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陳彤☀☀: 【教会史演义】第177节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兴起(一)

话说13世纪的西欧，不仅是托钵修会的修道主义精神攀上了高峰，而且一些喜好学问的托钵修会修士在各大修道院中精研神学，他们承继古代教父们的学术体系并大加发挥，有的到大学求学，有的到大学里授课，然后又回到修道院做进一步的学术研究。这种风尚流行的结果，带来基督教神学理论上又一个学术高峰期。这就是经院哲学的兴盛。

当时在西欧兴起的逻辑辩证学让神学家们拓展了眼界，他们使之结合于并服务于神学研究，形成一种新的学术，最后将一整套神学理论也推臻鼎盛。这种新的学术，就是通常所称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所谓“经院”，其实就是“修道院”，所谓“经院哲学”也就是“修道院中产生的哲学”，听上去似乎玄而又玄，但通俗简单地说，这种学问就是“用哲学上的辩证法来研究和阐述基督教神学观”而已。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中古时期的西欧，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经济上处于自然状态，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身在罗马的教皇们僭越上帝的名义，唯我独尊，成为西欧各处封建领主的万流归宗。为了巩固教皇的绝对统治，被完全世俗化的教会控制着世人一切的所言所行所思，独霸一切神学上的或世俗的学问知识。当时，一般民众以文盲居多，能识文断字者屈指可数，由教会的教士和修道院的修士垄断知识文化及其传授，蒙昧主义大行其道。六世纪的古典时期，那位曾经把“罗马大主教”升格为真正意义上的“教皇”的大神学家大贵钩利甚至说过一句让令今人听来大跌眼镜的话：“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可见，教会统治者乐见世人沉于愚昧。
不过，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世俗统治者，都明里暗里质疑教皇的权威和由教会一手遮天的知识垄断，纷纷兴教办学。后来，就连一些教会体制中的教士和修道士也不愿对来自罗马的教令唯命是从，而是不断地摸索探求新的知识，建立自己的修道学校。这些学校一般都向普通民众开放，向他们传授各种学识，比如他们在修道院内办学，传授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技能，号称“七艺”，当然培养这些技能都是以宗教生活需要为其最终目的的。除此之外，这些学校都是用古代教父的教训来教授神学，奥古斯丁和大贵钩利的神学著作是教师们最主要的参考书籍，学生们也大都循规蹈矩地跟从奥古斯丁和大贵钩利的古典神学体系。
到了11世纪末以后，教授“七艺”和古典神学的学校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高等学府，比如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法国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和英国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尤其是法国一地，其学术水平和研究成就之高大上，成为当时西欧的莘莘学子举目景仰之地。这些高等学府和各宗派修道院相结合，为经院哲学的发端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不过，神学界所知道的辩证法基本上是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活动于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治下中东地区推罗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玻菲留(Porphyry)。这两人的著作都由被译成拉丁文而受到当时罗马天主教神学界的仔细关注，其辩证法被应用于基督教神学的一般研究中，由此激发了经院哲学各派之间的最初辩论。
最初辩论是从玻菲留的学说所引起的，其主要焦点在于“名”(或称“普遍概念”或“一般概念”)和“实”(或称“个别事物”或“实在个体”)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学说。第一种学说是“唯实论”(Realism)，其根源可追溯至柏拉图思想，该学说认为一切“名”先于一切“实”而存在，“名”不依赖单个“实”而独立存在，比如：“人”作为普遍概念，在未有单个“人”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第二种学说是“唯名论”(Nominalism)，主张一切“名”不过是抽象名词，用以指明单个实体，除了在思想中存在之外，别无实体的存在。当然，还有立场界于两学说之间的学说，就是“概念论”(Conceptualism)，来自于亚里士多德思想，认为“名”和“实”同时并起，但因“名”乃因“实”而有。
这些哲学名词的内涵和外延有时含糊不清，让一般人摸不着头脑，哲学也不是笔者讨论的对象，所以对哲学不感兴趣的看官也不必深究，看不明白也没有关系，放松心情，跳过此段即可。
无论如何，从11世纪始，基督教神学界的名实之争是关于所谓“基督如何在圣餐中临到”的问题，成为早期经院哲学的先声。11世纪至12世纪这一时期的早期经院哲学，计有“四大名师”各领风骚。我们下面对这四位代表人物逐一地加以简介。
第一位名师叫安瑟伦(Anselm)。此人103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贵族家庭，年长后成了一名修道士，醉心于神学研究。1059年，他进入法国柏克(Bec)的本笃派修道院任副院长，到1063年又接任院长，并使该修道院所办之学校迅速地成为当时欧洲的神学研究中心。1093年，教廷任命他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担任该职一直到1109年去世。他被后人尊称为“最后一位教父”、“第一位经院哲学家”或“经院哲学之父”。
作为神学家，安瑟伦属于极端唯实派，他相信用正当的辩证法能证明神学中的各种真理，他在他的著作《上帝存在论》(Proslogium)一书提出“本体论”，实际上是唯实论的引证。他说，就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而言，理性的思考必须符合信仰的原则，“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他认为，上帝是万有中最大的存在，不但在实体中存在，也在思想中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只在思想中存在，那么实体与思想之间就有比上帝更大的存在，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安瑟伦用辩证法得出的结论，在当时受到唯名派的强烈反对。但是因着安瑟伦的地位和声望，唯名派在之后的两百年中一直被指为异端。
安瑟伦的另一名著是《神何故身为人？》(Cur Deus Homo?)。此书为中世纪的“赎罪论”教义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对早期教会所持的诸如“将罪之赎价付与魔鬼”等解释加以排斥，而宣言人犯罪是侮辱了神，赎价只当付给神。神的尊严荣耀因人的罪而受损，当然得索取赔偿，但人对于自己的悖逆无法赔偿，如果要赔偿，必要有具人性又具神性的那一位，有无限的价值可以奉献代为补偿。要符合这种条件，只有上帝自己降世为人。
安瑟伦一生为人虔敬热诚，坚信辩证法可以用以巩固教会所禀持的各种教理。“我相信我才能理解”，这是他的目标和态度。因在“本体论论证”、“补赎论”、“人论”、“罪的本质”和“自由意志”等神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崇高成就，到18世纪，安瑟伦被罗马教廷追封为“教会圣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