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年1月1日，是慈运理的35岁生日，这一天他开始了在苏黎世的第一次讲道。当时教会习惯上只是在特定的节日讲道，但是慈运理却是别出心裁地采取持续的读经法，也就是在每个周日都以持续固定的进度来读经解经，直到一卷书读完为止。他使用伊拉斯谟编辑的新约圣经，先开始《马太福音》的系列讲道，然后就是讲《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然后又接着讲旧约圣经。结合着读经解经和讲道，慈运理将宗改的种子潜移默化地撒进了民众的心田，同时也反过来给他自己以继续讲道的勇气和决心。
也就在慈运理到达苏黎世不久，一场黑死病瘟疫席卷该城，几乎夺走了该城1/3人口的生命。所有有能力离开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慈运理依然继续坚守他的岗位。在瘟疫流行期间，慈运理衷心地服事苏黎世人，深得该市人民的信任。他自己后来也染上了瘟疫，与死亡擦肩而过。他甚至写了一首预备死亡的诗。慈运理在他的这首《瘟疫诗》中讲述了他得病发作、贴近死亡和康复重生的经过，其中一段写道：“凭你意行，因我无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毁。”可见，这场灾难虽让慈运理心神忧伤，却加深了他的灵性经验，促使他更加专心地在有生之年全然献身于福音的事工。
虽然慈运理也关注着同时在德国进行着的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改运动，他也读过不少路德的著作和文章，但是慈运理并不愿意承认路德对他的影响。不过，慈运理和路德两人在许多神学观点上都有惊人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两人都讲“唯独圣经”，都把圣经的教导当作基督徒所应该尊重的唯一权威，除此之外，教会的传统也好，当时的习俗也罢，只要圣经中没有讲到的，信徒都不必遵行。
面对流行的教会内外的腐败行为，慈运理不能坐视，他发力抨击，甚至指名道姓地谴责那些怠惰贪婪和生活优渥的教士。通过他自己的讲道，慈运理开始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神学观发表出来。他明确拒绝敬奉所谓圣人，呼吁需要辨别各种教导之真实和虚假，坚称未受洗礼的儿童不会因此下地狱，并质疑教廷拥有处人以绝罚的权力。他也立促苏黎世政府于1521年立法禁止了雇佣兵制度。
慈运理的讲道得罪了不少教会和政府的当权者，也威胁着教会的既得权威和经济利益，曾经支持慈运理担任“人民神甫”的一位长老写信给神甫委员会报怨他的讲道。但慈运理却坚持说，他的讲道不是根据自己的私意，他所凭借的唯一根据就是圣经。当时，支持慈运理的长老们仍占大多数。
1521年4月29日，苏黎世大教堂神甫委员会也出现空缺，慈运理成功地当选为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从此他成为苏黎世的正式公民，得以继续担任大教堂的“人民神甫”。
受慈运理影响而支持他的宗改立场的人也为数不少，囊括社会和教会各阶层的人士，诸如：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甫利欧·尤德(Leo Jud)、制鞋匠克劳斯·霍廷格(Klaus Hottinger)、织布匠洛伦兹·霍赫蒂纳(Lorenz Hochrütiner)、印刷商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Christoph Froschauer)，等等。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信仰根基不同，对慈运理宗改思想的理解也不同，但却都对瑞士的官方教会听命于神罗帝国和罗马教廷的康斯坦茨主教之现实大为不满，他们心中激荡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于是一直谋画着找个机会来公开挑战官方教会及其背后的罗马教廷。
1522年的大斋期到了，尤德等人觉得挑战的机会到了。
所谓“大斋期”也称“四旬节”。教会对“大斋期”有特别的“守斋”规定。“守斋”就是“禁食”(Ieiunium)之意。禁食之举在圣经中都有记载。比如，旧约中的摩西在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时就曾禁食四十天，新约中的耶稣在受洗之后出来传道之前也曾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基督教会从古至今都一直有为某事或某人进行“禁食祷告”的特别之举。但圣经中并没有强行规定基督徒必须“禁食”，换句话说，“禁食”之举完全出自个人的感动和个人的意愿。
不过，早在教父时代的一些教会中，就有“守斋”的传统，还有在头上洒灰烬以表示悔过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天主教会后来就与复活节的整个纪念仪式产生结合，演变形成了所谓的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圣灰星期三”具体日期每年都不同，但都是按当年的复活节往前推四十天(不计中间的六个星期日主日)。从圣灰星期三开始，算是大斋期的首日，一直到四十天(不计星期日主日)之后的复活节结束，整个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大斋期”。1091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将大斋期制定为信徒必须遵守的教会仪式。
根据天主教的传统和教训，“守斋”的用意是要弥补罪过、促使教友皈依基督的心愈益成长、引导教友思想像基督，行动肖似基督。“守斋”又分“小斋”和“大斋”。守“小斋”规定，凡已足14岁的教友在每年的圣灰星期三礼仪日及圣周内星期五纪念基督圣死日守小斋，即在那两天放弃取用热血动物的肉类食品。另外，年龄已满18至59岁的教友在圣灰星期三礼仪日和基督圣死日守小斋外，还得守“大斋”，即一天内只可食饱一餐，其它两餐只可进食少许食物，其余时间可饮流质饮品，但不能进食除药品以外的其它食物。
话说1522年3月9日，按天主教传统，这一天是当年大斋期的第一个主日，理应守斋。尤德等十多人在印刷商弗罗绍尔的家中聚会，他们也邀请了慈运理前来参加。
聚会开始后，尤德就说：“我们知道今天是守斋主日，按教会的规定，我们是不允许吃肉类的。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如此行的戒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故意吃肉，破一破这毫无道理的戒律。”他转眼看着慈运理，问道：“慈神甫，你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慈运理哈哈一笑：“尤神甫和众位弟兄，你们若问我在守斋主日吃肉对还是不对。那我就说句实话，其实这样做，没有对，也没有不对。因为如你所言，圣经上并没有说一定要在某个日子守斋，一定要在某个日子禁食。所以，在吃肉不吃肉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原则问题，完全看你自己的自由选择。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
尤德点点头：“是啊，慈神甫讲的有道理。教会强制大家不允许在守斋主日吃肉，完全没有圣经根据。”
弗罗绍尔接过话茬：“既然如此，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都喜欢的酸味硬熏肠和油炸甜脆饼，让大家痛快地品尝。另外呢，我印刷所的工人为配合慈神甫讲解圣经，这些日子都在加班加点地印制保罗书信，他特地为他们预备了一些肉类食品让他们吃饱吃足，好让他们保持充沛的体力。来吧，大家一起来吃肉！”
这时，弗罗绍尔命人端上一个盘子，里面放了几根熏香肠。弗罗绍尔用叉子叉上一小节，说：“我先吃啦。你们大家随意。”这时，大家一个接一个都叉了一节大咀起来。尤德边吃边问：“慈神甫，你难道不想吃一节吗？在守斋主日吃香肠，味道可是好极了，哈哈......”
慈运理又乐了：“尤神甫，我对香肠之类的东西不太喜欢，我就不吃了，喝点肉汤就可以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你吃是你的自由，我不吃是我的自由。我们都不违反圣经的教导。”
大伙都乐了：“慈神甫所言极是。”
这时，弗罗绍尔手下的一名工人有点犹疑：“弗老板，万一有人向教会当局告发我们怎么办？”
弗罗绍尔道：“我们就是要让教会当局知道，我们在守斋主日故意吃肉了，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办？你不用怕，出什么事都由我顶着。”
于是，大家都放心大胆地吃肉吃饼，直吃到心满意足。
果然有人很快将事情报告了苏黎世教会当局，弗罗绍尔也很快被捕了。当局放言，弗罗绍尔在守斋主日在家中聚众吃肉，故意违反教会纪律，还趁机散布对抗教会的言论，应当被送往异端裁判所定罪。
慈运理听到消息，立刻伸出援手，向苏黎世当局交涉，要求将弗罗绍尔无罪释放。随后，他在苏黎世大教堂的办公室内写了一篇讲道词，名为《论食物的选择与自由》(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 der Speisen)，为弗罗绍尔辩护。在文中，慈运理主张说：“基督徒有是否禁食的自由，因为圣经并未禁止在斋期吃肉。是否守斋禁食，该由个人决定，而不是由教会来强迫会众遵行。”他进一步呼吁，教会必须进行体制上和神学思想上的改革，必须废除所有没有圣经根据的清规戒律。
康斯坦茨主教胡戈·冯·霍亨兰登贝格(Hugo von Hohenlandenberg)看了慈运理的讲道词之后，极为震怒，他发布命令，禁止慈运理在瑞士宣讲任何宗教改革的教义。
至此，慈运理一派和支持教廷一派公开对抗，瑞士宗改的序幕正式揭开。
后世把那一天“守斋主日吃肉”之事称为“苏黎世的香肠事件”。这次事件被看为是基督徒对自由的一种表达。正如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德国的宗改运动一样，香肠事件触发了瑞士的宗改运动。
也就在慈运理到达苏黎世不久，一场黑死病瘟疫席卷该城，几乎夺走了该城1/3人口的生命。所有有能力离开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慈运理依然继续坚守他的岗位。在瘟疫流行期间，慈运理衷心地服事苏黎世人，深得该市人民的信任。他自己后来也染上了瘟疫，与死亡擦肩而过。他甚至写了一首预备死亡的诗。慈运理在他的这首《瘟疫诗》中讲述了他得病发作、贴近死亡和康复重生的经过，其中一段写道：“凭你意行，因我无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毁。”可见，这场灾难虽让慈运理心神忧伤，却加深了他的灵性经验，促使他更加专心地在有生之年全然献身于福音的事工。
虽然慈运理也关注着同时在德国进行着的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改运动，他也读过不少路德的著作和文章，但是慈运理并不愿意承认路德对他的影响。不过，慈运理和路德两人在许多神学观点上都有惊人的相似或相同之处。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两人都讲“唯独圣经”，都把圣经的教导当作基督徒所应该尊重的唯一权威，除此之外，教会的传统也好，当时的习俗也罢，只要圣经中没有讲到的，信徒都不必遵行。
面对流行的教会内外的腐败行为，慈运理不能坐视，他发力抨击，甚至指名道姓地谴责那些怠惰贪婪和生活优渥的教士。通过他自己的讲道，慈运理开始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神学观发表出来。他明确拒绝敬奉所谓圣人，呼吁需要辨别各种教导之真实和虚假，坚称未受洗礼的儿童不会因此下地狱，并质疑教廷拥有处人以绝罚的权力。他也立促苏黎世政府于1521年立法禁止了雇佣兵制度。
慈运理的讲道得罪了不少教会和政府的当权者，也威胁着教会的既得权威和经济利益，曾经支持慈运理担任“人民神甫”的一位长老写信给神甫委员会报怨他的讲道。但慈运理却坚持说，他的讲道不是根据自己的私意，他所凭借的唯一根据就是圣经。当时，支持慈运理的长老们仍占大多数。
1521年4月29日，苏黎世大教堂神甫委员会也出现空缺，慈运理成功地当选为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从此他成为苏黎世的正式公民，得以继续担任大教堂的“人民神甫”。
受慈运理影响而支持他的宗改立场的人也为数不少，囊括社会和教会各阶层的人士，诸如：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甫利欧·尤德(Leo Jud)、制鞋匠克劳斯·霍廷格(Klaus Hottinger)、织布匠洛伦兹·霍赫蒂纳(Lorenz Hochrütiner)、印刷商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Christoph Froschauer)，等等。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信仰根基不同，对慈运理宗改思想的理解也不同，但却都对瑞士的官方教会听命于神罗帝国和罗马教廷的康斯坦茨主教之现实大为不满，他们心中激荡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于是一直谋画着找个机会来公开挑战官方教会及其背后的罗马教廷。
1522年的大斋期到了，尤德等人觉得挑战的机会到了。
所谓“大斋期”也称“四旬节”。教会对“大斋期”有特别的“守斋”规定。“守斋”就是“禁食”(Ieiunium)之意。禁食之举在圣经中都有记载。比如，旧约中的摩西在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时就曾禁食四十天，新约中的耶稣在受洗之后出来传道之前也曾在旷野中禁食四十天。基督教会从古至今都一直有为某事或某人进行“禁食祷告”的特别之举。但圣经中并没有强行规定基督徒必须“禁食”，换句话说，“禁食”之举完全出自个人的感动和个人的意愿。
不过，早在教父时代的一些教会中，就有“守斋”的传统，还有在头上洒灰烬以表示悔过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天主教会后来就与复活节的整个纪念仪式产生结合，演变形成了所谓的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圣灰星期三”具体日期每年都不同，但都是按当年的复活节往前推四十天(不计中间的六个星期日主日)。从圣灰星期三开始，算是大斋期的首日，一直到四十天(不计星期日主日)之后的复活节结束，整个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大斋期”。1091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将大斋期制定为信徒必须遵守的教会仪式。
根据天主教的传统和教训，“守斋”的用意是要弥补罪过、促使教友皈依基督的心愈益成长、引导教友思想像基督，行动肖似基督。“守斋”又分“小斋”和“大斋”。守“小斋”规定，凡已足14岁的教友在每年的圣灰星期三礼仪日及圣周内星期五纪念基督圣死日守小斋，即在那两天放弃取用热血动物的肉类食品。另外，年龄已满18至59岁的教友在圣灰星期三礼仪日和基督圣死日守小斋外，还得守“大斋”，即一天内只可食饱一餐，其它两餐只可进食少许食物，其余时间可饮流质饮品，但不能进食除药品以外的其它食物。
话说1522年3月9日，按天主教传统，这一天是当年大斋期的第一个主日，理应守斋。尤德等十多人在印刷商弗罗绍尔的家中聚会，他们也邀请了慈运理前来参加。
聚会开始后，尤德就说：“我们知道今天是守斋主日，按教会的规定，我们是不允许吃肉类的。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规定我们一定要如此行的戒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故意吃肉，破一破这毫无道理的戒律。”他转眼看着慈运理，问道：“慈神甫，你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
慈运理哈哈一笑：“尤神甫和众位弟兄，你们若问我在守斋主日吃肉对还是不对。那我就说句实话，其实这样做，没有对，也没有不对。因为如你所言，圣经上并没有说一定要在某个日子守斋，一定要在某个日子禁食。所以，在吃肉不吃肉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原则问题，完全看你自己的自由选择。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
尤德点点头：“是啊，慈神甫讲的有道理。教会强制大家不允许在守斋主日吃肉，完全没有圣经根据。”
弗罗绍尔接过话茬：“既然如此，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都喜欢的酸味硬熏肠和油炸甜脆饼，让大家痛快地品尝。另外呢，我印刷所的工人为配合慈神甫讲解圣经，这些日子都在加班加点地印制保罗书信，他特地为他们预备了一些肉类食品让他们吃饱吃足，好让他们保持充沛的体力。来吧，大家一起来吃肉！”
这时，弗罗绍尔命人端上一个盘子，里面放了几根熏香肠。弗罗绍尔用叉子叉上一小节，说：“我先吃啦。你们大家随意。”这时，大家一个接一个都叉了一节大咀起来。尤德边吃边问：“慈神甫，你难道不想吃一节吗？在守斋主日吃香肠，味道可是好极了，哈哈......”
慈运理又乐了：“尤神甫，我对香肠之类的东西不太喜欢，我就不吃了，喝点肉汤就可以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不吃。你吃是你的自由，我不吃是我的自由。我们都不违反圣经的教导。”
大伙都乐了：“慈神甫所言极是。”
这时，弗罗绍尔手下的一名工人有点犹疑：“弗老板，万一有人向教会当局告发我们怎么办？”
弗罗绍尔道：“我们就是要让教会当局知道，我们在守斋主日故意吃肉了，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办？你不用怕，出什么事都由我顶着。”
于是，大家都放心大胆地吃肉吃饼，直吃到心满意足。
果然有人很快将事情报告了苏黎世教会当局，弗罗绍尔也很快被捕了。当局放言，弗罗绍尔在守斋主日在家中聚众吃肉，故意违反教会纪律，还趁机散布对抗教会的言论，应当被送往异端裁判所定罪。
慈运理听到消息，立刻伸出援手，向苏黎世当局交涉，要求将弗罗绍尔无罪释放。随后，他在苏黎世大教堂的办公室内写了一篇讲道词，名为《论食物的选择与自由》(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 der Speisen)，为弗罗绍尔辩护。在文中，慈运理主张说：“基督徒有是否禁食的自由，因为圣经并未禁止在斋期吃肉。是否守斋禁食，该由个人决定，而不是由教会来强迫会众遵行。”他进一步呼吁，教会必须进行体制上和神学思想上的改革，必须废除所有没有圣经根据的清规戒律。
康斯坦茨主教胡戈·冯·霍亨兰登贝格(Hugo von Hohenlandenberg)看了慈运理的讲道词之后，极为震怒，他发布命令，禁止慈运理在瑞士宣讲任何宗教改革的教义。
至此，慈运理一派和支持教廷一派公开对抗，瑞士宗改的序幕正式揭开。
后世把那一天“守斋主日吃肉”之事称为“苏黎世的香肠事件”。这次事件被看为是基督徒对自由的一种表达。正如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德国的宗改运动一样，香肠事件触发了瑞士的宗改运动。
苏黎世大教堂入口顶部的浮雕，上书：“在这间教堂里，开始了慈运理的宗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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