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34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开始颁布《查士丁尼法典》。545年，他增颁了一项法令，规定教会所属土地上的犹太教堂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权利。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下令将犹太教堂改建为基督教堂的拜占庭皇帝。在查士丁尼的法典中，犹太人与异教徒、异端者被归为同类，北非地区的所有非基督教礼拜场所都被勒令关闭。虽然这项法令几乎未能得到全面执行，却为后世侵犯犹太教堂权益、模糊犹太人与其他非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开创了先例。这一现象生动地展现了拜占庭帝国的实际政策与执法能力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法律地位上，犹太人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游离于基督教主流与其他非基督徒之间。查士丁尼规定犹太人的逾越节必须从属于基督教的复活节，当逾越节早于复活节时，犹太人被迫推迟庆祝。在司法领域，虽然犹太人原本被禁止为基督徒作证，但查士丁尼在537年做出让步，允许他们在涉及国家的案件中为基督徒作证，这是其他非基督教群体所无法享有的特权。这一妥协反映了国家在维护教义权威与追求实际利益之间的权衡。
查士丁尼还深入继续干预犹太教内部事务。553年，他颁布法令要求公开诵读摩西五经时必须使用通俗语言而非希伯来语，并全面禁止诵读犹太教经典之一、口传妥拉的《米书拿》(Mishnah)。这样一来，查士丁尼不仅限制了犹太人的宗教自由，还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以强化“理论上，没有哪个领域不属于帝国的立法权”这一原则。然而，查士丁尼的限制却执行不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士丁尼的压制政策却意外促进了犹太文化的创新发展，犹太文化和礼拜仪式却因此显著发展。为了规避禁令，犹太学者创作了充满智慧的诗歌作品《帕伊塔尼姆》(paytanim)，在其中巧妙地融入了《米书拿》的内容。由于这种新的表达形式未被法典明确禁止，反而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蓬勃发展，这展现了犹太人宗教文化所具备的顽强的生命力。尽管《查士丁尼法典》在拜占庭帝国一直有效到公元9世纪，但在查士丁尼之后的拜占庭统治时期，拜占庭政府普遍对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持相当宽容的态度。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法律地位上，犹太人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游离于基督教主流与其他非基督徒之间。查士丁尼规定犹太人的逾越节必须从属于基督教的复活节，当逾越节早于复活节时，犹太人被迫推迟庆祝。在司法领域，虽然犹太人原本被禁止为基督徒作证，但查士丁尼在537年做出让步，允许他们在涉及国家的案件中为基督徒作证，这是其他非基督教群体所无法享有的特权。这一妥协反映了国家在维护教义权威与追求实际利益之间的权衡。
查士丁尼还深入继续干预犹太教内部事务。553年，他颁布法令要求公开诵读摩西五经时必须使用通俗语言而非希伯来语，并全面禁止诵读犹太教经典之一、口传妥拉的《米书拿》(Mishnah)。这样一来，查士丁尼不仅限制了犹太人的宗教自由，还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以强化“理论上，没有哪个领域不属于帝国的立法权”这一原则。然而，查士丁尼的限制却执行不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士丁尼的压制政策却意外促进了犹太文化的创新发展，犹太文化和礼拜仪式却因此显著发展。为了规避禁令，犹太学者创作了充满智慧的诗歌作品《帕伊塔尼姆》(paytanim)，在其中巧妙地融入了《米书拿》的内容。由于这种新的表达形式未被法典明确禁止，反而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蓬勃发展，这展现了犹太人宗教文化所具备的顽强的生命力。尽管《查士丁尼法典》在拜占庭帝国一直有效到公元9世纪，但在查士丁尼之后的拜占庭统治时期，拜占庭政府普遍对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人，持相当宽容的态度。
一幅描绘《以斯帖记》场景的壁画，来自杜拉欧罗普斯(Dura-Euopos)的犹太教堂，年代是约公元244年。杜拉欧罗普斯以“东方庞贝”著称，位于中东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畔，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之间
公元7世纪的拜占庭-萨珊战争(the Byzantine-Sasanian War)期间，即614年，犹太人爆发了反抗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统治的起义，这是犹太人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外邦统治者的起义，是他们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为在这片祖先的土地上争取自治而做出的最后一次壮烈尝试。起义期间，犹太军队协助波斯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并短暂获得了自治权。此外，犹太人还帮助入侵的波斯萨珊王朝成功地征服了整个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为此，拜占庭帝国各地甚至远至墨洛温王朝的法国都颁布了反犹措施。可是，暂时与波斯人联袂的犹太人好景不长，到了617年，波斯人背信弃义，撕毁了与犹太人先前订立的盟约。
当希拉克略跟犹太人谈判，许诺恢复犹太人的宗教和民事权利时，犹太人迅速倒戈，转而协助希拉克略驱逐了波斯人。629年，希拉克略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很快便下令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实际上，希拉克略是第一位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拜占庭皇帝。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拚死抵抗、不肯改宗。这样，历史再次上演了残酷的背叛丑剧：希拉克略自食其言、以怨报德，他不仅以报复的心态下令对犹太人实施大规模屠杀，更是将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犹太社区付之一炬。在这场浩劫中，无数犹太人被迫逃往埃及地区。这场悲剧在犹太人的记忆之中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悲歌。
公元638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奥玛尔哈里发(Caliph Omar)带领穆斯林大军横扫黎凡特(Levant)地区。黎凡特地区大致包括地中海东岸、托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西亚地区。这一年，奥玛尔率军攻陷耶路撒冷，终结了基督教帝国在此地的统治。城中的犹太人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巴勒斯坦这片曾经的圣地再次迎来新的统治者。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大约是在15万至40万。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仍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然而，随着阿拉伯游牧部落的不断迁徙，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阿拉伯人渐成多数。到了692年，哈里发阿布杜勒·马利克(Caliph Abdul Malik)在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山)上建起了金碧辉煌的圣石圆顶寺(Dome of the Rock)。据以色列考古学家考证，这里正是昔日犹太圣殿的旧址。几年后，哈里发瓦利德二世(Caliph Walid II)又在圣石圆顶寺南侧，修建了庄严肃穆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伊斯兰统治者深谙耶路撒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特殊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他们对辖区内的非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犹太社区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复兴。奥玛尔哈里发当政时不仅解除了延续500年之久的禁令，更鼓励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定居。犹太人终于能够自由地踏入这座对他们而言最神圣的城市，在此向神虔诚地祷告。
可惜，这样的自由转瞬即逝。到了公元717年，新的政策对非穆斯林施加了诸多限制，犹太人的处境再度恶化。比如：沉重的农业税负如同无情的枷锁，迫使无数犹太农民告别世代耕耘的田园。他们怀着惆怅的心情，踏上通往城镇的路途。然而，社会与经济的双重歧视犹如无形的高墙，再次将这些游子推向远方，使他们不得不含泪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尤其是第8-9世纪期间爆发的穆斯林内战更是将众多犹太人驱离这片土地。这种情景极似《耶利米哀歌》(1:1-3)所描述的那样：“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她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诡诈待她，成为她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她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她的都在狭窄之地将她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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