊。
随着辩论会的进行，慈运理持续接受到会议传来的资讯，针对辩论议题，慈运理书写和印刷小册子来表达他的意见。但是，瑞士国会却决定禁止发送他的小册子到会场。辩论会上，瑞士邦联的十三个成员中，格拉鲁斯(Glarus)、索洛图恩(Solothurn)、弗赖堡(Freiburg)、阿彭策尔(Appenzell )以及五国联盟投票反对慈运理，只有伯尔尼、巴塞尔、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和苏黎世支持慈运理的宗改主张。此次巴登辩论充分暴露出瑞士邦联内部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已经产生了难以弥补的深深的裂痕。
在接下来的几年，瑞士宗改运动继续扩展。
邦联的附属州圣加仑市(St. Gallen)，在改革派市长兼学者约阿希姆·瓦迪安(Joachim Vadian)带领下，于1527年废止了弥撒。在巴塞尔，虽然慈运理曾与厄科兰帕迪乌斯有密切的关系，但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革的裁决，直到1529年4月1日才废止弥撒。沙夫豪森则是一直密切关注着苏黎世，以苏黎世做为典范，在1529年9月正式通过了改革的决定。
伯尔尼的情况比较复杂。伯尔尼大教堂的神甫贝希托德·哈勒(Berchtold Haller)和诗人画家兼政治家尼克劳斯·曼努埃尔(Niklaus Manuel)，为了改革而参加竞选。亲教皇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为了争夺伯尔尼而不遗余力。1528年1月6日伯尔尼议会召开辩论会，让两派公开辩论。辩论会参加者有450人，有伯尔尼及其它一些州的神职人员，还有来自德国的支持宗改的几位神学家，包括马丁路德的支持者、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尔、来自康斯坦茨的安布罗斯·布拉勒(Ambrosius Blarer)、来自纽伦堡的安德烈亚斯·阿尔特哈默(Andreas Althamer)。天主教神学家埃克和法伯也受邀但他们拒绝出席，支持天主教的各州也没有派出代表。伯尔尼辩论会期间，慈运理在几处演讲时声援伯尔尼的改革派。经过近三个星期的辩论，2月7日，伯尔尼议会下令伯尔尼进行宗教改革。
对于与瑞士相毗连的德国地区教会的宗改形势，慈运理也一直极为关注。德国大城斯特拉斯堡就加入了慈运理一派的阵营而没有加入马丁路德一派的阵营。斯特拉斯堡的宗改由原天主教神甫马修·泽尔(Matthäus Zell)于1521年开启，1523年以后又由另一名神甫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继续领导，后来，加上大有才干、爱好和平的马丁·布塞尔的竭力推进，到1529年，斯特拉斯堡宗改才大告成功。
慈运理象马丁路德一样都是宗改运动的最有能力的领袖，在许多方面的意见也相同或相似，但两人的性情有别，宗教经验迥然不同。路德的神学造诣是经过了一番内心深刻的挣扎，然后他的心灵与上帝的关系得到全然的改变才奋然兴起。但慈运理是走人文主义的路子而达到一种高超的神学造诣，他注重理解，好批评，不过，慈运理所达到的境界，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未曾达到的。单就走上宗教改革之路这一点而言，两人算是殊途同归，但两人所关注的重点却并不相同。比如，慈运理的关注点是“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事实不是得救之法，乃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乃是谨守遵行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旨意”；路德的关注点是“基督徒生活乃是因罪得赦免而享有自由的儿女的地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慈路两人就圣餐的教理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这也是两人最不能达成妥协的教理。在1529年10月举行的马尔堡会议上，两人唇枪舌剑，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以致于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宗改阵营也因此一分为二。慈路两人后来甚至形同仇雠，路德肯定地宣称慈运理及其拥护者“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慈运理则反唇相讥，断言路德“比罗马教廷的干将更坏”。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同时，又有重洗派兴风作浪，该派领袖格列伯私下轻蔑地嘲笑慈运理的宗改不彻底，坚持要求废除幼儿洗礼，而苏黎世议会不愿妥协，最终制定了逼迫重洗派的严酷法令，重洗派被迫撤离苏黎世。
苏黎世与瑞士其它州的关系也变得扑朔迷离。1524年4月，卢塞恩(Luzern)、乌里(Uri)、施维茨(Schwyz)、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和楚格(Zug)等反对宗改运动的五个州组成“五国联盟”(die fünf Orte)，以对抗慈运理的改革。五国联盟联系了亲教皇派的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埃克(Johann Eck)出来迎战慈运理。这位神学家埃克实际上是马丁路德的对手，他曾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中跟路德展开激辩。此人常奔走于罗马和德国之间，一生致力于打败宗改运动阵营，是天主教教义的坚定捍卫者。
埃克果然向慈运理宣战，要求举行辩论会，慈运理欣然接受。但是辩论在何处举行，辩论的裁判机关该由谁担任，宗改的支持方和反对方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却无法达成最后的共识。埃克方面提出把辩论地点设在瑞士国会的法庭，裁判也由瑞士国会派学者和法官担任，但是瑞士国会并不支持慈运理的宗改，很可能会偏袒埃克，所以慈运理一方坚决不同意。双方阵营于是反复磋商，达成了折衷，决定辩论会在德国西南部斯瓦比亚地区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举行。慈运理此时却决定抵制这次辩论会。
1526年5月19日，瑞士各州都派出代表前往巴登-符腾堡。苏黎世也派出代表出席，但他们没有参加议程。反对宗改的一方自然是由埃克领衔主辩，宗改一方则由巴塞尔宗改运动的领导者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领衔主辩。厄氏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神学家，曾与慈运理有着广泛而友好的信件往来，跟慈运理有笃深的战斗友谊。
随着辩论会的进行，慈运理持续接受到会议传来的资讯，针对辩论议题，慈运理书写和印刷小册子来表达他的意见。但是，瑞士国会却决定禁止发送他的小册子到会场。辩论会上，瑞士邦联的十三个成员中，格拉鲁斯(Glarus)、索洛图恩(Solothurn)、弗赖堡(Freiburg)、阿彭策尔(Appenzell )以及五国联盟投票反对慈运理，只有伯尔尼、巴塞尔、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和苏黎世支持慈运理的宗改主张。此次巴登辩论充分暴露出瑞士邦联内部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已经产生了难以弥补的深深的裂痕。
在接下来的几年，瑞士宗改运动继续扩展。
邦联的附属州圣加仑市(St. Gallen)，在改革派市长兼学者约阿希姆·瓦迪安(Joachim Vadian)带领下，于1527年废止了弥撒。在巴塞尔，虽然慈运理曾与厄科兰帕迪乌斯有密切的关系，但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关改革的裁决，直到1529年4月1日才废止弥撒。沙夫豪森则是一直密切关注着苏黎世，以苏黎世做为典范，在1529年9月正式通过了改革的决定。
伯尔尼的情况比较复杂。伯尔尼大教堂的神甫贝希托德·哈勒(Berchtold Haller)和诗人画家兼政治家尼克劳斯·曼努埃尔(Niklaus Manuel)，为了改革而参加竞选。亲教皇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为了争夺伯尔尼而不遗余力。1528年1月6日伯尔尼议会召开辩论会，让两派公开辩论。辩论会参加者有450人，有伯尔尼及其它一些州的神职人员，还有来自德国的支持宗改的几位神学家，包括马丁路德的支持者、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尔、来自康斯坦茨的安布罗斯·布拉勒(Ambrosius Blarer)、来自纽伦堡的安德烈亚斯·阿尔特哈默(Andreas Althamer)。天主教神学家埃克和法伯也受邀但他们拒绝出席，支持天主教的各州也没有派出代表。伯尔尼辩论会期间，慈运理在几处演讲时声援伯尔尼的改革派。经过近三个星期的辩论，2月7日，伯尔尼议会下令伯尔尼进行宗教改革。
对于与瑞士相毗连的德国地区教会的宗改形势，慈运理也一直极为关注。德国大城斯特拉斯堡就加入了慈运理一派的阵营而没有加入马丁路德一派的阵营。斯特拉斯堡的宗改由原天主教神甫马修·泽尔(Matthäus Zell)于1521年开启，1523年以后又由另一名神甫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继续领导，后来，加上大有才干、爱好和平的马丁·布塞尔的竭力推进，到1529年，斯特拉斯堡宗改才大告成功。
慈运理象马丁路德一样都是宗改运动的最有能力的领袖，在许多方面的意见也相同或相似，但两人的性情有别，宗教经验迥然不同。路德的神学造诣是经过了一番内心深刻的挣扎，然后他的心灵与上帝的关系得到全然的改变才奋然兴起。但慈运理是走人文主义的路子而达到一种高超的神学造诣，他注重理解，好批评，不过，慈运理所达到的境界，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未曾达到的。单就走上宗教改革之路这一点而言，两人算是殊途同归，但两人所关注的重点却并不相同。比如，慈运理的关注点是“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事实不是得救之法，乃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乃是谨守遵行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旨意”；路德的关注点是“基督徒生活乃是因罪得赦免而享有自由的儿女的地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慈路两人就圣餐的教理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这也是两人最不能达成妥协的教理。在1529年10月举行的马尔堡会议上，两人唇枪舌剑，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以致于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宗改阵营也因此一分为二。慈路两人后来甚至形同仇雠，路德肯定地宣称慈运理及其拥护者“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慈运理则反唇相讥，断言路德“比罗马教廷的干将更坏”。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瑞士画家Hans Asper于1549年画的慈运理像
但是，慈运理的神学见解得到那些操德语的瑞士民众的同情，就算是在德国西南部的很多地方也得到赞成。
对于宗改阵营和势力分化成慈运理一派和路德一派，最心花怒放偷着乐的当然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罗马教廷和亲教皇的保守派。
另外，在当时所有的宗改运动的领袖们当中，意志坚决的慈运理应该也算是最富于政治天才的一位。早在伯尔尼辩论之前，慈运理就试图建立一个改革派城邦的反天主教的联盟，先是曾想与法国和萨伏依(Savoie)公国结盟，但最终促成了苏黎世和康斯坦茨于1528年1月5日联合成立了“基督教公民联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其他城市，包括巴塞尔、比尔(Biel)、米卢斯(Mulhouse)、沙夫豪森和圣加仑随后加入该联盟，德国的斯特拉斯堡也成为其中一员。
依附天主教的“五国同盟”立马感受到了被包围和孤立的滋味，于是也开始寻求更多外部的盟友。经过协商后，“五国同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大公兼神罗帝国皇帝的费尔南多一世在1529年4月22日组成“基督教联盟”(die Christliche Vereinigung)。“基公联”和“基联”双方敌对的形势由此形成。但是，“基联”内部的关系非常脆弱，五国联盟其实并没有得到奥地利的多少援助。1529年6月25日，双方在卡佩尔(Kappel)城缔结和约，和约所订的条件对慈运理支持下的“基公联”非常有利，奥地利退出“基联”。
过了不久，有一名新教改革派的传教士在圣加伦的乌茨纳赫(Uznach)城被逮捕，然后被天主教一派的人押到施维茨州处以火刑。此事引发慈运理的激烈反应，他拍案而起，起草了一份《关于战争的建议》(Ratschlag über den Krieg)上递苏黎世政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内战迫在眉睫。
对于宗改阵营和势力分化成慈运理一派和路德一派，最心花怒放偷着乐的当然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罗马教廷和亲教皇的保守派。
另外，在当时所有的宗改运动的领袖们当中，意志坚决的慈运理应该也算是最富于政治天才的一位。早在伯尔尼辩论之前，慈运理就试图建立一个改革派城邦的反天主教的联盟，先是曾想与法国和萨伏依(Savoie)公国结盟，但最终促成了苏黎世和康斯坦茨于1528年1月5日联合成立了“基督教公民联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其他城市，包括巴塞尔、比尔(Biel)、米卢斯(Mulhouse)、沙夫豪森和圣加仑随后加入该联盟，德国的斯特拉斯堡也成为其中一员。
依附天主教的“五国同盟”立马感受到了被包围和孤立的滋味，于是也开始寻求更多外部的盟友。经过协商后，“五国同盟”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大公兼神罗帝国皇帝的费尔南多一世在1529年4月22日组成“基督教联盟”(die Christliche Vereinigung)。“基公联”和“基联”双方敌对的形势由此形成。但是，“基联”内部的关系非常脆弱，五国联盟其实并没有得到奥地利的多少援助。1529年6月25日，双方在卡佩尔(Kappel)城缔结和约，和约所订的条件对慈运理支持下的“基公联”非常有利，奥地利退出“基联”。
过了不久，有一名新教改革派的传教士在圣加伦的乌茨纳赫(Uznach)城被逮捕，然后被天主教一派的人押到施维茨州处以火刑。此事引发慈运理的激烈反应，他拍案而起，起草了一份《关于战争的建议》(Ratschlag über den Krieg)上递苏黎世政府。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内战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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