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歧异,更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客居异国的犹太人逐渐不受欢迎。歧视、奴役,进而迫害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公元八世纪以降,欧洲大地上就开始笼罩着一层阴霾。西班牙率先打开了迫害犹太人的潘多拉魔盒,颁布法令将犹太民众贬为奴隶。紧随其后,法兰西的土地上燃起了无情的火焰,吞噬着无辜的犹太生命。1179年,天主教第三次拉特兰会议(The Third Council of the Lateran)首次以教会法规的形式,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同住一处。此后,这股歧视之风席卷欧洲。不列颠岛上的反犹浪潮愈演愈烈,当1189年,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加冕为王的钟声敲响时,却伴随着犹太人的哭声和哀嚎。最为悲壮的一幕发生在约克城。据记载,约1500名因受迫害而陷入绝境的犹太人,在绝望与信仰的双重驱使下,做出了令人心碎的抉择,他们先是痛苦地结束自己妻儿的生命,随后在熊熊烈火中选择了集体赴死,这些灵魂后来被集体埋于约克城的宫庭附近。1291年,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曾下令驱逐16万名犹太人出境。1358年,法国也采取了全面驱逐犹太人的政策。
中世纪的欧洲,基层教士的迷信宣传与普通教徒的蒙昧认知交织在一起,将犹太民族塑造成一个被上帝唾弃的族群。这种偏见如同滚雪球般,在历史的坡道上越滚越大,最终酿成了一桩桩惨剧。1321年,当麻疯病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时,一个荒诞的谣言开始流传:犹太人唆使麻疯病患者向井中投毒。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却成为了无数犹太人惨遭酷刑与屠戮的借口。他们的家园被洗劫一空,积累的财富尽数落入地方当局之手。更为悲痛的是1348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这场瘟疫夺走了四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然而犹太人却因其优良的医疗传统、严格的卫生习惯,以及被刻意地隔离,却能幸免于难。讽刺的是,这种相对的幸运却为他们招来更大的灾难。蒙昧的人们不去探究其中的科学原因,反而编造出犹太人与魔鬼勾结、散播瘟疫的荒谬说辞。宗教狂热加上愚昧偏见,致使成千上百的犹太人惨遭杀害,他们世代生活的社区也化为灰烬。
欧洲人对犹太民族的偏见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既然他们是社会上的“异质”、人体上的“肿瘤”,隔离更须加强,以防止其“扩散”。于是,一个个“隔都”(ghetto)如同孤岛般在欧洲各地崛起,成为历史上最为惨痛的隔离制度之一。
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率先在城中铸造枪炮厂周围辟出一片街区,用高墙将其与外界隔绝,强迫所有犹太居民迁入其中。1555年,罗马教皇保罗四世更是颁布严令,要求所有生活在罗马及教皇统治地区的犹太人必须佩戴特殊标志,禁止他们与天主教徒往来,并将其束缚在被严格划定的居住区内。
随着时光流逝,这些“隔都”内的人口不断增长,却始终被禁锢在原有的范围之内。犹太人后来也情愿住进格托区,这样可免于与外族混杂,也便于保持犹太人独有的风俗习惯和保障生活的安全。不过,狭窄的居所内,人满为患,卫生环境恶劣,火灾隐患重重。历史记载中,多少次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些拥挤的角落。按照教廷法令,每个“隔都”仅允许设置一个大门,而看守大门者必须是基督徒,讽刺的是,他们的工资却要由被监管的犹太人支付。每当夜幕降临,或在安息日、犹太节日与基督教节日期间,这些大门都会紧闭,宛如一道道无声的枷锁,将犹太人与外界社会彻底隔绝。到了14、15世纪,隔离制度已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远在东欧的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也纷纷划定犹太人居住区,将他们圈禁其中。
这些“隔都”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禁锢,更是对一个民族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全方位压制。那些高墙不仅阻隔了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也成为了人性之墙、文明之耻,在历史的天空下投下了漫长而深重的阴影。
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广为人知,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隔离政策可谓如出一辙。追溯至11世纪的埃及开罗,犹太人便被迫聚居一隅。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命运与欧洲“隔都”中的同胞别无二致,被迫居于封闭之所。在波斯、阿富汗等地,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被高墙环绕,他们甚至无权在围墙之外经商谋生。摩洛哥堪称穆斯林世界中最早且最严苛实施隔离政策的国度。早在1280年,非斯(Fez)古城的犹太居民就被强制迁入城南的隔离区。这片区域,不仅有高墙围护,更有军士把守。这一制度延续至20世纪初才逐渐消亡。而在也门,1679年,世代生活于此的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迁往郊区特定地带安居,这种隔离状态竟延续至今。总之,在犹太人流散的漫长岁月中,几乎所有他们落脚的国度都延续并强化了这一排斥传统。
中世纪的欧洲,基层教士的迷信宣传与普通教徒的蒙昧认知交织在一起,将犹太民族塑造成一个被上帝唾弃的族群。这种偏见如同滚雪球般,在历史的坡道上越滚越大,最终酿成了一桩桩惨剧。1321年,当麻疯病的阴影笼罩欧洲大地时,一个荒诞的谣言开始流传:犹太人唆使麻疯病患者向井中投毒。这个毫无根据的指控,却成为了无数犹太人惨遭酷刑与屠戮的借口。他们的家园被洗劫一空,积累的财富尽数落入地方当局之手。更为悲痛的是1348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这场瘟疫夺走了四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然而犹太人却因其优良的医疗传统、严格的卫生习惯,以及被刻意地隔离,却能幸免于难。讽刺的是,这种相对的幸运却为他们招来更大的灾难。蒙昧的人们不去探究其中的科学原因,反而编造出犹太人与魔鬼勾结、散播瘟疫的荒谬说辞。宗教狂热加上愚昧偏见,致使成千上百的犹太人惨遭杀害,他们世代生活的社区也化为灰烬。
欧洲人对犹太民族的偏见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既然他们是社会上的“异质”、人体上的“肿瘤”,隔离更须加强,以防止其“扩散”。于是,一个个“隔都”(ghetto)如同孤岛般在欧洲各地崛起,成为历史上最为惨痛的隔离制度之一。
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率先在城中铸造枪炮厂周围辟出一片街区,用高墙将其与外界隔绝,强迫所有犹太居民迁入其中。1555年,罗马教皇保罗四世更是颁布严令,要求所有生活在罗马及教皇统治地区的犹太人必须佩戴特殊标志,禁止他们与天主教徒往来,并将其束缚在被严格划定的居住区内。
随着时光流逝,这些“隔都”内的人口不断增长,却始终被禁锢在原有的范围之内。犹太人后来也情愿住进格托区,这样可免于与外族混杂,也便于保持犹太人独有的风俗习惯和保障生活的安全。不过,狭窄的居所内,人满为患,卫生环境恶劣,火灾隐患重重。历史记载中,多少次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些拥挤的角落。按照教廷法令,每个“隔都”仅允许设置一个大门,而看守大门者必须是基督徒,讽刺的是,他们的工资却要由被监管的犹太人支付。每当夜幕降临,或在安息日、犹太节日与基督教节日期间,这些大门都会紧闭,宛如一道道无声的枷锁,将犹太人与外界社会彻底隔绝。到了14、15世纪,隔离制度已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甚至远在东欧的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也纷纷划定犹太人居住区,将他们圈禁其中。
这些“隔都”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禁锢,更是对一个民族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全方位压制。那些高墙不仅阻隔了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也成为了人性之墙、文明之耻,在历史的天空下投下了漫长而深重的阴影。
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广为人知,伊斯兰世界,对犹太人的隔离政策可谓如出一辙。追溯至11世纪的埃及开罗,犹太人便被迫聚居一隅。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地区,犹太人的命运与欧洲“隔都”中的同胞别无二致,被迫居于封闭之所。在波斯、阿富汗等地,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被高墙环绕,他们甚至无权在围墙之外经商谋生。摩洛哥堪称穆斯林世界中最早且最严苛实施隔离政策的国度。早在1280年,非斯(Fez)古城的犹太居民就被强制迁入城南的隔离区。这片区域,不仅有高墙围护,更有军士把守。这一制度延续至20世纪初才逐渐消亡。而在也门,1679年,世代生活于此的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迁往郊区特定地带安居,这种隔离状态竟延续至今。总之,在犹太人流散的漫长岁月中,几乎所有他们落脚的国度都延续并强化了这一排斥传统。
19世纪末意大利水彩画家和摄影师埃托雷·罗斯勒·弗朗茨(Ettore Roesler Franz)的《消失的罗马》系列组画中的一张:罗马犹太人的“隔都”。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客居的犹太人被规定住在“隔都”,很多传统工作也不容他们染指,比如农耕工作一概不被允许。犹太人不得不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在夹缝中求生存,很多人从事商贩和放贷等少数非传统行业。凭借自身卓越精明的才干和勤俭持家的传统,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崭露头角,成为行家中的翘楚,精通跨国贸易。他们中不少人也渐渐地发家致富,甚至常常成为欧洲客居国统治者和宗教精英们的债主。出于嫉妒与仇恨,世俗统治者和天主教会主教们常以各种借口剥夺犹太人的财富,这不仅帮助他们解决了因穷兵黩武或花天酒地所带来的债务问题,也满足了他们自己的“红眼疾”。而客居国的普通百姓由于缺乏见识,也往往将富有的犹太人视为斗争目标,却不知他们自己的悲苦命运源自何处。
富有的犹太人一方面被视为客居国各种问题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统治者们赖以收取赋税的重要对象。这些统治者既要排斥他们,又不得不利用他们。以法国为例,1182年至1321年期间,他们曾4次驱逐犹太人,但每次又将他们召回。1322年,他们再次将犹太人驱逐。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打响,英法双方因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而耗尽国库。1361年,法王约翰二世(John II of France)被英国俘虏。作为英格兰的囚徒,约翰仍然被给予王室特权,让他继续能够享有尊贵的生活。当时法兰西因为失去国王而濒临崩溃,当全国上下不计代价为赎金筹钱时,约翰却在英国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根据约翰囚禁时的帐册显示,他购买了大量的马匹、宠物、服饰,还供养一名占星家和一支宫廷乐队。为了筹措赎金,法国才重新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让他们当法王的纸醉金迷买单。
居住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是英国王室盘剥勒索的对象。1066年,诺曼底人占领英格兰并建立诺曼底王朝(House of Normandy),这也成为了犹太人进入英国历史的起点。到达英格兰的犹太人大多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摩洛哥,他们开始学会使用诺曼语(Normaund)交流。在英国,犹太人的境遇与在欧洲大陆并无二致,被视为“宫廷奴仆”,需向领主定期纳税并效忠。12世纪前后是英国犹太人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积极协助英王筹集资金,增添国库财富,作用不可小觑。当时英国仅有2500户犹太人,占全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一,但他们交纳的税款竟占总税收的七分之一!然而,即便如此,犹太人仍逃脱不了英国统治者的迫害。1290年,爱德华一世颁令将全国16000名犹太人驱逐出境,此举在西欧中世纪引发了空前规模的犹太人驱逐运动。遭此毒手的犹太人不得不潮水般流散至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大部分财产最终也沦为英国国王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