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陳彤☀☀: 【教会史演义】第195节威克里夫：手握宝剑，那柄宝剑就是圣经

导致布拉华丁死亡的疫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肺炎性鼠疫传染病，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这场瘟疫当时横行于欧洲，造成了多达大约2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至60%的人死于黑死病。

这种病由鼠疫杆菌引起，病原菌生活在泥土中，以皮外寄生的方式生存于啮齿类动物如草原土拨鼠的身上，土拨鼠身上又聚满跳蚤，跳蚤从鼠类身体内吸血，于是鼠疫杆菌又寄生在这些跳蚤的身体中，鼠疫杆菌阻塞跳蚤的胃部并使跳蚤变得饥饿不堪。由于无法得到饱足，跳蚤便不断地寻找并叮咬宿主，比如人或牧畜。如果人被感染上鼠疫杆菌，那么这类鼠疫便可以经由那些血液或肺部受到感染者所咳出的唾液来散布。患者往往先是打喷嚏、咳嗽，然后淋巴开始肿痛，最后导致患者心脏衰竭而痛苦地死去。因为患者的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变黑，而且在欧洲人的传统中，黑色也象征着忧郁、哀伤和恐惧，让人生活在黑色恐怖的阴霾之中，所以人们才称这种流行病为“黑死病”。
有一种说法，说是鼠疫病原菌起源于中亚，在13世纪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草原铁骑由戈壁沙漠向欧洲进军时，这些土拨鼠和跳蚤便随着蒙古大军一同迁徙到欧洲。鼠疫先期到达印度，然后到达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再到达埃及，1347年10月到达西西里地区，再到达意大利南部。约1348年9月，鼠疫在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伦敦扩散。据载，从1349年6月至9月，伦敦地区有40%的人死亡，平均每天死亡有290人。在牛津地区，鼠疫同样在肆无忌惮地漫延。尤其是从1346年至1353年期间是瘟疫的高峰期，威克里夫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那段时期，在伦敦地区，有人发起所谓的“自鞭运动”(flagellation movement)，参加者称为“自鞭者”(flaggellants)。他们相信，只有当人们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并接受上帝愤怒的惩罚，大瘟疫才会停息。这些人执着地采用一些极端的自虐方法来实现和展示他们的理念，他们每日两次赤身裸背地围绕着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游行，头戴白色尖巾帽，帽的正面和背面都绣有红色十字架。游行时，他们用打结的皮鞭鞭打自己的背部，直打到自己血流满背，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从可怕的瘟疫中，善良的主，请拯救我们”。当时的瘟疫时强时弱，自鞭者故意选择瘟疫减弱的时间继续游行，让一般民众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正是自鞭者的自虐行为得到了上帝的赞许，所以瘟疫才有消饵的迹象。一般民众也认为，与自鞭者勇敢的嘉行美言相对照，在瘟疫流行英国时，教会组织却是无所适从。还有证据表明，教会中许多圣职人员领着教徒奉献的十一税逃之夭夭，平日标榜“使徒贫乏”精神的托钵修会的修道士们暗中贪慕受灾民众的钱财，甚至过着大鱼大肉、醉生梦死的生活，反而是自鞭者们的“行为和信心”倒是“颇有功效”。威克里夫和他的同学们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不断犯罪的惩罚，他们也对教会和修道院在疫灾降临时“不作为反作恶”的行径大感不安和不满。在瘟疫流行期间，牛津大学被迫数度停课，威克里夫和他的一些同学便利用空隙时间走入附近社区探访受难的家庭，把更多的慰藉带给灾民。
1353年秋，黑死病总算渐渐消停，牛津大学复课，但是因为这场可怕的瘟疫，师生人数大为减少。“黑死病”这个词在威克里夫这个青年学生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迹，他后来经常提到它，认为人类状况和前景的非常悲观，需要尽早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悔改。威克里夫也因此经历了灵性方面深刻的复兴，在他灵魂的最深处，他对神的敬畏与日俱增。威克里夫重新安排了他做事的次序，更加热衷于神学研究。
除了每日研读圣经，日夜思考神的话语，威克里夫也广泛涉猎古代教父和当代神学家的著作学说。当他读到先他100多年前在牛津大学执教的经院神学家兼林肯教区主教罗伯特·格罗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的作品后，威克里夫不禁拍案而起，为之动容。在他的文章中，格罗斯特对道明会和方济会等托钵修会的行乞修士的假冒为善的行为大加鞭挞，他揭露说，在表面上标榜“使徒贫乏”精神的修道士个个都是伪君子，他们暗地享用着好酒好饭，过着一般民众可望不可即的奢侈生活，还有教会圣职人员甚至大多数的教皇，他们的生活和行径也跟圣经中所记载的使徒们的言传身教完全背道而弛，格罗斯特甚至勇敢地向世人宣告这些所谓教皇都是“敌基督”。联想到瘟疫期间教会神职人员和托钵修士的丑行，威克里夫对格罗斯特的大胆言论深表赞同，也深深敬佩这位敢于向教会的黑暗腐败做果敢斗争的前辈。威克里夫一边在牛津继续学习，一边继续观察周边的人事物，他越来越觉得，教会和修会在教皇们的领导之下已经腐败不堪，已经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同时，一粒改革教会、向腐败的教会宣战的种子也已经深深地植入威克里夫的心田，它酝酿着，准备着，只等时机成熟，它便蓄势而发。
1356年，威克里夫从墨顿学院毕业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同年，他写了一篇论文《教会的末世》(The Last Age of the Church)，借几年前的黑死病流行的可怕历史唤醒世人和教会悔改，宣告那是上帝对世界对教会的审判。虽然论文并未引起时人的注意，但是它标志着威克里夫对罗马教廷进行笔伐的开始。此后，威克里夫继续在牛津大学升造。1361年，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他完成了文科硕士学位。
在取得文科学位的同时，威克里夫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研习圣经和探究神学上面，毕竟他到牛津来求学的初衷就是渴望今后能在教会中当一名神职人员侍奉教会。他的下一个目标自然而然地就是要拿到神学方面的学位。为此，他也积极参加大学里面的神学辩论会。
别看平日里的威克里夫为人处世不茍言笑，但一旦参加神学辩论，他就会滔滔不绝地高声雄辩。他博闻强志，圣经经文更是背得滚瓜烂熟，辩论时又能引经据典，恰到妙处，往往能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如果有人为教廷制度的黑暗背道、教会人员的腐化堕落和修会修士的优渥生活强词辩解，威克里夫一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切以圣经为信仰生活的准则，所有的错误的思想和腐败的行为，不管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他都要分清黑白，一揭到底，既便是这些腐败的东西藏在教会上层神职人员的红袍或紫袍之下也不会放过，他总是这么说：“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正确的终究会得胜。”
几年之后，威克里夫名声远播。当时的很多人都知道：在牛津有一位威克里夫，威克里夫手中握着一柄宝剑，那柄宝剑就是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