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车轮驶进19世纪下半叶时，施莱马赫的神学和黑格尔哲学已成不弹古调，丧失了吸引力。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惊动世界的《物种起源》，进化论成了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所谓起源于共同祖先的演化，成了对自然界多样性的一项重要“科学解释”。1863年，英国生物学家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采用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进一步阐述人猿间的近亲关系，提出了“人猿同祖说”。进化论直接否定了圣经教导的神创论，“人猿同祖说”直接否认了圣经上关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教导。要命的是，人们都相信进化论和人猿同祖是科学，真让基督教神学雪上加霜。
不过，在德国神学界也有人竭力用科学发现和历史研讨的“新知识”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护教式的综合，此人就是德国新教开明派神学家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
里奇尔于1822年出生于柏林，其父是柏林圣玛丽教堂的牧师，后担任波美拉尼亚总督察和福音派主教。里奇尔本人青年时代曾就求学于波恩、哈雷、海德堡和图宾根等几所大学。在哈雷大学，里奇尔喜读黑格尔学派著作，1845年，他又成为图宾根学派的追随者，翌年，他写作出版了一部书，在书中，他考证说：圣经《路加福音》是基于伪经《马吉安福音》写作而成，此点与新图宾根学派领袖鲍尔的说法不谋而合。不过，1857年，里奇尔最重要的著作《古代大公教会起源》(Origin of the Old Catholic Church)出了第二版，从此跟新图宾根学派一刀两断。鲍尔等人用黑格尔的三段论来诠释初代教会的发展史实，说什么彼得派是“正论”、保罗派是“反论”，在里奇尔看来，这些实在是无稽之谈。里奇尔认为，初代各教会中间存在着不同派别的神学见解，这是事实，但是各派都尊耶稣为主，在根本上就是合一的，不存在什么正论反论；基督教会并不是产生于一个空洞虚无的世界，当时的世界已经充满各种宗教、各种哲学、各种文化制度和思想；基督教最纯朴的原始的真理信仰从异邦世界脱颖而出，并非仅是因缘际会，更是上帝奇妙的预备，其结果造就了初代教会的神学思想和教会制度。里奇尔主张，充分使用历史批评学的工具来检视初代教会社团和历史上的耶稣的真实。
1846年，里奇尔在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执教；到了1864年，又转入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担任神学教授。在哥大，里奇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演讲。从其演讲内容可以看出，他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以道德的感觉作为实际感觉的根据，否认属于理性的知识具有绝对性”。同时，他又受到施莱马赫思想的影响，“以宗教意识作为信仰的基础”。不过他也认为，施莱马赫讲的宗教经验过于个人化，因为“真正的宗教经验不是在个人之内，而是在基督教社团之内，也就是在教会之内”；“宗教经验不是抽象的臆测的知识的根源，自然神学就是由臆测的哲学而来的神学，毫无价值可言”；“我们现在得到的启示是以初代教会门徒的宗教意识为媒介而得到的”；“旧约与新约都有崇高的价值，新约价值更高，因为旧约显示门徒们的宗教背景，新约记录门徒们从基督及福音所得到的意识”；“对于旧约和新约圣经中所承载的宗教意识，我们没有必要创立一种新的灵感学说来解释，只需要用正常的历史研究方法就可以足够理解”。
里奇尔大力批评经院神学和新教神学中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思辨哲学的使用，他认为这样的哲学对于神学来说太肤浅了，而且“黑格尔主义试图将所有生命都归入逻辑范畴，亚里士多德主义处理的是‘一般事物’，而忽略了自然与精神之间的根本区别；黑格尔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都不足以‘有活力’地探测宗教生活的深度”。里奇尔不认为透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来研究基督教教义，因为这些教义是上帝的启示，不能直接透过人的感知来得到答案，但是，他却大量引用另一名德国哲学家赫尔曼·陆宰(Hermann Lotze)的认识论的观点，主张“事物之属性与功用是可以被人所知道的”，这是与康德不同的地方。
从1870年到1874年，里奇尔花了四年时间写成他最重要的神学巨著《有关称义与和解的基督教教义》(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 und Versöhnung)，这部著作囊括了他的主要神学思想。他认为，如果我们从事物的属性所得知的知识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初代基督教社团的门徒亲身跟随过基督，他们当然能真正知道真实的基督，当然能知道基督是彰显神的慈爱和启示、是供人们效仿的榜样、是神的道德权威的代表、是创立天国的主。但是，如果要问：基督是否有神人二性、是否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初代教会的经验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来认识其“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的真理。当人心中先起信仰，就是因着基督信靠神爱神，这种态度使得人的罪得以赦免，使人得以“称义”；这种新的态度产生一种新的神人关系，就是人情愿遵行神的旨意，自愿在天国中生活，这就是神人之间的“和解”。
不过，在德国神学界也有人竭力用科学发现和历史研讨的“新知识”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护教式的综合，此人就是德国新教开明派神学家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Albrecht Ritschl)。
里奇尔于1822年出生于柏林，其父是柏林圣玛丽教堂的牧师，后担任波美拉尼亚总督察和福音派主教。里奇尔本人青年时代曾就求学于波恩、哈雷、海德堡和图宾根等几所大学。在哈雷大学，里奇尔喜读黑格尔学派著作，1845年，他又成为图宾根学派的追随者，翌年，他写作出版了一部书，在书中，他考证说：圣经《路加福音》是基于伪经《马吉安福音》写作而成，此点与新图宾根学派领袖鲍尔的说法不谋而合。不过，1857年，里奇尔最重要的著作《古代大公教会起源》(Origin of the Old Catholic Church)出了第二版，从此跟新图宾根学派一刀两断。鲍尔等人用黑格尔的三段论来诠释初代教会的发展史实，说什么彼得派是“正论”、保罗派是“反论”，在里奇尔看来，这些实在是无稽之谈。里奇尔认为，初代各教会中间存在着不同派别的神学见解，这是事实，但是各派都尊耶稣为主，在根本上就是合一的，不存在什么正论反论；基督教会并不是产生于一个空洞虚无的世界，当时的世界已经充满各种宗教、各种哲学、各种文化制度和思想；基督教最纯朴的原始的真理信仰从异邦世界脱颖而出，并非仅是因缘际会，更是上帝奇妙的预备，其结果造就了初代教会的神学思想和教会制度。里奇尔主张，充分使用历史批评学的工具来检视初代教会社团和历史上的耶稣的真实。
1846年，里奇尔在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执教；到了1864年，又转入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担任神学教授。在哥大，里奇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演讲。从其演讲内容可以看出，他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以道德的感觉作为实际感觉的根据，否认属于理性的知识具有绝对性”。同时，他又受到施莱马赫思想的影响，“以宗教意识作为信仰的基础”。不过他也认为，施莱马赫讲的宗教经验过于个人化，因为“真正的宗教经验不是在个人之内，而是在基督教社团之内，也就是在教会之内”；“宗教经验不是抽象的臆测的知识的根源，自然神学就是由臆测的哲学而来的神学，毫无价值可言”；“我们现在得到的启示是以初代教会门徒的宗教意识为媒介而得到的”；“旧约与新约都有崇高的价值，新约价值更高，因为旧约显示门徒们的宗教背景，新约记录门徒们从基督及福音所得到的意识”；“对于旧约和新约圣经中所承载的宗教意识，我们没有必要创立一种新的灵感学说来解释，只需要用正常的历史研究方法就可以足够理解”。
里奇尔大力批评经院神学和新教神学中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思辨哲学的使用，他认为这样的哲学对于神学来说太肤浅了，而且“黑格尔主义试图将所有生命都归入逻辑范畴，亚里士多德主义处理的是‘一般事物’，而忽略了自然与精神之间的根本区别；黑格尔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都不足以‘有活力’地探测宗教生活的深度”。里奇尔不认为透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来研究基督教教义，因为这些教义是上帝的启示，不能直接透过人的感知来得到答案，但是，他却大量引用另一名德国哲学家赫尔曼·陆宰(Hermann Lotze)的认识论的观点，主张“事物之属性与功用是可以被人所知道的”，这是与康德不同的地方。
从1870年到1874年，里奇尔花了四年时间写成他最重要的神学巨著《有关称义与和解的基督教教义》(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 und Versöhnung)，这部著作囊括了他的主要神学思想。他认为，如果我们从事物的属性所得知的知识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判断”。基于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初代基督教社团的门徒亲身跟随过基督，他们当然能真正知道真实的基督，当然能知道基督是彰显神的慈爱和启示、是供人们效仿的榜样、是神的道德权威的代表、是创立天国的主。但是，如果要问：基督是否有神人二性、是否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初代教会的经验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下，才可以通过理性和逻辑来认识其“神人二性”和“三位一体”的真理。当人心中先起信仰，就是因着基督信靠神爱神，这种态度使得人的罪得以赦免，使人得以“称义”；这种新的态度产生一种新的神人关系，就是人情愿遵行神的旨意，自愿在天国中生活，这就是神人之间的“和解”。
从启蒙运动以来，先有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科学主义的发难，又有新图宾根学派诸类对圣经破坏性的批判，再有费尔巴哈等人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完全的恶意否定，这些不友好的环境因素在18和19世纪对基督教会形成最强烈的冲击，有人惊呼“这是有史以来最非基督教化的世纪”，教会及其信仰被各路牛鬼蛇神吊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眼看着就将永远失去其尊荣的地位。
在这个时候,里奇尔大胆地采用宗教实证主义来进行论证。他认为，精神体验是真实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具有合理性，甚至具有至高无上的主张，可以提供对世界现象的最高解释；信靠上帝的生活是一个事实，与其说是需要解释的，不如说是可以解释其他一切的。里奇尔的立场不是从个体主体的立场出发，他的体系所依据的客观基础是基督教团体的宗教经验，因为“神学知识的直接对象是共同体的信仰”，神学从这一积极的宗教基础出发构建了“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总体观”；既然上帝就是爱，那么他的爱的对象就是上帝的天国中人类的道德组织，也就是教会。由此观之，里奇尔神学思想的本质是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是对基督教信仰所作的有系统的反省、理解与陈述。不过，里奇尔的著作和思想给德国思想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德国的神学和教会重拾了一些新的信心，但同时也激起了敌意的批评风暴。
1882年至1886年，里奇尔还出版了一部《敬虔主义史》 (Die 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他的神学体系包含在前者之中。1889年，他在哥廷根去世。
里奇尔死后，该派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威尔汉·赫尔曼(Wilhelm Herrmann)和阿道夫·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赫尔曼是德国马尔堡大学神学教授，开明派神学的圣经释经巨子，后倾向于自由主义神学，其作品《论基督徒的神的交通》(The Communion of the Christian God)被人认为是19世纪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的颠峰之作。哈纳克是德国信义宗神学家，是教会历史学巨擘，写有名著《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其另一名著《何为基督教？》(What is Christianity?)是圣经高等批判的典型说明。
尽管存在这种阻力和来自各方面的打压和抨击，起初的里奇尔学派中人仍然具有热烈和虔诚的精神，致力于维护真理，所以得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追随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导了德国的新教神学院，其思想风行于德国，并波及欧洲诸国和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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