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色列演义】第17节 至暗岁月：他们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自中世纪始，散居欧洲的犹太族群宛如一条分岔的江河，渐渐地自然地形成了两大支脉：一支沿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绵延至北非与中东，被称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另一支则向北迁徙，在北欧与东欧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这两支犹太族群，如同同根生发的橄榄枝，在不同的土地上各自绽放出独特的文化之花。
却说在15世纪时，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约有30万塞法迪犹太人。然而，随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这片曾经宽容多元的土地开始发生剧变。当天主教军队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西班牙政权后，犹太民众面临了一个严酷的抉择：要么皈依天主教，要么离开故土，否则将面临无审判的处决。1492年3月21日，西班牙的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和费尔南多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颁布《阿尔罕布拉法令》(Alhambra Decree)，该法令命令在当年7月31日前驱逐该半岛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法令下达后，有约20万犹太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被称为“玛拉诺”(Marrano)，他们表面上改宗天主教，但仍暗中保留犹太教信仰。西班牙政府当然对这些人的改宗疑心重重，于是派宗教裁判所来监视这些玛拉诺人的改宗是否真诚。到了3年之后的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纽一世(Manuel I)亦效仿西班牙，强迫犹太人改宗。不过，仍有4万到10万犹太人坚持信仰，不愿改宗，他们被迫踏上流亡之路。这些背井离乡的游子如同散落的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有的北上至北非马格里布(Maghreb)，有的西渡至荷兰、英国、法国和波兰，更有甚者远赴新大陆，在拉丁美洲开辟新天地。其中最大的一支流向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地，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ki)和布尔萨(Bursa)等大城市建立了繁荣的社区。特别是位于希腊境内的帖撒罗尼迦，连同马耳他的犹太社区，都成为了塞法迪文化的璀璨明珠。
不过，还是有很多塞法迪犹太人选择了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玛拉诺”，以改变信仰为代价换取生存的机会。这种命运也降临在那些迁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犹太人身上。随着时间推移，塞法迪犹太人在北非扎根，逐渐成为当地犹太社区的主体；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土耳其、叙利亚、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他们的足迹同样遍布，为这些地区的犹太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历史上，塞法迪犹太人主要使用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然而，在他们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后，这些语言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语言：拉迪诺语(Ladino，也叫犹太西班牙语)，这种独特的语言，属于拉丁语族，融合了希伯来语和亚兰语的元素，同时也受到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以及少量希腊语的影响。
至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则以其独特的意第绪语(Yiddish)文化和祈祷传统在犹太历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故事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当时一些富有经商头脑的犹太商人追随罗马军团的脚步，来到了日耳曼尼亚这片陌生的土地。然而，今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主要源流，是那些从中东被迫迁徙或自愿移居到南欧的古代犹太先民。这些先民在南欧扎根立足，建立了蓬勃发展的犹太社区。及至中世纪中后期，他们的后裔又陆续北迁，在法国北部和德意志低地等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基督教公国的领地上开辟了新的家园。与此同时，从巴比伦、波斯和北非等地迁徙而来的犹太移民，也为这个群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既有来自中东的古老基因，也有欧洲本土的血脉。这种独特的混合源于他们的祖先与当地非犹太欧洲人的通婚融合的结果。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说的意第绪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其语言结构成份相当复杂，很可能是闪语、斯拉夫语或拉丁语的混合体语言。

来自意大利西岸里窝那(Livorno)的格拉纳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社区)于16-17世纪来到突尼斯，并成为突尼斯拥有合法特权的经济少数群体。图片来自网络

16世纪初，一些塞法迪犹太人难民以“玛拉诺”人的身份，辗转经荷兰来到德国的汉堡和阿尔托纳。在这里，他们又逐渐将阿什肯纳兹的宗教仪式融入自己的传统，创造出独特的文化交融，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便是德国犹太裔女商人兼日记作家哈默尔恩的格吕克尔(Glückel of Hameln)，她用其母语西意第绪语(Western Yiddish)写成的回忆录详细描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德国犹太人的生活，已成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和语言学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犹太人中另有一支先驱者远渡重洋，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了这片新土地上第一个有组织的犹太社区，并树立起第一座犹太教堂，为后来的移民开辟了道路。

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两大族人，虽流向不同，却依然是同源之水。这两大支系虽各自发展出独特的文化特色，与所在地区的人群建立起深厚的联系，阿什肯纳兹人融入了中欧文化的韵律，塞法迪人则汲取了西班牙与阿拉伯文明的精华，但是，两大支系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共同的信仰之火，相同的血脉之根，以及绵延不断的往来迁徙，使这两支犹太群体从罗马帝国末期直至今日，始终维系着统一的文化认同与宗教信仰。然而，历史的长河并非总是平静地流淌。这两大支系都曾经历过无数次磨难，1290年的英格兰驱逐令也好，1492年的西班牙驱逐令也好，都让这个民族经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与考验。
当然，除了欧洲的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族群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如生活在西亚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以及定居在也门的也门犹太人等。
在16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犹太人虽然在政治地位仍然处于受歧视的状态，但是在经济上，犹太人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当时，在荷比卢等国所在的尼德兰地区(Netherlands)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相当发展，城乡经济日益繁荣。然而,由于受到统治国西班牙封建专制政权的严酷压迫，该地区又爆发了反天主教会和西班牙统治的“圣像破坏运动”。随后，有人组织了海上和陆上游击队,对敌方进行破坏打击。1572年，北方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运动。1581年，北方各省宣布成立联省共和国,以荷兰省为中心。1609年,西班牙终于被迫与荷兰签订了为期12年的停战协议,承认了荷兰的独立地位。这场所谓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居住在荷兰的犹太人的经济贸易活动。例如，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41人委员会中，有37人是犹太人。此外，犹太人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其股东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荷兰海外贸易的繁荣，与犹太人的贡献密不可分。
到了18世纪，欧洲犹太人面临更多的契机。在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浪潮冲击之下，犹太人思想开始活跃，有了要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念。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也确实赋予犹太人解放政策，当时有口号说“犹太民族可以在法国找到一个耶路撒冷”。从此后到19世纪6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的犹太人纷纷走出“隔都”，获得解放，甚至融入社会、跟其他民族一样平等地参与活动。
在这片新的历史天空下，一股思乡情怀如涓涓细流在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心中涌动。“回归锡安”这一个千年呼声，犹如远方的召唤，在他们心中激荡。这份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这种对家园的执着向往，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