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宏伯特和弗雷德里克等人带着使团成员离开了君士坦丁堡，一路上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很快就赶回到了罗马。因为利欧九世驾崩之后，新教皇仍未选出，所以宏伯特把这次出使君士但丁堡的情况写成一份极其详尽的报告存放于教廷枢机院备案，待日后呈交新教皇审阅。
枢机院的同仁们转告宏伯特，说是红衣主教希勒得布兰正在德国美因茨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请示新教皇人选。宏伯特听罢，心中颇为不爽：“各位同仁，圣洁的教皇陛下乃是全世界教会的属灵领袖，当然也是全教会的最高元首，那些世俗皇帝既然号称是信徒，自当受教皇陛下的领导。况且教皇选举本是教会中的事情，凭什么总是要由那些世俗皇帝来授职任命呢？选举新教皇之事，希勒得布兰难道非得去寻求当今皇帝的意思吗？我们不应当妥协呀！”
大多同仁也有同感，都不胜唏嘘：“宏大主教说的是。不过，在当今形势之下，皇帝把政权教权都独揽一身，他人在德国，把持着德国教会的所有大小圣职的授职权，也时不时地干涉意大利和法国的教会，其权高势重，目前无人可以撼动。跟您宏大主教一样，希大主教心里也极为反感皇帝干涉教会教权，他此次决定去征求皇帝的意思，也是迫不得已。我等也只能为此事多多向神祷告，然后静观时局吧。”
宏伯特缓缓地点了点头，他强压一腔不满情绪，暂不再作声了。
其实，那一刻正在美因茨觐见皇帝亨利三世的红衣主教希勒得布兰，也是满腹牢骚，他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希勒得布兰跟宏伯特一样，两人都是反对皇权干涉教权、要求两权分开的教会改革派领袖。
教会改革派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从表面上来看，是要解决教会圣职授任权的问题。
这些教会圣职，该由何人选出？在封建体制中，谁有权来赋给这些圣职属灵或属世的权柄？说白了，教会圣职，包括最高的教皇一职，该由谁来指定人选？由谁来批准人选？ 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欧洲大陆正遭受蛮族的入侵，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其实权正在日薄西山，纵然象亨利三世那样崇尚武功的皇帝，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势也只能勉强支撑。各地的地方教会愈来愈受控于地方贵族的辖制，这些贵族有权有钱，既掌管宗教，又掌管世俗事务，在一些乡村教会，教会圣职往往就是教会的世俗赞助人。但在另一方面，帝国对主教区的控制却丝毫不放松，皇室直接控制各主教区的人事任命，各大主教俨然就是皇室的直接下属。
实际上，当时有着两种权威观之间的大冲突。
教会改革派持圣职圣礼观，认为圣职人员是教会的祭司(彤案：这一点并不符合圣经，其实圣经上说，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祭司的权力不应记受世俗政治制度的限制，所以，世俗的统治者们，皇帝也好，贵族也好，地方“家主”也好，都没有插手教会事务的权力，当然更不能在圣职授权问题方面凌驾于教会本身之上。
但是，世俗统治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所持的是皇权至上观。皇帝不在教会中担任圣职，属于一介平信徒，但是，皇帝自命是君权神授，他能坐在这个世俗最高之位上，是受上帝膏立的，所以，借着上帝的膏立，皇帝从一介平信徒奇妙地上升到了祭司的地位。皇帝甚至认为，他以王的身份统治帝国，代表着或象征着基督在统治世界。皇帝完全可以把象征属灵权柄的手杖和戒指来授给圣职人员。这样一来，他对世界的统治也包括对教会的统治，一切似乎都合理化了。
皇帝究竟是平信徒，还是教会中的祭司，甚至是最大的祭司？若他只是平信徒，就不能霸占着圣职授任权。教会改革派与皇权派的冲突焦点就在这里。
亨利三世本人对宗教颇为虔诚，但也已经习惯于对教会事务指手画脚，他认为由他来掌管教会的高级圣职的授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选定任命教皇也是他的份内之事。教会改革派虽然明知亨利三世恃势干涉圣职任命之不对，但面对横行霸道的皇帝，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希勒得布兰大老远地从罗马来美因茨向亨利三世请示新教皇人选，也是万般无奈的事情。人在强权下，不得不低头。
大多同仁也有同感，都不胜唏嘘：“宏大主教说的是。不过，在当今形势之下，皇帝把政权教权都独揽一身，他人在德国，把持着德国教会的所有大小圣职的授职权，也时不时地干涉意大利和法国的教会，其权高势重，目前无人可以撼动。跟您宏大主教一样，希大主教心里也极为反感皇帝干涉教会教权，他此次决定去征求皇帝的意思，也是迫不得已。我等也只能为此事多多向神祷告，然后静观时局吧。”
宏伯特缓缓地点了点头，他强压一腔不满情绪，暂不再作声了。
其实，那一刻正在美因茨觐见皇帝亨利三世的红衣主教希勒得布兰，也是满腹牢骚，他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希勒得布兰跟宏伯特一样，两人都是反对皇权干涉教权、要求两权分开的教会改革派领袖。
教会改革派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从表面上来看，是要解决教会圣职授任权的问题。
这些教会圣职，该由何人选出？在封建体制中，谁有权来赋给这些圣职属灵或属世的权柄？说白了，教会圣职，包括最高的教皇一职，该由谁来指定人选？由谁来批准人选？ 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欧洲大陆正遭受蛮族的入侵，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其实权正在日薄西山，纵然象亨利三世那样崇尚武功的皇帝，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势也只能勉强支撑。各地的地方教会愈来愈受控于地方贵族的辖制，这些贵族有权有钱，既掌管宗教，又掌管世俗事务，在一些乡村教会，教会圣职往往就是教会的世俗赞助人。但在另一方面，帝国对主教区的控制却丝毫不放松，皇室直接控制各主教区的人事任命，各大主教俨然就是皇室的直接下属。
实际上，当时有着两种权威观之间的大冲突。
教会改革派持圣职圣礼观，认为圣职人员是教会的祭司(彤案：这一点并不符合圣经，其实圣经上说，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祭司的权力不应记受世俗政治制度的限制，所以，世俗的统治者们，皇帝也好，贵族也好，地方“家主”也好，都没有插手教会事务的权力，当然更不能在圣职授权问题方面凌驾于教会本身之上。
但是，世俗统治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所持的是皇权至上观。皇帝不在教会中担任圣职，属于一介平信徒，但是，皇帝自命是君权神授，他能坐在这个世俗最高之位上，是受上帝膏立的，所以，借着上帝的膏立，皇帝从一介平信徒奇妙地上升到了祭司的地位。皇帝甚至认为，他以王的身份统治帝国，代表着或象征着基督在统治世界。皇帝完全可以把象征属灵权柄的手杖和戒指来授给圣职人员。这样一来，他对世界的统治也包括对教会的统治，一切似乎都合理化了。
皇帝究竟是平信徒，还是教会中的祭司，甚至是最大的祭司？若他只是平信徒，就不能霸占着圣职授任权。教会改革派与皇权派的冲突焦点就在这里。
亨利三世本人对宗教颇为虔诚，但也已经习惯于对教会事务指手画脚，他认为由他来掌管教会的高级圣职的授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自然选定任命教皇也是他的份内之事。教会改革派虽然明知亨利三世恃势干涉圣职任命之不对，但面对横行霸道的皇帝，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希勒得布兰大老远地从罗马来美因茨向亨利三世请示新教皇人选，也是万般无奈的事情。人在强权下，不得不低头。
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三世，一手拿皇权，一手拿教权
好在希勒得布兰精明机智，尤善审时度势，也善于跟各个方面周旋应酬。他见到亨利三世时，就主动提出了一个他认为亨利三世不会反对的教皇人选。这个人选就是当时德国艾希施泰特教区(Eichstätt)大主教葛布哈德(Gebhard)。葛布哈德本是亨利三世家族的皇亲，对亨利三世言听计从，也是亨利三世的国策顾问和宗教顾问。所以，当亨利三世听到希勒得布兰荐举葛布哈德为教皇，他自然乐得顺水推舟，二话没说就首肯同意了。
那葛布哈德接到亨利三世的谕旨，便离开德国，到罗马走马上任来了。
1055年4月，葛布哈德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正式坐上教皇宝座，取号为“威克多二世”(Victor II)。
威克多二世跟宏伯特和希勒得布兰这些教会改革派人士关系融洽，对教廷枢机院的红衣主教们都表亲善和蔼，但是，威克多二世更多地却是对亨利三世忠心耿耿，如果教会改革派人士论及皇帝干涉教会的事情，威克多二世立马就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一边，为皇权辩护。宏伯特和希勒得布兰等人也无计可施，只好隐忍再隐忍。
1056年10月，亨利三世突然驾崩，年仅6岁的太子亨利四世(Henry IV)登基当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亨利三世的妻子、皇太后艾格尼丝(Agnes)垂帘听政。教会改革派人士都以为这是废除皇权干涉的大好时机，都建议威克多二世修书给皇太后，要求把圣职授任之权归还于教皇。威克多二世却大摇其头，不遗余力地保护皇帝和皇太后这一对幼儿寡母。正是靠着威克多二世的偏袒，亨利四世的皇位才得以稳固。
不过，不到一年，威克多二世也辞世而去。
这一下子，这块硕大的绊脚石终于被挪开了，教会改革派又迎来了一个不可再失的大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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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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