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维农是法国南部位于罗纳河(Rhone)东侧的一座小城，由属于卡佩王朝旁系王室的西西里国王统治，当时并不是属于法国领土，实际上只是在当时法国领土的边缘地带，不过，法国的势力在亚维农确实是无所不在。
教廷在迁至亚维农之后，慑于法王的淫威，教廷机构似乎成了法国国家机器中的一种行政制度，教皇不得不任凭法国国王的操纵和摆布。这种情况从130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378年教廷回归罗马为止。在此期间，共有七代教皇，他们全都是由法国人来担任，这七代教皇总共委任过134名枢机院红衣大主教，其中法国人就占了111名。法国人在枢机院中占绝对优势，从而又保证了法国籍的人当教皇。教廷浓浓的法国色彩极大地降低了教廷的国际威信。虽然法国以为自己是近水楼台，可以操控教廷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以此争取在国际上将法国利益最大化，但是，欧洲的大小诸国并不买帐，力量弱小的国家对教廷的教令常常是敷衍了事、阳奉阴违，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国家对教廷的教令则是弃若敝履、不屑一顾，比如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德国和英国就是如此。实际上，英德两国已经掀起了摆脱教廷对其国内世俗权和教会管理权横加干预的斗争高潮。
意大利的情况也越发糟糕。因着教廷从罗马迁离，意大利地区的政治局面里一下子少掉了一股最强大的部分，由此引发其他各国势力在意大利的渗透，造成该地区数十年间的政局动荡。尤其是德国势力在意大利极为猖獗，法国人对意大利局势极为担忧，想方设法地要将德国势力从意大利赶走，以确保各国在意大利所得利益的均衡。
1314年，德国两大诸侯为了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展开了武装冲突。一方是奥地利公爵腓特烈(Friedrich of Austria)，另一方是巴伐利亚公爵路易(Louis the Bavarian)，双方势均力敌。当时在亚维农当教皇者是约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在时任法国国王腓力五世(Philip V)的授意和帮助之下，约翰壮着胆子发出了一道强硬的教令，宣布“德国竞逐皇帝之位的两大诸侯都不会得到教廷的承认，只有教廷才有权选派和加冕德国皇帝”。法国妄想借着这道教令掌控德国政情，也好顺便将德国势力赶出意大利。但是，德国人根本不吃这套。1322年，在争夺皇位中已占上峰的路易发出一条旨令，高调反呛约翰的教令，声称：德国政府和德国教会拒绝所有来自亚维农的所谓教令，教廷无权干涉德国的任何政治事务和教会事务。约翰得知之后，气急败坏，1324年，他下敕令，对路易处以“绝罚”。至此，亚维农教廷和德国人之间的矛盾日渐白热化。
1327年，路易得到罗马贵族的支持而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1328年，路易如愿以偿，又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史称路易四世(Louis IV)。按照长期以来的惯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由教皇加冕，但是路易四世这次打破了惯例，他是从罗马贵族而不是教皇手中接受了帝国的皇冠。路易四世成了皇帝之后，立刻册立了一名“敌对教皇”来跟约翰分庭抗礼。1338年，德国七大选帝侯聚首开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由德国人选举出来的神圣罗马皇帝无须经教皇批准。这样，至少在法理上，德国与教廷之间的关联就此被一斩两断。
接下来是英国摆脱教廷控制的斗争。当时英国跟法国处于的经常交战状态，在英国看来，设在亚维农的教皇和教廷只不过是法国国王手中的工具，英国岂能甘愿受法国手中玩偶的摆布？
根据以往的惯例，教廷一直坚持，英国国内教会的所有圣职均需由教皇委任。但是，英国人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已经强烈到不能容忍教廷继续在英国政事中和教会事务中指手画脚了。135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召集国会制定圣职选举的规章。规章明确规定：英国各地教会主教及其他圣职的选举和委任不再受教廷干涉。1353年，英国国会又制定了一条“保障法”，禁止英国人在国外去教廷所设的机构打官司，违反者将失去受英国国法保障的法律地位。1366年，英国国会发出了终极宣告，废除在1213年时由时任英国国王约翰跟教廷所签订的将英国置于教廷统治之下的条约。这样，英国与教廷间的关联从此也在法理上被一斩两断。
教权和政权间的交织斗争在知识界也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批判大辩论。在知识界基本上有两大阵营，一个是“君权派”，一个是“教皇派”。顾名思义，“君权派”是世俗国王和皇帝的支持者，“教皇派”是“教皇至上论”的支持者。
“君权派”以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为代表。后世都知道但丁的名著史诗《神曲》，知道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大先驱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名闻遐迩的“欧洲最伟大的诗人”其实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哲学家，他用拉丁文写的政论文《君权论》(De Monarchia)为后世“政教分权而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此书约写成于1311年至1318年间，由三本书卷组成，最重要的是第三卷。针对教皇和皇帝之间关系的问题，但丁在书中直抒胸意，他首先谴责了罗马教会用“日月理论”来阐述其神权观。所谓的“日月理论”，是说教皇之教权好比“太阳”，一切世俗政权好比“月亮”，月亮自然而然地必须随着太阳转，太阳发出的光是真光芒，月亮发出的光只不过是反射太阳的光芒而已，因此，一切世俗政权都要绝对服从教权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教皇可以合理合法地介入世俗权威领域的事务。但丁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个世俗生活的幸福，另一个是永生的幸福。教皇被赋予了对人类永恒生命的管理，他也仍然承认这是两者中较高者，但对于皇帝来说，他们的任务是领导人们走向世俗的幸福。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观点：皇帝统治下的世俗领域应在教皇领导下的精神领域中实现自治，教皇的权威不应该影响皇帝在世俗事务中的任务。而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都是人，都分别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和权威。既然教皇和皇帝都是人，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超过另一个人的权力，两下里应当分权而治，互不干犯。只有拥有最高权力的上帝才能统管教皇和皇帝这两柄“平等之剑”。
教廷在迁至亚维农之后，慑于法王的淫威，教廷机构似乎成了法国国家机器中的一种行政制度，教皇不得不任凭法国国王的操纵和摆布。这种情况从130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378年教廷回归罗马为止。在此期间，共有七代教皇，他们全都是由法国人来担任，这七代教皇总共委任过134名枢机院红衣大主教，其中法国人就占了111名。法国人在枢机院中占绝对优势，从而又保证了法国籍的人当教皇。教廷浓浓的法国色彩极大地降低了教廷的国际威信。虽然法国以为自己是近水楼台，可以操控教廷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以此争取在国际上将法国利益最大化，但是，欧洲的大小诸国并不买帐，力量弱小的国家对教廷的教令常常是敷衍了事、阳奉阴违，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国家对教廷的教令则是弃若敝履、不屑一顾，比如与法国实力相当的德国和英国就是如此。实际上，英德两国已经掀起了摆脱教廷对其国内世俗权和教会管理权横加干预的斗争高潮。
意大利的情况也越发糟糕。因着教廷从罗马迁离，意大利地区的政治局面里一下子少掉了一股最强大的部分，由此引发其他各国势力在意大利的渗透，造成该地区数十年间的政局动荡。尤其是德国势力在意大利极为猖獗，法国人对意大利局势极为担忧，想方设法地要将德国势力从意大利赶走，以确保各国在意大利所得利益的均衡。
1314年，德国两大诸侯为了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展开了武装冲突。一方是奥地利公爵腓特烈(Friedrich of Austria)，另一方是巴伐利亚公爵路易(Louis the Bavarian)，双方势均力敌。当时在亚维农当教皇者是约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在时任法国国王腓力五世(Philip V)的授意和帮助之下，约翰壮着胆子发出了一道强硬的教令，宣布“德国竞逐皇帝之位的两大诸侯都不会得到教廷的承认，只有教廷才有权选派和加冕德国皇帝”。法国妄想借着这道教令掌控德国政情，也好顺便将德国势力赶出意大利。但是，德国人根本不吃这套。1322年，在争夺皇位中已占上峰的路易发出一条旨令，高调反呛约翰的教令，声称：德国政府和德国教会拒绝所有来自亚维农的所谓教令，教廷无权干涉德国的任何政治事务和教会事务。约翰得知之后，气急败坏，1324年，他下敕令，对路易处以“绝罚”。至此，亚维农教廷和德国人之间的矛盾日渐白热化。
1327年，路易得到罗马贵族的支持而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1328年，路易如愿以偿，又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史称路易四世(Louis IV)。按照长期以来的惯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由教皇加冕，但是路易四世这次打破了惯例，他是从罗马贵族而不是教皇手中接受了帝国的皇冠。路易四世成了皇帝之后，立刻册立了一名“敌对教皇”来跟约翰分庭抗礼。1338年，德国七大选帝侯聚首开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由德国人选举出来的神圣罗马皇帝无须经教皇批准。这样，至少在法理上，德国与教廷之间的关联就此被一斩两断。
接下来是英国摆脱教廷控制的斗争。当时英国跟法国处于的经常交战状态，在英国看来，设在亚维农的教皇和教廷只不过是法国国王手中的工具，英国岂能甘愿受法国手中玩偶的摆布？
根据以往的惯例，教廷一直坚持，英国国内教会的所有圣职均需由教皇委任。但是，英国人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已经强烈到不能容忍教廷继续在英国政事中和教会事务中指手画脚了。135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召集国会制定圣职选举的规章。规章明确规定：英国各地教会主教及其他圣职的选举和委任不再受教廷干涉。1353年，英国国会又制定了一条“保障法”，禁止英国人在国外去教廷所设的机构打官司，违反者将失去受英国国法保障的法律地位。1366年，英国国会发出了终极宣告，废除在1213年时由时任英国国王约翰跟教廷所签订的将英国置于教廷统治之下的条约。这样，英国与教廷间的关联从此也在法理上被一斩两断。
教权和政权间的交织斗争在知识界也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批判大辩论。在知识界基本上有两大阵营，一个是“君权派”，一个是“教皇派”。顾名思义，“君权派”是世俗国王和皇帝的支持者，“教皇派”是“教皇至上论”的支持者。
“君权派”以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为代表。后世都知道但丁的名著史诗《神曲》，知道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大先驱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名闻遐迩的“欧洲最伟大的诗人”其实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哲学家，他用拉丁文写的政论文《君权论》(De Monarchia)为后世“政教分权而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此书约写成于1311年至1318年间，由三本书卷组成，最重要的是第三卷。针对教皇和皇帝之间关系的问题，但丁在书中直抒胸意，他首先谴责了罗马教会用“日月理论”来阐述其神权观。所谓的“日月理论”，是说教皇之教权好比“太阳”，一切世俗政权好比“月亮”，月亮自然而然地必须随着太阳转，太阳发出的光是真光芒，月亮发出的光只不过是反射太阳的光芒而已，因此，一切世俗政权都要绝对服从教权的约束，这就意味着教皇可以合理合法地介入世俗权威领域的事务。但丁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个世俗生活的幸福，另一个是永生的幸福。教皇被赋予了对人类永恒生命的管理，他也仍然承认这是两者中较高者，但对于皇帝来说，他们的任务是领导人们走向世俗的幸福。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观点：皇帝统治下的世俗领域应在教皇领导下的精神领域中实现自治，教皇的权威不应该影响皇帝在世俗事务中的任务。而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都是人，都分别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和权威。既然教皇和皇帝都是人，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超过另一个人的权力，两下里应当分权而治，互不干犯。只有拥有最高权力的上帝才能统管教皇和皇帝这两柄“平等之剑”。
名闻遐迩的“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其实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哲学家
“君权派”在法国也有不少支持者，其观点主张甚至比但丁更加激烈，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帕度瓦的马尔西留(Marsilius of Padua)，此人在巴黎做过大学校长，其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1324年，他与人合著了一本书《和平保障论》(Defensor Pacis)。在书中，他极力鼓吹：第一，所有实权均当出自民众，就国家而言，代表实权者为全国公民，就教会而言，则为全体基督教信徒；第二，一切立法权也当归属民众，所有教会与国家当局均当由人民委任，也当向人民负责。只有新约圣经的教导在教会之中才是最高的权威，即便如此，甚至连圣职界也无权行使武力来强制人民服从新约，圣职人员的职责不过是教导、劝诫、督责；第三，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主教与神父都享有同等的名分，在圣职界中，选举出几个人实行监察的责任是一种人为的做法，这种做法，并不产生超越的属灵的权威，并不能使这个主教位于那个主教之上，也不能使教皇超出一切主教之上；第四，在新约圣经中，不允许担任圣职的人拥有土地和财产；第五，任何主教或者教皇都无权解说新约圣经中已有的基督教真理，没有权柄来制定束缚人的法律条文，这些事只能由教会的立法机构来做成。所谓教会的立法机构，是指全体基督徒所选派的参加宗教会议的代表，只有这样的一种宗教会议，才有教会的最高权威；第六，既然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会在实际上统有同一个疆域，这样，基督教国家的元首有代表全体信众的资格，他自然可以召集会议、委任主教、管理教会的财产。
马尔西留在其书中阐述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无伤大雅，也值得令人深思，但在当时教会的正统人士看来，这些观点简直是大逆不道，难怪在1327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恼羞成怒，一举将马尔西留革除教籍，并下令捉拿马尔西留。马尔西留既有性命之忧，他最后不得不跑到德国，在路易四世手下寻求庇护。
相对于在欧洲掀起的要求教权俗权不分轩轾、各自为政的“君权派”来说，“教皇派”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但仍然有人起来为教皇制度申诉辩护，其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士特立安夫(Augustinus Triumphus)。1322年，他曾写过一本书《教权最高论》(Summa 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坚持鼓吹“教皇至上”的陈词滥调，说什么“各国君王均当以臣服教皇的立场来治理国家，教皇有权将世俗君王随意贬黜，凡是不为教皇所许可的国法均不得生效，教皇不能为任何人所审判，既然上帝所决定所做的判决与教皇所做的判决必是一致的，那么甚至在上帝面前来控诉教皇也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又说“假若某位教皇失足于异端之中，他的职位便归于无效”。
“教皇派”把教皇视若神圣不可侵犯的说辞和做法早已在欧洲各国难以立足，同时，亚维农教廷的奢靡生活也更招致一般民众的非议和诟骂。
虽然教廷离开繁华的罗马而偏居一隅于亚维农，但是教廷生活开支比之在罗马却更加庞大。因为原本来自罗马的财政收入已经断绝，所以教廷不得不开辟新财源，主要就是向教民开征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甚至仿效世俗诸侯的办法卖官鬻爵，向每一位新任教会圣职的人征收”特别税“，比如有人被教皇任命为主教或神甫，新任圣职者需向教廷“奉献”其两年的年薪。教廷见此举有利可图，便增设更多的圣职职位，这样一来，税款一跃成为教廷收入的大宗。可是，这些新任主教们和神甫们不可能也无法自愿承担这些税捐，于是将税捐转嫁到各自教区内的一般教民身上，成为压在教会一般民众身上的千斤重担。如果教民缴纳捐税稍有延误，主教们便随心所欲地以革除教籍来处罚教民，此举让教民们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搞得怨声载道，民怒沸腾，导致教皇制度越发不得人心。
当然，对于教皇和教廷而言，长久地苟安于亚维农一隅并非其所愿。没有人愿意长久地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之下，也没有人愿意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况且，在教廷看来，只有罗马城才是教廷祖上传下来的独一无二的“永久基业”，只有罗马城才是教廷的“永存之城”，只有罗马城才能配得教廷的尊荣。不管谁当教皇，不管教皇属于哪一个国籍，也不管教皇本人内心愿意不愿意，他的最大“政治任务”就是要带领教廷离开偏安的亚维农，返回罗马故都，就象当年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七十年之后必须返回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一样。可是，法国乐得挟教皇以令诸侯，怎肯随随便便地放走教皇这条大鱼呢？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法国国王已经换了几茬。到了1353年，时任教皇英诺森六世(Innocent VI)终于看到了一丝回归罗马的希望。
➕➕➕➕
我的Youtube频道：https://www.youtube.com/@tongchenseattle
本节的音频链接：https://youtu.be/O1eBZbO6_w8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节分解。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