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餐礼是教会最重要的圣礼之一。自从使徒时代直到今天，所有教会就一直持守着圣餐礼。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们在进最后的逾越节晚餐时吩咐他们必须做的事情。
但是，对于圣餐的意义或表征，自古以来，各地各派教会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前面曾介绍过，古代众教父如伊格那丢、殉教者游斯丁、居普良、安波罗修、奥古斯丁等都表述过各自的圣餐论。东西方教会或教会内部对圣餐礼也有不同的见解，他们都自以为是，常常为维护各自不同的观点而论战不休。到9世纪时，对“在圣餐中基督如何临到”这个问题，甚至引起过一次大规模的笔战。后来，一种叫“圣餐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理论在众说纷纭中脱颖而出，被罗马教廷接纳。在1215年教廷召开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The Fourth Council of the Lateran)上，圣餐化质说被宣布为圣餐礼的正统解释。所谓圣餐化质说，简而言之，它是说，在圣餐礼举行时司祭人宣告祝圣的词句之后，圣餐所用的饼和酒就变成了基督的真实身体和血。为什么圣餐所使用的饼酒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教廷解释说，这是因为变质了。那么怎么会变质呢？教廷又解释说，这是出于神的大能，是神的奥秘。
虽然圣职界不少人对圣餐化质说总是心存疑问，但教廷已定之为正统教义，于是谁也不敢再有异议。几百年来，圣餐化质说借着教廷的权威在教会人士的观念之中根深蒂固。
可是，威克里夫在研读圣经后，认为圣餐化质说是对圣餐礼的错解。他认为，这种理论是违反理智的，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了，在举行圣餐礼时，他的身体不可能同时既在天上又在地上；而且，这种理论也是违反感官的，因为饼酒看起来，吃喝起来，仍然是饼酒，并没有因为司祭人员在祝福之后就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于是，威克里夫重新审视检讨圣餐化质说，然后将自己的反对观点写成了《论圣餐》一书，不久又将其圣餐观提纲挈领地简约化，总结出关于圣餐礼的“十二论点”的新教义抄发给他的门徒，就是那些罗拉德派传道人。传道人们又将这些新教义教导给一般民众。
威克里夫主张的圣餐观，大致称为“圣体同在说”(Consubstantiation)，跟教廷的“圣餐化质说”针锋相对。他相信，圣餐礼中基督的肉与血是与饼和酒同在的，而不是通过司祭人宣告祝圣后转换而成的。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威克里夫的圣体同在说也是未得要领，并不能为许多教会和宗派所接受。但在当时，这些关于圣餐的新教义直接批驳了教廷的传统教义，严重挑战当时教会所认为正确的“正统教条”。威克里夫的新圣餐观让教会圣职界大为震惊，也大为反感，不少原先支持威克里夫的同道们也认为威克里夫的言论太过分了，开始看他不顺眼，很多人渐渐地故意跟他疏远，最后甚至跟他割袍断义。同时，一向以威克里夫主要保护者自居的兰开斯特公爵也对威克里夫产生了严重不满情绪，他认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已经走得太远，那些动摇教会最重要教义的言行正在威胁着英国国家表面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甚至在威胁着他的王权。
1381年春夏之交，有人将威克里夫传播的新圣餐观状告到牛津大学宗教法庭机构。牛津方面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了由12位神学博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审查威克里夫关于圣餐的书籍和教导。最后，委员会以7比5的投票结果宣判威克里夫的教导是异端斜说。牛津的大法官当即宣布，任何持有或者传播威克里夫新圣餐观的人，甚至于为之辩护的人，牛津大学将会开除其学籍或教职，逐出教会，严重的将被投入监狱。威克里夫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气愤，但他面不改色，深信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给他的启示，他说大法官无法改变他的观点和信仰。随后，威克里夫决定向英国王室和英国国会提出申诉。
可就在这个当儿，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场在英格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暴动暴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
这场农民起义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30多年前肆虐英国的黑死病曾让很多人命丧黄泉，英格兰的劳动力因此大大削减。庄园主们和牧场主们希望尽快恢复到瘟疫前的生产状况，于是将更多的农场和牧场租赁给农牧民，这样一来，劳工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劳工方面因此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同时还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自由选择雇主。为了维护庄园主和贵族利益，控制劳工市场，135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召开议会，通过了对自由劳动力进行约束的《劳工法令》，此举损害了自由农民的切身权益，激怒了一般民众。到1381年，为筹集海外军事行动的军费，王室又以理查二世的名义发出强征更高的人头税的法令，法令强迫农民向政府和教会缴纳比以往要高出三倍的税费。理查二世当时只是少年，政权由摄政王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把持着，教权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里把持着，财政大臣负责向各地派出征税官去征收人头税。征收三倍的人头税让本已赤贫如洗的农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弄得整个英伦民怨沸腾。
1381年5月30日，一名王室官员带着一些随从气势汹汹地来到英格兰东部的埃塞克斯郡(Essex)的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小镇追讨当地民众拖欠的人头税，结果，不堪负重的民众团结起来，抵制这位官员的横征暴敛。两下里很快从言语龃龉发展到肢体冲撞，最后，民众又对这几名王室官员采取了暴力行动，官员于是威胁说将派王家军队前来镇压，导火索被点燃起来，民间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埃塞克斯郡和附近肯特郡的民众揭竿而起，他们烧毁法庭记录，开放当地监狱，然后组成武装向伦敦进军。起义军参与者阶层非常复杂，不仅有底层的农民，奴隶，也有城镇自由民，甚至包括一些各怀鬼胎的贵族骑士。
起义军的主要首领是铺瓦匠瓦特·泰勒(Wat Tyler)和乡村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这位约翰·鲍尔牧师是罗拉德派的传道人，算是威克里夫的门徒。
1381年6月初，瓦特·泰勒率领肯特郡的起义军进军伦敦，途中与来自埃塞克斯郡的起义军会师，约翰·鲍尔担任随军牧师，负责鼓舞起义军的斗志和说教安抚。6月14日，起义军跨越伦敦桥进入伦敦市中心，与另一首领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领导的第三支起义队伍会师。进入伦敦之后，起义军主要攻打与冈特的约翰和医院骑士团相关的建筑城堡，夺取其财产，冈特的约翰驻跸的宫殿被义军夷为平地，英国大法官兼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里的兰柏宫也被洗劫一空，萨德伯里跟着英国国王理查二世狼狈不堪地跑到伦敦塔城堡避难，结果赶来的起义军捉住了萨德伯里，砍了他的脑袋。并继续将理查二世围困在伦敦塔上。
但是，对于圣餐的意义或表征，自古以来，各地各派教会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前面曾介绍过，古代众教父如伊格那丢、殉教者游斯丁、居普良、安波罗修、奥古斯丁等都表述过各自的圣餐论。东西方教会或教会内部对圣餐礼也有不同的见解，他们都自以为是，常常为维护各自不同的观点而论战不休。到9世纪时，对“在圣餐中基督如何临到”这个问题，甚至引起过一次大规模的笔战。后来，一种叫“圣餐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理论在众说纷纭中脱颖而出，被罗马教廷接纳。在1215年教廷召开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The Fourth Council of the Lateran)上，圣餐化质说被宣布为圣餐礼的正统解释。所谓圣餐化质说，简而言之，它是说，在圣餐礼举行时司祭人宣告祝圣的词句之后，圣餐所用的饼和酒就变成了基督的真实身体和血。为什么圣餐所使用的饼酒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教廷解释说，这是因为变质了。那么怎么会变质呢？教廷又解释说，这是出于神的大能，是神的奥秘。
虽然圣职界不少人对圣餐化质说总是心存疑问，但教廷已定之为正统教义，于是谁也不敢再有异议。几百年来，圣餐化质说借着教廷的权威在教会人士的观念之中根深蒂固。
可是，威克里夫在研读圣经后，认为圣餐化质说是对圣餐礼的错解。他认为，这种理论是违反理智的，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了，在举行圣餐礼时，他的身体不可能同时既在天上又在地上；而且，这种理论也是违反感官的，因为饼酒看起来，吃喝起来，仍然是饼酒，并没有因为司祭人员在祝福之后就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于是，威克里夫重新审视检讨圣餐化质说，然后将自己的反对观点写成了《论圣餐》一书，不久又将其圣餐观提纲挈领地简约化，总结出关于圣餐礼的“十二论点”的新教义抄发给他的门徒，就是那些罗拉德派传道人。传道人们又将这些新教义教导给一般民众。
威克里夫主张的圣餐观，大致称为“圣体同在说”(Consubstantiation)，跟教廷的“圣餐化质说”针锋相对。他相信，圣餐礼中基督的肉与血是与饼和酒同在的，而不是通过司祭人宣告祝圣后转换而成的。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威克里夫的圣体同在说也是未得要领，并不能为许多教会和宗派所接受。但在当时，这些关于圣餐的新教义直接批驳了教廷的传统教义，严重挑战当时教会所认为正确的“正统教条”。威克里夫的新圣餐观让教会圣职界大为震惊，也大为反感，不少原先支持威克里夫的同道们也认为威克里夫的言论太过分了，开始看他不顺眼，很多人渐渐地故意跟他疏远，最后甚至跟他割袍断义。同时，一向以威克里夫主要保护者自居的兰开斯特公爵也对威克里夫产生了严重不满情绪，他认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已经走得太远，那些动摇教会最重要教义的言行正在威胁着英国国家表面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甚至在威胁着他的王权。
1381年春夏之交，有人将威克里夫传播的新圣餐观状告到牛津大学宗教法庭机构。牛津方面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了由12位神学博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审查威克里夫关于圣餐的书籍和教导。最后，委员会以7比5的投票结果宣判威克里夫的教导是异端斜说。牛津的大法官当即宣布，任何持有或者传播威克里夫新圣餐观的人，甚至于为之辩护的人，牛津大学将会开除其学籍或教职，逐出教会，严重的将被投入监狱。威克里夫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气愤，但他面不改色，深信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给他的启示，他说大法官无法改变他的观点和信仰。随后，威克里夫决定向英国王室和英国国会提出申诉。
可就在这个当儿，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一场在英格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暴动暴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瓦特·泰勒农民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
这场农民起义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30多年前肆虐英国的黑死病曾让很多人命丧黄泉，英格兰的劳动力因此大大削减。庄园主们和牧场主们希望尽快恢复到瘟疫前的生产状况，于是将更多的农场和牧场租赁给农牧民，这样一来，劳工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劳工方面因此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同时还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自由选择雇主。为了维护庄园主和贵族利益，控制劳工市场，135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召开议会，通过了对自由劳动力进行约束的《劳工法令》，此举损害了自由农民的切身权益，激怒了一般民众。到1381年，为筹集海外军事行动的军费，王室又以理查二世的名义发出强征更高的人头税的法令，法令强迫农民向政府和教会缴纳比以往要高出三倍的税费。理查二世当时只是少年，政权由摄政王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把持着，教权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里把持着，财政大臣负责向各地派出征税官去征收人头税。征收三倍的人头税让本已赤贫如洗的农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弄得整个英伦民怨沸腾。
1381年5月30日，一名王室官员带着一些随从气势汹汹地来到英格兰东部的埃塞克斯郡(Essex)的布伦特伍德(Brentwood)小镇追讨当地民众拖欠的人头税，结果，不堪负重的民众团结起来，抵制这位官员的横征暴敛。两下里很快从言语龃龉发展到肢体冲撞，最后，民众又对这几名王室官员采取了暴力行动，官员于是威胁说将派王家军队前来镇压，导火索被点燃起来，民间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埃塞克斯郡和附近肯特郡的民众揭竿而起，他们烧毁法庭记录，开放当地监狱，然后组成武装向伦敦进军。起义军参与者阶层非常复杂，不仅有底层的农民，奴隶，也有城镇自由民，甚至包括一些各怀鬼胎的贵族骑士。
起义军的主要首领是铺瓦匠瓦特·泰勒(Wat Tyler)和乡村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这位约翰·鲍尔牧师是罗拉德派的传道人，算是威克里夫的门徒。
1381年6月初，瓦特·泰勒率领肯特郡的起义军进军伦敦，途中与来自埃塞克斯郡的起义军会师，约翰·鲍尔担任随军牧师，负责鼓舞起义军的斗志和说教安抚。6月14日，起义军跨越伦敦桥进入伦敦市中心，与另一首领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领导的第三支起义队伍会师。进入伦敦之后，起义军主要攻打与冈特的约翰和医院骑士团相关的建筑城堡，夺取其财产，冈特的约翰驻跸的宫殿被义军夷为平地，英国大法官兼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萨德伯里的兰柏宫也被洗劫一空，萨德伯里跟着英国国王理查二世狼狈不堪地跑到伦敦塔城堡避难，结果赶来的起义军捉住了萨德伯里，砍了他的脑袋。并继续将理查二世围困在伦敦塔上。
15世纪描述瓦特·泰勒农民起义的一幅画，画中骑在马上的约翰·鲍尔牧师正在鼓励叛乱分子，左前方穿着红衣的人是瓦特·泰勒
第二天，6月15日。鉴于勤王部队无法及时赶到伦敦救驾，王室方面不得不与起义军在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Smithfield Market)举行谈判。谈判气氛相当紧张，双方很快擦枪走火，国王的护卫当场杀死了瓦特·泰勒。为了缓和躁动不安的起义军，国王当即答应起义军的其他首领可以满足他们的一些诉求。然而，国王的诺言并没有兑现，而是暗地命令附近的贵族骑士们组成了一支7000人左右的护驾部队向起义军发动攻击，并迅速控制了伦敦的局面。不久，约翰·鲍尔、杰克·斯特劳等起义领袖相继被抓获、被送上断头台，到了11月，残余的起义军被全部歼灭，暴乱终于被平息下去了。
平息暴乱之后，兰开斯特公爵继续协助国王肃清起义军余党。经教廷批准和王室同意，伦敦主教、威克里夫的宿敌威廉·考特尼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时，教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动者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恶行。由于起义军主要首领之一的约翰·鲍尔牧师是罗拉德派传道人，于是教廷恶狠狠地指控正是威克里夫煽动了这场暴乱，甚至指控他是暴动的幕后策划者。其实，威克里夫虽然同情这些农民起义军，但是他并不赞成农民以暴动的形式向政府发难。
考特尼新官上任，决定对威克里夫实施更加精准狠的严酷打击。
1382年5月21日，考特尼在伦敦召集教会大会，传唤威克里夫到会接受审查。数小时之后，考特尼傲慢地宣布了审查的结果，说威克里夫宣讲的所有24条观点中，有10条是异端，另外14条是错误论点。出人意料的是，考特尼的话音刚落，大地突然猛烈地震动摇晃起来。
地震啦！！！地震啦！！！人们大惊失色，地震让与会者都感到害怕，威克里夫的支持者们说，这是上帝向考特尼的错误宣判发出警告。老奸巨滑的考特尼虽惊魂未定，却故作镇静，说这场地震其实是上帝正在支持本次会议决定，是要警醒民众们，让他们从威克里夫的错误和异端的教导中解脱出来，不受威克里夫流毒的侵蚀。考特尼责成威克里夫所在的牛津大学的宗教法庭对威克里夫进行最后的审判，他命令牛津方面绝罚威克里夫及罗拉德份子，就是将他们开除教籍，逐出教会。
迫于考特尼的压力，同年11月17日，牛津大学再次召开会议，传唤威克里夫到会上接受审查。不久之前，威克里夫正好突发中风，行动不便，但是他仍然坚持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次慷慨热烈的演说，这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牛津发表演说。他向所有与会者坚定地表明，只有神和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教廷和英国教会仍在堕落腐败之中，所有不符合圣经的规条都应该打破，他自己靠着圣灵的扶持绝对不会昧着良心改变神给他的启示。威克里夫的话打动了在场许多人的心，惮于他一直以来享有的威望，牛津方面不敢轻易地开除威克里夫的教籍，也不敢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月，那位曾经的“挚友”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召见威克里夫。两人此次相见，相互之间虽然仍然非常客气，但已经没了从前那种热情熟络的气氛。
公爵礼貌地请威克里夫坐下，然后严肃地说：“威爱卿，威牧师，这些年来你顶着来自教廷方面的压力，领导英国的教会进行雷厉风行的财政改革、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寡人一直都非常关心支持你，也尽一切努力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毕竟你进行的事业是受上帝之托，也有益于英国。可是，寡人最近也发现，你的改革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偏离英国的切身利益。比如，你写的那本《论圣餐》，彻底颠覆了教会最重要的规条，在圣职界和一般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另外，你培养出来的罗拉德派传道人胆大包天，借着传福音的机会助长农民暴动，给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还有人说是你在后面扇动策划了这场暴动。寡人相信那是对你的诬蔑之词。但是，如果你的改革再进行下去，事态会变得越来越失控。寡人想敦请你就此悬崖勒马，停止所有的教会改革，为了平息教会内外对你的误解和愤怒，寡人也想请你撤回你的新圣餐观。不知你意下如何？”
威克里夫站起来，拱手施礼，然后也是满脸的严肃：“公爵殿下，臣非常感谢您能跟臣说大实话，也非常感谢您在臣危难的时候给臣大力的支持。但是，殿下您明明知道改革教会的弊端陋习、在教义上回归圣经、在信仰上正本清源，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您怎么能要求臣停止改革，收回正确的信念，任凭教会继续沉沦呢？请恕臣直言，您难道不担心将来在基督面前如何交帐吗？只是臣万万不敢有负上帝交托的使命和责任。至于臣这些年大力培养罗拉德传道人，那也完全是奉上帝的意旨，是要履行基督交托给所有圣徒的那个大使命，就是要让福音传遍英伦，传到地极。臣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也不再对政治抱有任何的兴趣。臣已老迈，身有病疴，不久也要退休，但教会改革绝不能停止，传福音的伟大使命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
公爵听着这些话，心中极为不爽：“既然你威牧师不听寡人规劝，一意孤行，那么，寡人不敢再承诺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了。”
“至于臣的身家性命，从前也好，明天也好，那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殿下国务在身，日理万机，臣也不敢耽误殿下的时间，在此告辞。臣会继续为殿下祷告，也愿殿下好自为之。”威克里夫说罢转身欲走。
公爵收敛住不悦之色，假惺惺地挤出点笑容，“也罢，也罢。威牧师你也好自为之吧。今后也不知什么时候咱们还会有机会见面了。握个手，算是辞别吧。”
威克里夫笑了一笑，回身向公爵点点头，然后握住公爵的手：“好的，咱们就约好将来在天国基督的面前再见面吧。”
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从此以后，威克里夫跟英国政界高层完全分道扬镳。
1382年年底，威克里夫辞去所有职务，退休离开牛津，回到他的教区路特沃斯。
晚年岁月的威克里夫不顾身体的疼痛，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继续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继续写作传讲基于圣经的纯正信仰，继续坚固罗拉德传道人的事工。
这是英国画家George Clausen于1927年的作品，描述英国民众阅读威克利夫翻译出来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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