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路德激烈论战的人是当时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乌利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论年纪，慈运理只比马丁路德小50天。当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发起宗改运动不久，慈运理也在瑞士苏黎世开始了他的传道事工，后来他成为苏黎世新教教会的领导者。就时间顺序来说，如果说马丁路德是欧洲宗改运动的第一号人物的话，慈运理应该算是第二号人物。慈运理的事迹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在这里，我们还是顺着路德这条线来分解。
马丁路德和慈运理的神学观点其实有许多相同处或相似处，比如他们都坚持“唯独圣经”、“唯独基督”等原则。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在对圣餐礼的理解上。
关于圣餐的教理之争，我们以前就介绍过，早在9世纪时就有人为此兴起论战。后来，“圣餐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被天主教定为其正式教理。“化质说”是讲，当神甫祝圣后领受圣餐时，圣餐用的饼和葡萄汁会经过一种特别的改变，化成了基督的肉体和血，信徒所吃喝的饼杯就是基督的肉体和血。换句话说，天主教会相信在举行圣餐前的饼和葡萄汁，就跟一般的食物没两样，可是，在圣餐仪式当中，经过祷告“圣化”后的饼和葡萄汁，虽然在大小重量颜色味道上没有任何改变，却已不再是饼和葡萄汁，而是基督的肉体和血，基督同在饼杯当中。因为圣经上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跟门徒们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时曾拿起饼来对门徒们说过：“这是我的身体”，天主教教理抓住了经文中的那个“是”字。既然耶稣说他分给门徒的饼“是”他的身体，那么圣餐中的饼当然就“是”基督的肉体了，好象显而易见，顺理成章。
除此之外，天主教教理也把圣餐仪式当作一种“真实的献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重新被献在了祭坛上，替人挪去了神的愤怒并遮掩了人的罪。当祝圣的时刻来到，祭坛人员摇响祭铃，信徒就知道这是最庄严的时刻，他们都会抬头注视仰望祭坛，此时神甫会举起祝圣过的饼并用拉丁语宣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这时就可以亲眼看到祝圣过的饼被放在一个盒子里，信徒们就会上前跪拜，因为他们被教导说那饼就是基督自己。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对圣餐的教义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对此问题持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必要澄清，忠实地理解耶稣所言的 “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路德所找到的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不是我们行为的义救了我们，而是上帝在基督里的义拯救了我们。这个伟大的真理贯穿了路德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对路德圣餐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他认为，“圣餐的中心在于上帝在这个圣礼中赐给我们一份礼物，就是基督自己。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需要扶持，因着他的怜悯上帝赐给教会这项圣礼，而教会在上帝的应许中就领受了基督”。因此，路德说圣餐是基督存在于饼和酒之中、之下，当我们领受饼和酒时，从字面上说，信徒是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路德说这不是“变质”而是“同时存在”。所以，有的神学家就称路德的圣餐观为“同在说”或者“合质说”(consubstantiation)。当然，路德派的神学家不太喜欢这个名称，他们更愿意称之为“圣礼合一”(Sacramental Union)。
慈运理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这个问题。慈运理认为“罗马教会圣餐观的核心错误是其变质的教义”。慈运理从这一点入手，说“人不可能将基督献为祭，饼和酒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变质的教义不可避免地将人引入到偶像崇拜中。偶像崇拜错在它定睛在属地的事上，而不是属天的事，而这也正是罗马教会的错误”。另一方面，慈运理坚持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也是使徒信经所确认的，基督自己也说过他要离开我们，所以变质的教义不但是在搞偶像崇拜，而且违背了使徒信经和基督自己的教导。慈运理认为“圣餐本质上是纪念，是我们忠于基督的誓言”。而且圣经中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所以，慈运理强调圣餐是我们纪念主的行为，是我们对基督的忠诚。人们称慈运理的圣餐观为“纪念说”。
路慈两人都非常努力地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自己对圣餐的理解，但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两人互相指责对方圣餐观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发展成为笔战。
路德指责慈运理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为慈运理并不真正相信上帝所说的话。耶稣明明在圣经里说“这是我的身体”，但你慈运理却说“这象征着我的身体”，这是把上帝的话放在他自己的理性审判之下。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慈运理当然非常气愤。
慈运理针锋相对地回应到，“你路德在圣餐这件事上太过神秘化，因为你拒绝象一个神学家一样使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他又指责路德的圣餐观太过客观化，因为路德把基督放入饼和酒当中。而且你路德的圣餐观没有给予信心足够的重视，可是我们必须靠信心才能从圣餐领受祝福。
当时，路德的政治保护者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已于德国农民暴动期间驾崩了，他的兄弟“坚定者”约翰(Johann the Steadfast)继承了萨克森选帝侯的位置，约翰的同盟者是黑森伯爵腓力一世(Philip I, Landgrave of Hesse)。这两人都坚定地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支持把新教作为其领地的官方信仰，共同反对希望由天主教一统天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鉴于路慈两人之间的公开笔战在1526年到1528年达到高峰，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再争论不休地内耗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德国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势力必将受到影响。黑森伯爵腓力出于政治考量，要统合所有新教势力组成对抗查理五世的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觉得新教内部必须统一信仰，统一思想，路慈两人必须和解，于是建议召开一次思想交流会，两人可以见个面，心平气和地互相交流，在如何解释圣餐礼方面以期达成一个共识。路德从前的热情支持者、后来被天主教会处以绝罚后被迫逃往法国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尔也试图搭建路慈两人之间沟通的平台，于是对开思想交流会也是大力响应。
这样，黑森伯爵腓力就将会议的地点定在黑森领地的马尔堡(Marburg)，时间定在1529年10月。慈运理爽快地接受了腓力的邀请，他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说服路德。路德一开始却并不想参加，但又不能强硬拒绝腓力的好意，在腓力的再三催促下，路德终于答应到马尔堡开会。
1529年9月28日，慈运理和他的战友、巴塞尔的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如期而至。路德在梅兰希通的陪同下随后不久也到。另外，不少新教的领袖和神学家也参加了会议，包括：马丁·布塞尔、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约翰内斯·布伦茨(Johannes Brenz)、贾斯特斯·乔纳斯(Justus Jonas)、卡斯珀·赫迪奥(Caspar Hedio)、斯蒂芬·阿格里科拉(Stephan Agricola)，等等。
思想交流会和辩论会从10月1日开始，路慈及其两派的神学家都畅所欲言，就宗教改革所涉及的教义进行了全面交流。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双方代表根据辩论的议题总结出了15条新教教义，就是所谓的《马尔堡信条》。
马丁路德和慈运理的神学观点其实有许多相同处或相似处，比如他们都坚持“唯独圣经”、“唯独基督”等原则。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在对圣餐礼的理解上。
关于圣餐的教理之争，我们以前就介绍过，早在9世纪时就有人为此兴起论战。后来，“圣餐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被天主教定为其正式教理。“化质说”是讲，当神甫祝圣后领受圣餐时，圣餐用的饼和葡萄汁会经过一种特别的改变，化成了基督的肉体和血，信徒所吃喝的饼杯就是基督的肉体和血。换句话说，天主教会相信在举行圣餐前的饼和葡萄汁，就跟一般的食物没两样，可是，在圣餐仪式当中，经过祷告“圣化”后的饼和葡萄汁，虽然在大小重量颜色味道上没有任何改变，却已不再是饼和葡萄汁，而是基督的肉体和血，基督同在饼杯当中。因为圣经上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跟门徒们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时曾拿起饼来对门徒们说过：“这是我的身体”，天主教教理抓住了经文中的那个“是”字。既然耶稣说他分给门徒的饼“是”他的身体，那么圣餐中的饼当然就“是”基督的肉体了，好象显而易见，顺理成章。
除此之外，天主教教理也把圣餐仪式当作一种“真实的献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重新被献在了祭坛上，替人挪去了神的愤怒并遮掩了人的罪。当祝圣的时刻来到，祭坛人员摇响祭铃，信徒就知道这是最庄严的时刻，他们都会抬头注视仰望祭坛，此时神甫会举起祝圣过的饼并用拉丁语宣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这时就可以亲眼看到祝圣过的饼被放在一个盒子里，信徒们就会上前跪拜，因为他们被教导说那饼就是基督自己。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对圣餐的教义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对此问题持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必要澄清，忠实地理解耶稣所言的 “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路德所找到的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不是我们行为的义救了我们，而是上帝在基督里的义拯救了我们。这个伟大的真理贯穿了路德的整个思想体系，也对路德圣餐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他认为，“圣餐的中心在于上帝在这个圣礼中赐给我们一份礼物，就是基督自己。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需要扶持，因着他的怜悯上帝赐给教会这项圣礼，而教会在上帝的应许中就领受了基督”。因此，路德说圣餐是基督存在于饼和酒之中、之下，当我们领受饼和酒时，从字面上说，信徒是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路德说这不是“变质”而是“同时存在”。所以，有的神学家就称路德的圣餐观为“同在说”或者“合质说”(consubstantiation)。当然，路德派的神学家不太喜欢这个名称，他们更愿意称之为“圣礼合一”(Sacramental Union)。
慈运理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这个问题。慈运理认为“罗马教会圣餐观的核心错误是其变质的教义”。慈运理从这一点入手，说“人不可能将基督献为祭，饼和酒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变质的教义不可避免地将人引入到偶像崇拜中。偶像崇拜错在它定睛在属地的事上，而不是属天的事，而这也正是罗马教会的错误”。另一方面，慈运理坚持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也是使徒信经所确认的，基督自己也说过他要离开我们，所以变质的教义不但是在搞偶像崇拜，而且违背了使徒信经和基督自己的教导。慈运理认为“圣餐本质上是纪念，是我们忠于基督的誓言”。而且圣经中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所以，慈运理强调圣餐是我们纪念主的行为，是我们对基督的忠诚。人们称慈运理的圣餐观为“纪念说”。
路慈两人都非常努力地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自己对圣餐的理解，但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两人互相指责对方圣餐观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发展成为笔战。
路德指责慈运理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为慈运理并不真正相信上帝所说的话。耶稣明明在圣经里说“这是我的身体”，但你慈运理却说“这象征着我的身体”，这是把上帝的话放在他自己的理性审判之下。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慈运理当然非常气愤。
慈运理针锋相对地回应到，“你路德在圣餐这件事上太过神秘化，因为你拒绝象一个神学家一样使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他又指责路德的圣餐观太过客观化，因为路德把基督放入饼和酒当中。而且你路德的圣餐观没有给予信心足够的重视，可是我们必须靠信心才能从圣餐领受祝福。
当时，路德的政治保护者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已于德国农民暴动期间驾崩了，他的兄弟“坚定者”约翰(Johann the Steadfast)继承了萨克森选帝侯的位置，约翰的同盟者是黑森伯爵腓力一世(Philip I, Landgrave of Hesse)。这两人都坚定地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支持把新教作为其领地的官方信仰，共同反对希望由天主教一统天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鉴于路慈两人之间的公开笔战在1526年到1528年达到高峰，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再争论不休地内耗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德国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势力必将受到影响。黑森伯爵腓力出于政治考量，要统合所有新教势力组成对抗查理五世的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觉得新教内部必须统一信仰，统一思想，路慈两人必须和解，于是建议召开一次思想交流会，两人可以见个面，心平气和地互相交流，在如何解释圣餐礼方面以期达成一个共识。路德从前的热情支持者、后来被天主教会处以绝罚后被迫逃往法国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尔也试图搭建路慈两人之间沟通的平台，于是对开思想交流会也是大力响应。
这样，黑森伯爵腓力就将会议的地点定在黑森领地的马尔堡(Marburg)，时间定在1529年10月。慈运理爽快地接受了腓力的邀请，他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说服路德。路德一开始却并不想参加，但又不能强硬拒绝腓力的好意，在腓力的再三催促下，路德终于答应到马尔堡开会。
1529年9月28日，慈运理和他的战友、巴塞尔的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如期而至。路德在梅兰希通的陪同下随后不久也到。另外，不少新教的领袖和神学家也参加了会议，包括：马丁·布塞尔、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约翰内斯·布伦茨(Johannes Brenz)、贾斯特斯·乔纳斯(Justus Jonas)、卡斯珀·赫迪奥(Caspar Hedio)、斯蒂芬·阿格里科拉(Stephan Agricola)，等等。
思想交流会和辩论会从10月1日开始，路慈及其两派的神学家都畅所欲言，就宗教改革所涉及的教义进行了全面交流。会议开了三天，最后双方代表根据辩论的议题总结出了15条新教教义，就是所谓的《马尔堡信条》。
19世纪德国画家August Noack的作品《马尔堡会议》
双方发现他们在14条教义上的理解完全一致，当他们谈到最后第15条关于圣餐的教义时，路德一开始也惊奇地发现，他们即使在圣餐的教义上也有很大程度的相同。他们都同意圣餐不是献祭，都拒绝变质说，都同意所有信徒都可以领饼和酒，都同意圣餐是关于耶稣基督真实身体的一项圣礼，而且每一位基督徒在属灵意义上都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其实，慈运理做出了许多让步，他愿意承认圣餐主要不是我们的行为，因为路德对此很看重。路德觉得慈运理再次把圣餐仅仅当成了我们的行为，是我们主动的纪念行为，路德最后也愿意承认上帝在圣餐中确实赐下了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一个属灵意义上与耶稣基督的接触点。
他们双方无法弥合的分歧在于，基督的身体在圣餐中是否真实地临在，路德说有，慈运理说无。结果，大家都在这一点上没法妥协。
路德说：“圣经里，主耶稣明明说：这是我的身体。圣餐时，耶稣当然是真实的临在。”
慈运理当即回道：“圣经里，主耶稣也明明说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别死扣经文的字眼，要领会经文的真义。”然后他开了一个玩笑：“路弟兄，别让经文折断了你的脖子。”
路德反讽说：“慈弟兄，德国人的脖子不是会那么就轻易地被折断的。这里是黑森，不是瑞士。”
最后，路慈两人不欢而散，变得更加互相猜疑。路慈两大宗改阵营也从此独立分开。
说实在的，路慈两位宗改领袖没有就圣餐的教义达成一致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它也导致了路德派教会与欧洲其它新教教会的分裂，这种分裂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路慈在各自教义立场上过分坚持，没有就圣餐的教义达成一致，但他们忠于上帝话语，对圣经真理毫不妥协的态度依然值得后代圣徒学习。
多年之后，宗改运动的后起之秀、新教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在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另外一个更加符合圣经的圣餐观。这是后话。对于加尔文，我们后面也会详细介绍。
回头再说16世纪初的德国。由于支持新教与支持天主教的领主们相互对立，在长期斗争期间曾几度兵戎相见，鉴于矛盾加剧，德意志国会早在1526年就作出一项公告，想以召开大公会议来解决彼此的争端，并允许各个诸侯在其所辖地区可以自由选择或约束他所愿意的宗教，以图避免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就在马尔堡会议后不久，为了让天主教和新教双方达成协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决定于1530年在德国巴伐利亚西南的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召开宗教和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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