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6日星期三

【教会史演义】第101节 半伯拉纠主义,半奥古斯丁主义

 
奥古斯丁生前已在西方教会中确立了其神学大师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后,他对整个西方教会的影响仍然巍峨不倒,但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毫无保留地赞同其神学思想,他一生与伯拉纠主义斗争而形成的恩典预定论等思想虽然获得西方教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可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从以前的讲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自二世纪起至五世纪初,身处西方的非洲众教会确实是理智超群,人才辈出,从特土良一直到奥古斯丁的一系列非洲裔神学大师联成了西方教会基督教神学思想界所万众瞩目的领导人物群。可是到了五世纪上半叶,野蛮的汪达尔人揎拳裸臂,耀武扬威地直捣非洲北部,所到之处,包括教会会众在内的黎民百姓横遭蹂躏,教堂和文物遽成废墟。因着客观环境的严重恶化,非洲在基督教神学思想界的领导地位也渐渐失去,其地位慢慢地由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南方地区取而代之。与奥古斯丁思想发生直接冲突的也正是集中在这个地区。
第一位起来反对奥古斯丁主义的是高卢地区的神学家兼修道家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此人曾游历帝国东方,先在屈梭多模手下当过执事,后又到埃及拜访那些建在沙漠中的修道院,学习取经之后他就把埃及修道院的苦修制度带回到了当时的高卢地区,并在这里大加推广,约415年,他在高卢南部的马赛(Marseille)创设男女修道院各一所。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毕生投入在修道院中,实践不辍,人称他是“苦行者约翰”(John the Ascetic)。
因为伯拉纠主义者主张“人无原罪,自我救赎”,可以靠个人的努力来获得上帝的拯救,而奥古斯丁主义者则主张“人人有原罪,完全靠神的恩典才能得救,而且神已预定得救的人数”。苦行者约翰虽然不赞同伯拉纠主义,但他也不赞同奥古斯丁主义,约429年,他采取与埃及修道士对话的形式写成一本书《对话录》(Conferences),在书中他做出如下结论﹕“人的意志常是自由的,它对于上帝的恩典有时忽略,有时悦服。”意思是说,上帝虽然预定得救人数,但有人可以忽略神的恩典而不能得救。
第二位起来反对奥古斯丁主义的也是一位高卢人,名叫文森特(Vincent),是高卢南部勒兰(Lerins)地区的修道士,他在434年写了一本书叫《警告》(Commonitorium),他在书中虽未直接点名道姓地指责奥古斯丁,但明显是在攻击他的神学思想,他说奥古斯丁的恩典预定论既没有圣经为根据,也没有历代教父遗传教导为根据,全是奥古斯丁一个人的凭空臆造。
第三位反对奥古斯丁主义的人仍然来自高卢南部,名叫浮士德(Faustus),此人曾任勒兰修道院院长,后来又任里耶(Reiz)主教。他于474年写了一篇论文,承认人有原罪,却主张人仍是有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而“作成得救功夫”,恩典是上帝的应许和警戒,并非是转化人心的能力。
苦行者约翰﹑文森特﹑浮士德,此三者后来被人称为“半伯拉纠主义的三个代表”。其实,他们的神学思想与奥古斯丁主义的相似性比相异性更多,理应称为“半奥古斯丁主义”可能更为贴切。理由是,他们只是不同意奥古斯丁的关于救恩预定论和恩典不可被拒绝的道理,他们所担忧的是,奥古斯丁的说法会给一般教会信众一个错误信息,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神已经预定谁得救谁不能得救,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必要努力去做讨神喜悦的好行为呢﹖大家完全可以躺在床上睡大觉,可以没有责任心,可以在追求公义的生活上松懈偷懒。尤其这三个代表都是主张禁欲苦修的修道士,更强调个人的严于律己,更强调过圣洁公义的基督徒生活,他们自然会对由奥古斯丁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消极人生态度而深表顾虑。
同一时代的一件有趣现像是,与半伯拉纠主义的三个代表意见相左而倾向于奥古斯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出现在高卢南部,此人名叫该撒留(Caesarius)。该撒留也曾在勒兰修道院修道,502年,他出任高卢南部小城阿尔勒(Arles)的主教,此后一干便是40年。
该撒留生活在一个政治社会大动荡时代,高卢南部时有蛮族侵略,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都纷纷耀武出兵以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蛮族军队常常将阿尔勒城的居民掠去做人质,然后向阿尔勒市政府和居民家属狮子大开口般地强要赎金。作为阿尔勒的主教,该撒留当然不能袖手不管,他常作为市民们的代表与蛮族军人进行谈判,缴纳赎金救回人质。但该撒留的一些做法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他不仅谋救教会人士,也谋救教会外的异邦人,甚至谋救教会的敌人。该撒留则认为,异邦人与教会的敌人都是人,都有资格接受上帝的救恩,救恩可以临到基督徒,也可以临到非基督徒,他甚至认为,基督徒已经接受了神的救恩,而正是那些非基督徒才更应该有机会知道和接受上帝的救恩,而他施援手谋救非基督徒,正是要以此向非基督徒们来彰显神对罪人的怜悯和拯救。
当然,该撒留为后世所最关注的倒不是他的那些救援行动,而是他对半伯拉纠主义一派的最后终结。529年,他在俄冉遮(Orange)小城召集并主持了一次区域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出席的主教们也不是名声显赫,但你别小看这次会议,因为它最后做出一些决议,决议内容经当时的罗马大主教波尼法修二世(Boniface II)所批准,其中一些规条成为基督教正统教义。
俄冉遮会议第25规条大意是说﹕“根据大公教会的信仰,我们相信通过洗礼而得到了恩典,所有受洗之人可以而且应该借着基督的帮助和合作来完成承受救恩所必需的责任,条件是他们心甘情愿来诚实地努力作工。至于说神的大能也预定了谁是邪恶者,这种说法我们不仅不相信,而且要加以诅咒。我们也坦陈和相信,我们的灵魂得以为善,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自己为善,而是后来借着神大施怜悯的帮助才得以为善,是神自己起初以信和爱来激励我们,为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这次会议主张,我们人在原罪压迫之下而失落了归向上帝的一切力量,除非有圣灵及其工作临到我们心中,不然我们甚至连想得释放的意愿也没有,我们只有借着白白的恩典﹑圣灵的感动才有得释放的意愿,才能“来领圣洗的新生”。
俄冉遮会议决议虽然保留和保护了奥古斯丁的许多主要思想,但条文的行文委婉柔和了不少,也特意避开了一些很容易引起争执的说法。它强调说“接受恩典是与领受洗礼密不可分”,把接受恩典“圣礼化”,给人一种“接受了洗礼就是接受了恩典”的错觉。
不管怎么样,该撒留所主持的俄冉遮会议以决议的方式定“半伯拉纠主义”为异端,虽然在以后的每个世纪中,半伯拉纠主义没有绝迹,仍然在教会思想中时有起伏,但这条大龙已经被剥了皮抽了筋,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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