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慈运理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苏黎世当局最后不得不释放弗罗绍尔。
实际上，苏黎世市议会中倒向慈运理宗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这让康斯坦茨主教霍亨兰登贝格深为不安，他马上派遣了一个专员带着代表团前往苏黎世，企图镇压慈运理掀起的革新运动。但是，市议会投票的结果却支持慈运理。
市议会且发表声明说，圣经中并没有命令信徒禁食的明文，教会要求人们遵守禁食守斋的日期，无非是想借此维持教会的统治秩序。实际上，这样的说法确有妥协的意味，可是这也表明了苏黎世拒绝来自康斯坦茨主教的胁迫，苏黎世决意把教会的管理权揽入自己手中。主教对此既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同年5月24日，他写信回复苏黎世大教堂和市议会，坚称苏黎世人不遵守守斋规定是大逆不道，应该予以强烈的诅咒。苏黎世议会对此不理不睬，我行我素。
慈运理也不顾主教方面的那些陈词滥调。7月2日，他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朋友一起又向主教发出请愿书，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应守独身的规条，因为圣经中也没有这条明文规定。两周之后，苏黎世方面将请愿书《对同盟友好的请愿与训诫》(Eine freundliche Bitte und Ermahnung an die Eidgenossen)大量印制，向神罗帝国方面和康斯坦茨主教区公开传递。其实，慈运理要求教会取消神职人员必须独身规条的请愿也是为他自己请愿，因为就在同年的早些时候，他就与一名叫安娜·赖因哈特(Anna Reinhard)的寡妇秘密结婚。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甫”居然违背教会规条，不经教会祝福而与女人秘密同居，这件事当时就引来众多物议，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公开谩骂，有人上访将慈运理告到康斯坦茨主教那里。主教大人的火气更加高涨，连发数道文告，谴责慈运理传播异端、亵渎圣职、煽动叛乱，着令苏黎世大教堂诅咒慈运理，将他立即除职，押送康斯坦茨受审。
但苏黎世方面已经掌握在改革派手中，康斯坦茨方面的命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同年8月，苏黎世市市长发出通告，规定在苏黎世只允许宣讲“纯洁的”福音之道。就这样，先有香肠事件，后有取消神职人员独身规条的请愿，再后又有政府官方的支持，慈运理提倡和领导的宗改运动的号角终于在苏黎世全面吹响了。
很快，慈运理以讲解圣经的“人民神甫”地位，做了苏黎世民众的当然领袖。慈运理相信基督徒社团具有最后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要经过正当的政府机构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行使出来；而且，只有圣经里所命令的，只有能在圣经各卷中找出清晰权威之根据的，才是基督徒应该遵守的，才是可以实行的。所以，跟马丁路德相比，慈运理要求革除昔日崇拜中所用的仪式礼节的态度更加激烈。
不过，当时瑞士的情势也特别的错综复杂。除了苏黎世政府跟康斯坦茨主教继续对峙外，瑞士邦联各自治州对于宗改运动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不少州根本就是亲教皇派，根本就不支持苏黎世的宗改运动，这就导致苏黎世与邦联内那些反对州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瑞士国会也反对苏黎世的激进运动。苏黎世市议会认为有必要主动出击，寻求一种符合宗改运动的解决方案，于是，决定召开辩论大会。
1523年1月，苏黎世市议会邀请了各城乡地区的神职人员到苏黎世开会，期望改革派、保守派、亲教皇派等各个派别都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也邀请了霍亨兰登贝格主教大人。市议会希望在辩论大会之后可以决定究竟基于哪一种立场可以在苏黎世和瑞士继续传扬纯真的福音。市议会特别强调，本次公开讨论，大家尽管畅所欲言，但是，言论是否符合真理必须以圣经为唯一的检验标准。
29日，辩论大会召开，出席者云集，共600多人参加，包括苏黎世的一般民众，还有苏黎世的所有神职人员和大小理事会成员。主教派了他的副手、神学家约翰·法伯(Johann Faber)率领了一个由顾问和法官组成的代表团如期到达。法伯是一位受人尊敬、有学识和有才干的辩论家，他跟慈运理虽然神学观点不同，但两人当时其实仍颇有私交。
辩论会开始，法伯就禀承主教的意思，将事先准备好的说辞照本宣科般地向公众宣读，籍此向苏黎世方面发难。但是，他又拒绝就神学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他认为，神学问题的解决该由教廷的大公会议负责，或者由巴黎和科隆那些著名大学的神学家进行磋商以达成共识，而不应该是在这样的普通辩论会上解决。法伯只是一味地强调坚持尊重教会权柄的必要性，他说以慈运理为代表的苏黎世大教堂方面质疑教会权柄的言行有性质极其严重的异端倾向。
对于法伯的指控和诘问，慈运理沉着应战。其实，为了这次辩论会，慈运理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将自己的立场总结为《六十七条》(Schlussreden)分发给大家。他认为，福音的权威并非出自教会，唯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得救乃是在乎信仰；对于弥撒献祭之信仰、做善功可以得救之信仰、圣徒代祷之价值、修道院之效力、炼狱之存在、神职人员不能婚配之规条，慈运理都一一加以否认。
在同一天，裁判官们通过了对慈运理有利的判决，并指示慈运理可以“继续宣讲迄今为止所宣讲的圣福音，继续宣扬圣经的真教训”，并警告苏黎世和瑞士各州的所有传教士和神甫“不要宣扬没有圣经根据的任何东西”。这等于承认了慈运理宣讲的教训和他对圣经解释的权威。
至此以后，改革的步伐迅速加快。神甫和修女结婚了，施洗和行葬礼必须收费的规定取消了。
市议会且发表声明说，圣经中并没有命令信徒禁食的明文，教会要求人们遵守禁食守斋的日期，无非是想借此维持教会的统治秩序。实际上，这样的说法确有妥协的意味，可是这也表明了苏黎世拒绝来自康斯坦茨主教的胁迫，苏黎世决意把教会的管理权揽入自己手中。主教对此既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同年5月24日，他写信回复苏黎世大教堂和市议会，坚称苏黎世人不遵守守斋规定是大逆不道，应该予以强烈的诅咒。苏黎世议会对此不理不睬，我行我素。
慈运理也不顾主教方面的那些陈词滥调。7月2日，他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朋友一起又向主教发出请愿书，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应守独身的规条，因为圣经中也没有这条明文规定。两周之后，苏黎世方面将请愿书《对同盟友好的请愿与训诫》(Eine freundliche Bitte und Ermahnung an die Eidgenossen)大量印制，向神罗帝国方面和康斯坦茨主教区公开传递。其实，慈运理要求教会取消神职人员必须独身规条的请愿也是为他自己请愿，因为就在同年的早些时候，他就与一名叫安娜·赖因哈特(Anna Reinhard)的寡妇秘密结婚。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甫”居然违背教会规条，不经教会祝福而与女人秘密同居，这件事当时就引来众多物议，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公开谩骂，有人上访将慈运理告到康斯坦茨主教那里。主教大人的火气更加高涨，连发数道文告，谴责慈运理传播异端、亵渎圣职、煽动叛乱，着令苏黎世大教堂诅咒慈运理，将他立即除职，押送康斯坦茨受审。
但苏黎世方面已经掌握在改革派手中，康斯坦茨方面的命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同年8月，苏黎世市市长发出通告，规定在苏黎世只允许宣讲“纯洁的”福音之道。就这样，先有香肠事件，后有取消神职人员独身规条的请愿，再后又有政府官方的支持，慈运理提倡和领导的宗改运动的号角终于在苏黎世全面吹响了。
很快，慈运理以讲解圣经的“人民神甫”地位，做了苏黎世民众的当然领袖。慈运理相信基督徒社团具有最后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要经过正当的政府机构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行使出来；而且，只有圣经里所命令的，只有能在圣经各卷中找出清晰权威之根据的，才是基督徒应该遵守的，才是可以实行的。所以，跟马丁路德相比，慈运理要求革除昔日崇拜中所用的仪式礼节的态度更加激烈。
不过，当时瑞士的情势也特别的错综复杂。除了苏黎世政府跟康斯坦茨主教继续对峙外，瑞士邦联各自治州对于宗改运动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不少州根本就是亲教皇派，根本就不支持苏黎世的宗改运动，这就导致苏黎世与邦联内那些反对州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瑞士国会也反对苏黎世的激进运动。苏黎世市议会认为有必要主动出击，寻求一种符合宗改运动的解决方案，于是，决定召开辩论大会。
1523年1月，苏黎世市议会邀请了各城乡地区的神职人员到苏黎世开会，期望改革派、保守派、亲教皇派等各个派别都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也邀请了霍亨兰登贝格主教大人。市议会希望在辩论大会之后可以决定究竟基于哪一种立场可以在苏黎世和瑞士继续传扬纯真的福音。市议会特别强调，本次公开讨论，大家尽管畅所欲言，但是，言论是否符合真理必须以圣经为唯一的检验标准。
29日，辩论大会召开，出席者云集，共600多人参加，包括苏黎世的一般民众，还有苏黎世的所有神职人员和大小理事会成员。主教派了他的副手、神学家约翰·法伯(Johann Faber)率领了一个由顾问和法官组成的代表团如期到达。法伯是一位受人尊敬、有学识和有才干的辩论家，他跟慈运理虽然神学观点不同，但两人当时其实仍颇有私交。
辩论会开始，法伯就禀承主教的意思，将事先准备好的说辞照本宣科般地向公众宣读，籍此向苏黎世方面发难。但是，他又拒绝就神学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他认为，神学问题的解决该由教廷的大公会议负责，或者由巴黎和科隆那些著名大学的神学家进行磋商以达成共识，而不应该是在这样的普通辩论会上解决。法伯只是一味地强调坚持尊重教会权柄的必要性，他说以慈运理为代表的苏黎世大教堂方面质疑教会权柄的言行有性质极其严重的异端倾向。
对于法伯的指控和诘问，慈运理沉着应战。其实，为了这次辩论会，慈运理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将自己的立场总结为《六十七条》(Schlussreden)分发给大家。他认为，福音的权威并非出自教会，唯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得救乃是在乎信仰；对于弥撒献祭之信仰、做善功可以得救之信仰、圣徒代祷之价值、修道院之效力、炼狱之存在、神职人员不能婚配之规条，慈运理都一一加以否认。
在同一天，裁判官们通过了对慈运理有利的判决，并指示慈运理可以“继续宣讲迄今为止所宣讲的圣福音，继续宣扬圣经的真教训”，并警告苏黎世和瑞士各州的所有传教士和神甫“不要宣扬没有圣经根据的任何东西”。这等于承认了慈运理宣讲的教训和他对圣经解释的权威。
至此以后，改革的步伐迅速加快。神甫和修女结婚了，施洗和行葬礼必须收费的规定取消了。
到了1523年9月，慈运理最亲密的战友和同事、“香肠事件”的发起者之一、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神甫尤德公开呼吁破坏各处的圣像，清除圣人雕像，导致示威和反传统运动，形势发生动荡。有一个叫克劳斯·霍廷格(Klaus Hottinger)的鞋匠，竟然领着一群人推翻了苏黎世附近施塔德尔霍芬(Stadelhofen)地区的一座标志性的巨大木制十字架，并犯下了其它违法行为。 慈运理虽坚决反对偶像崇拜和迷信仪式，但他并不赞成这种无序的激进方法，他希望市议会尽快采取得力措施。苏黎世市议会于是决定举行第二次辩论大会来处理相关问题。
10月26日，第二次辩论会召开。如同第一次论辩会一样，市议会邀请了苏黎世的神职人员和康斯坦茨主教。然而，这一次还另外邀请了一些外人，包括库尔教区(Bistum Chur)和巴塞尔教区的神职人员、巴塞尔大学的神学家，还有瑞士邦联另外十二名成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与会者约有900人。但是，这一次，主教与教廷都没有派代表参加。
除了讨论圣像问题之外，弥撒的存在及其献祭的功用也被列为此次讨论的主题。支持弥撒的人声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献祭；慈运理却坚决声称弥撒不过是一个纪念仪式。
第二次辩论会上，慈运理和尤德的对手是康拉德·霍夫曼(Konrad Hofmann)，他是苏黎世大教堂的长老，曾经投票赞成慈运理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甫”，后来因为慈运理的“异端言行”而写信反对他的讲道。
会议的前几天虽然对圣像和弥撒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但最终议题却转向，大家开始争论究竟是市议会还是教廷有权力决定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慈运理的追随者、阿尔高州(Aargau)的一位神甫康拉德·施密德(Konrad Schmid)提出一项务实性的建议，他说，由于目前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圣像毫无价值，所以应暂时停止宣讲这个议题，随着时间过去，人们的意见会逐渐改变，渐渐地会跟着自愿地去除圣像。施密德此建议既拒绝了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反传统运动，但同时也支持了慈运理和尤德的立场。
另外，在第二次辩论会的参加者中还有一些群情激愤的年轻人，他们要求更彻底更迅速的改革。他们当时提出一个主张，就是以成人洗礼取代幼儿洗礼，因为圣经中没有幼儿洗礼的规定和例子。这些年轻人的领导者叫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他日后成为“重洗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关于“重洗派”，我们以前已略略地提过，容以后再更详细地介绍。
会议结束后，对于慈运理和尤德关于圣像和弥撒的献祭意义的批评意见，苏黎世议会表示同意，但是又警告说，所有的改革行动必须稳扎稳打，谨慎小心，不宜偏激。11月，市议会通过了支持施密德建议的提案。慈运理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基督教简介》(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他在书中专门讨论教士传福音的责任。市议会将这本小册子传发给苏黎世所有神职人员和瑞士邦联的其他成员。
12月，苏黎世市议会设下了期限，要求在1524年的五旬节之前必须解决废除弥撒和圣像的问题。慈运理写下《关于圣像和弥撒的建议》(Vorschlag wegen der Bilder und der Messe)，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他的正式意见。在文中，他并没有主张立即、全面的取消圣像和弥撒，而是循序渐进，慢慢深化。市议会于是也决定以渐进的方式来去除苏黎世的圣像，但农村教会被授权可以表决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只是废除弥撒一事，被暂时搁置起来。
1524年1月，苏黎世议会又召开第三次辩论大会，大会决定一切保守派、亲教皇派均须遵循废除弥撒和圣像的决议，否则他们便会被遣送出苏黎世。保守派领袖康拉德·霍夫曼和他的追随者不肯放弃立场，不得不离开苏黎世。
1524年4月2日是慈运理大喜的日子。这一天，他终于与安娜·赖因哈特举行了正式的结婚典礼。这时，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只有三个月。顺便提一下，慈运理和赖因哈特婚姻美满，他们后来又育有三个孩子。
再说到了1524年6月之后，教会所用图像、圣徒遗物，甚至连风琴一类的东西都被取消了。同年12月间，修道院被封闭，修道院的财产被没收，没收来的财产大半用做创办完善的学堂或建立救济穷人的福利计划。到1525年，教区的主教制也已作废，礼拜不用拉丁文而都是用德文来进行，讲道也居于礼拜仪式的中心地位，旧日礼拜中许多特别的传统和仪式均被取消。也是在1525年，慈运理在他的主要神学著作《真假宗教诠释》(Kommentar über die wahre und die falsche Religion)中，为苏黎世宗改运动中这些改革行为做了解释和申辩。
当其时也，苏黎世的宗改运动愈演愈烈。远在罗马的教皇对于苏黎世教会的问题无法粗暴干涉，他也不敢得罪瑞士，因为瑞士在当时发生在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事上，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些战事中，教廷都有卷入其中。瑞士在政治上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总之，对于教廷来说，瑞士非常重要，对瑞士宗改运动的处理，教廷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康斯坦茨主教虽已尽其全力阻止瑞士的宗改运动，但他也是螳螂挡车，根本无力回天。
10月26日，第二次辩论会召开。如同第一次论辩会一样，市议会邀请了苏黎世的神职人员和康斯坦茨主教。然而，这一次还另外邀请了一些外人，包括库尔教区(Bistum Chur)和巴塞尔教区的神职人员、巴塞尔大学的神学家，还有瑞士邦联另外十二名成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与会者约有900人。但是，这一次，主教与教廷都没有派代表参加。
除了讨论圣像问题之外，弥撒的存在及其献祭的功用也被列为此次讨论的主题。支持弥撒的人声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献祭；慈运理却坚决声称弥撒不过是一个纪念仪式。
第二次辩论会上，慈运理和尤德的对手是康拉德·霍夫曼(Konrad Hofmann)，他是苏黎世大教堂的长老，曾经投票赞成慈运理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甫”，后来因为慈运理的“异端言行”而写信反对他的讲道。
会议的前几天虽然对圣像和弥撒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但最终议题却转向，大家开始争论究竟是市议会还是教廷有权力决定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慈运理的追随者、阿尔高州(Aargau)的一位神甫康拉德·施密德(Konrad Schmid)提出一项务实性的建议，他说，由于目前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圣像毫无价值，所以应暂时停止宣讲这个议题，随着时间过去，人们的意见会逐渐改变，渐渐地会跟着自愿地去除圣像。施密德此建议既拒绝了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反传统运动，但同时也支持了慈运理和尤德的立场。
另外，在第二次辩论会的参加者中还有一些群情激愤的年轻人，他们要求更彻底更迅速的改革。他们当时提出一个主张，就是以成人洗礼取代幼儿洗礼，因为圣经中没有幼儿洗礼的规定和例子。这些年轻人的领导者叫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他日后成为“重洗派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关于“重洗派”，我们以前已略略地提过，容以后再更详细地介绍。
会议结束后，对于慈运理和尤德关于圣像和弥撒的献祭意义的批评意见，苏黎世议会表示同意，但是又警告说，所有的改革行动必须稳扎稳打，谨慎小心，不宜偏激。11月，市议会通过了支持施密德建议的提案。慈运理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基督教简介》(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他在书中专门讨论教士传福音的责任。市议会将这本小册子传发给苏黎世所有神职人员和瑞士邦联的其他成员。
12月，苏黎世市议会设下了期限，要求在1524年的五旬节之前必须解决废除弥撒和圣像的问题。慈运理写下《关于圣像和弥撒的建议》(Vorschlag wegen der Bilder und der Messe)，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他的正式意见。在文中，他并没有主张立即、全面的取消圣像和弥撒，而是循序渐进，慢慢深化。市议会于是也决定以渐进的方式来去除苏黎世的圣像，但农村教会被授权可以表决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只是废除弥撒一事，被暂时搁置起来。
1524年1月，苏黎世议会又召开第三次辩论大会，大会决定一切保守派、亲教皇派均须遵循废除弥撒和圣像的决议，否则他们便会被遣送出苏黎世。保守派领袖康拉德·霍夫曼和他的追随者不肯放弃立场，不得不离开苏黎世。
1524年4月2日是慈运理大喜的日子。这一天，他终于与安娜·赖因哈特举行了正式的结婚典礼。这时，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只有三个月。顺便提一下，慈运理和赖因哈特婚姻美满，他们后来又育有三个孩子。
再说到了1524年6月之后，教会所用图像、圣徒遗物，甚至连风琴一类的东西都被取消了。同年12月间，修道院被封闭，修道院的财产被没收，没收来的财产大半用做创办完善的学堂或建立救济穷人的福利计划。到1525年，教区的主教制也已作废，礼拜不用拉丁文而都是用德文来进行，讲道也居于礼拜仪式的中心地位，旧日礼拜中许多特别的传统和仪式均被取消。也是在1525年，慈运理在他的主要神学著作《真假宗教诠释》(Kommentar über die wahre und die falsche Religion)中，为苏黎世宗改运动中这些改革行为做了解释和申辩。
当其时也，苏黎世的宗改运动愈演愈烈。远在罗马的教皇对于苏黎世教会的问题无法粗暴干涉，他也不敢得罪瑞士，因为瑞士在当时发生在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事上，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些战事中，教廷都有卷入其中。瑞士在政治上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总之，对于教廷来说，瑞士非常重要，对瑞士宗改运动的处理，教廷投鼠忌器、顾虑重重。康斯坦茨主教虽已尽其全力阻止瑞士的宗改运动，但他也是螳螂挡车，根本无力回天。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