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4年2月某日，詹姆斯一世把班克罗夫宣进宫中商议重译圣经之事。他问班克罗夫：“班爱卿，班主教，你知道朕为什么答应了雷诺兹这帮清教徒，允许重译圣经之事吗？”
班克罗夫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国王在想什么，但是他还是想给国王一个表现智慧的机会，实际上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奉承国王的机会。他假装沉思良久，然后说：“这个，臣实愚钝，不敢妄揣圣意，敢请万岁明示。”
“朕这么做，至少有三层意思。”詹姆斯一世得意地说：“第一，重译圣经，对福音事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推动，将来上帝必有莫大的赏赐。第二，重译圣经，可以安抚清教徒的抵触情绪，向他们做一个小小的让步。你也知道，他们在会议上提出许多改革教会的要求，朕一概没准，他们一定非常不高兴，一定会再寻机闹事。朕答应雷诺兹重译圣经，会让清教徒们感觉好一些，至少表明朕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对于合理的建议，朕仍然会择优采纳。第三，重译圣经，为会众提供新标准的读本，替代‘日内瓦圣经’的影响。几位先王在前些年已经批准了两部官方特许的英文圣经供教会使用，但是许多人仍然喜欢用加尔文派主译的‘日内瓦圣经’，可是里面的注释有太多的不符合我们英国国情和圣公会会情的东西，有煽动会众反对国家反对现行教会制度之嫌，我们不能再让这些东西继续毒化会众的思想。班爱卿，你觉得朕分析得对不对？”
“万岁胸怀韬略，腹引机谋，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古今往来无人能比，那些憨顽的清教徒哪里是万岁您的对手。”班克罗夫赶紧竖起大拇指，媚笑着狂拍马屁。
詹姆斯一世心中一阵暗喜，脸上却保持着君王应有的严肃神情。他正言厉颜地说：“不过，既然是重译圣经，那就不可有半点的马虎。毕竟是翻译神的圣言，一定得花最大的功夫，做到一信二达三雅，译准译好译妙。另外，朕准备提拔你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由你来亲自抓译经工作，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神交托给英国的使命，你要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希望班大主教不辱使命，也不要辜负朕的殷切期望。”
1604年7月22日，詹姆斯宣旨，任命班克罗夫为圣经翻译的总负责人，并组成了一个54人的翻译团队。可是，班克罗夫领旨后，却阳奉阴违，故意拖延。一来，是清教徒提出重译圣经，他对清教徒没有好感，如果迅速开展这项工作，早早地译出圣经，那是清教徒的头功；二来，国王答应提拔他当坎特伯雷大主教，不知什么原因，任命状却迟迟没有下来，班克罗夫心中很有些不爽。到了11月，国王终于下了任命班克罗夫接任大主教的圣旨，他虽然有了一些劲头，但总体上仍是磨磨蹭蹭。
消磨了三年时间，重译圣经的工作才认真地开展起来。原来的54人译经团队变成了47人团队，是当时英国知识界精英的最强阵容，其中包括了精通古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顶级学者。这些人被分成六个译经委员会，两个驻牛津大学、两个驻剑桥大学、两个驻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每个委员会又抽出两名代表组成一个12人特别委员会。每个译经委员会负责翻译圣经的一部分，译稿送交12人特别委员会进行审核，最后由托马斯·比尔森(Thomas Bilson)和迈尔斯·史密斯(Miles Smith)两位主教把关定稿。之后，译稿送至国王御用印刷商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的印刷所。
译经委员会严格订立了14条译经工作原则。他们使用英国官方认可的第一本英文圣经《大圣经》为蓝本，凡是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保持一致之处不做改变；在参照多种其他英译译本时选择更加准确地反映原意的译文；如无绝对必要，原译章节不做改动，先前已经使用的专门用语也基本保留不变；除非有必要进一步解释译文中不足以表达原文意思时才加注释外，一律不加页边注释。
旧约部分的翻译主要是以希伯来文的“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为底本。“马所拉”乃“传统大师”之意。马所拉文士是生活在公元6世纪至10世纪的犹太教文士。他们深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致力于保存他们得到的旧约经文。古代没有复印机，没有打印机，为了确保经文的准确，忠实地把经文流传到后世，这些严谨的马所拉文士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记号系统。抄写好的经文要逐个点数字母，抄本和源本的点数字母两者总和必须一样，他们才认为抄本的忠实性。这种做法很像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校验码(checksum)系统。或许，校验码系统的发明者正是从马所拉文士那里得到灵感，也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马所拉文士对待保存经文慎之又慎，他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一本书的字母总和。比如，他们知道圣经前五部书(就是摩西五经)有400945个字母！他们认为，知道这些细节对于保存原本的神的话语万分重要。所以，学者们以马索拉文本为基本的参照，又参照其他多种语言的译本，这就确保了旧约翻译以最大的可能贴近经文原意。
新约部分的翻译则根据1550年以来出版的“公认文本”(Received Text)，包括伊拉斯谟的版本、罗伯特·斯蒂芬斯(Robert Stephens)版本、贝察版本，也参考了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而以1598年的贝察版本为主要参考。
1611年，新译圣经全部译成。新译圣经除了39卷旧约圣经、27卷新约圣经外，还包括14卷次经。当译稿呈送到詹姆斯一世面前时，国王志得意满、喜溢眉梢，下圣旨将之定为拥有“永久王家版权”的英文圣经，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钦定版圣经”(Authorized Version)或“詹姆斯王译本”(King James Version)。同年，新译圣经印行出版。
班克罗夫是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国王在想什么，但是他还是想给国王一个表现智慧的机会，实际上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奉承国王的机会。他假装沉思良久，然后说：“这个，臣实愚钝，不敢妄揣圣意，敢请万岁明示。”
“朕这么做，至少有三层意思。”詹姆斯一世得意地说：“第一，重译圣经，对福音事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推动，将来上帝必有莫大的赏赐。第二，重译圣经，可以安抚清教徒的抵触情绪，向他们做一个小小的让步。你也知道，他们在会议上提出许多改革教会的要求，朕一概没准，他们一定非常不高兴，一定会再寻机闹事。朕答应雷诺兹重译圣经，会让清教徒们感觉好一些，至少表明朕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对于合理的建议，朕仍然会择优采纳。第三，重译圣经，为会众提供新标准的读本，替代‘日内瓦圣经’的影响。几位先王在前些年已经批准了两部官方特许的英文圣经供教会使用，但是许多人仍然喜欢用加尔文派主译的‘日内瓦圣经’，可是里面的注释有太多的不符合我们英国国情和圣公会会情的东西，有煽动会众反对国家反对现行教会制度之嫌，我们不能再让这些东西继续毒化会众的思想。班爱卿，你觉得朕分析得对不对？”
“万岁胸怀韬略，腹引机谋，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古今往来无人能比，那些憨顽的清教徒哪里是万岁您的对手。”班克罗夫赶紧竖起大拇指，媚笑着狂拍马屁。
詹姆斯一世心中一阵暗喜，脸上却保持着君王应有的严肃神情。他正言厉颜地说：“不过，既然是重译圣经，那就不可有半点的马虎。毕竟是翻译神的圣言，一定得花最大的功夫，做到一信二达三雅，译准译好译妙。另外，朕准备提拔你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职，由你来亲自抓译经工作，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神交托给英国的使命，你要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希望班大主教不辱使命，也不要辜负朕的殷切期望。”
1604年7月22日，詹姆斯宣旨，任命班克罗夫为圣经翻译的总负责人，并组成了一个54人的翻译团队。可是，班克罗夫领旨后，却阳奉阴违，故意拖延。一来，是清教徒提出重译圣经，他对清教徒没有好感，如果迅速开展这项工作，早早地译出圣经，那是清教徒的头功；二来，国王答应提拔他当坎特伯雷大主教，不知什么原因，任命状却迟迟没有下来，班克罗夫心中很有些不爽。到了11月，国王终于下了任命班克罗夫接任大主教的圣旨，他虽然有了一些劲头，但总体上仍是磨磨蹭蹭。
消磨了三年时间，重译圣经的工作才认真地开展起来。原来的54人译经团队变成了47人团队，是当时英国知识界精英的最强阵容，其中包括了精通古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顶级学者。这些人被分成六个译经委员会，两个驻牛津大学、两个驻剑桥大学、两个驻伦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每个委员会又抽出两名代表组成一个12人特别委员会。每个译经委员会负责翻译圣经的一部分，译稿送交12人特别委员会进行审核，最后由托马斯·比尔森(Thomas Bilson)和迈尔斯·史密斯(Miles Smith)两位主教把关定稿。之后，译稿送至国王御用印刷商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的印刷所。
译经委员会严格订立了14条译经工作原则。他们使用英国官方认可的第一本英文圣经《大圣经》为蓝本，凡是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保持一致之处不做改变；在参照多种其他英译译本时选择更加准确地反映原意的译文；如无绝对必要，原译章节不做改动，先前已经使用的专门用语也基本保留不变；除非有必要进一步解释译文中不足以表达原文意思时才加注释外，一律不加页边注释。
旧约部分的翻译主要是以希伯来文的“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为底本。“马所拉”乃“传统大师”之意。马所拉文士是生活在公元6世纪至10世纪的犹太教文士。他们深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致力于保存他们得到的旧约经文。古代没有复印机，没有打印机，为了确保经文的准确，忠实地把经文流传到后世，这些严谨的马所拉文士发明了一套非常复杂的记号系统。抄写好的经文要逐个点数字母，抄本和源本的点数字母两者总和必须一样，他们才认为抄本的忠实性。这种做法很像现代计算机科学中的校验码(checksum)系统。或许，校验码系统的发明者正是从马所拉文士那里得到灵感，也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马所拉文士对待保存经文慎之又慎，他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一本书的字母总和。比如，他们知道圣经前五部书(就是摩西五经)有400945个字母！他们认为，知道这些细节对于保存原本的神的话语万分重要。所以，学者们以马索拉文本为基本的参照，又参照其他多种语言的译本，这就确保了旧约翻译以最大的可能贴近经文原意。
新约部分的翻译则根据1550年以来出版的“公认文本”(Received Text)，包括伊拉斯谟的版本、罗伯特·斯蒂芬斯(Robert Stephens)版本、贝察版本，也参考了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而以1598年的贝察版本为主要参考。
1611年，新译圣经全部译成。新译圣经除了39卷旧约圣经、27卷新约圣经外，还包括14卷次经。当译稿呈送到詹姆斯一世面前时，国王志得意满、喜溢眉梢，下圣旨将之定为拥有“永久王家版权”的英文圣经，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钦定版圣经”(Authorized Version)或“詹姆斯王译本”(King James Version)。同年，新译圣经印行出版。
新译圣经译稿呈送到詹姆斯一世面前
第一版钦定版圣经的标题页是由来自弗拉芒(Flemish)地区的制图员和雕刻师科尼利斯·鲍尔(Cornelis Boel)制作的。标题页中央是圣经的书名标题和相关介绍文字，在书名标题左右的人物分别是摩西和亚伦；书名标题上方刻图中，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居中坐在中央，其他使徒站在彼得和保罗周围；使徒们的上方是鸽子，代表圣灵；页面最上面是与希伯来语变音符号写的上帝的四字圣名“יהֹוָה”；页面四个角落里坐着的四位执笔人物是新约中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当然，钦定版圣经是被别有用心地编辑过的，确实也是为了以詹姆斯一世本人为代表的王室维护其政权稳定而服务的，是为主导人民的宗教信仰而服务的。从其序言、边注、所用的神学词汇和附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翻译制作团队精心地维持“政治正确”的倾向。 在托马斯·比尔森主教写的序言中，把译经工程变成了君王的形象工程，他对詹姆斯一世阿谀谄媚，赞美他是一位崇高伟大的君王，他介绍神的灵是如何亲自地临到国王，如何让国王乐于聆听清教徒的请愿，如何让国王宽宏大量地推动新译圣经的工作，等等。
借着王权，这本钦定版圣经最终取代了其他版本的圣经，成为英国官方认定的主流英文圣经，进而成为后来数百年之内英语世界中唯一最具权威的译本。
遗憾的是，第一版出现了不少印刷错误。事实上，有两个1611年的版本，它们之间却有上千处差异。到1613年又出了一个版本，与1611年的版本又有多达400多处的差异。学者们不得不建议对钦定版圣经再进行仔细的勘校。1629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功地为其自己的大学出版社争取了这本圣经的印刷许可证，剑桥大学借此机会在1629年和1638年印刷了授权版本的修订版。在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内，牛津和剑桥的学者不断地对译本加以充实完善。1762年的剑桥修订版和1769年的牛津修订版这两个版本才算是臻于完美。
虽然在事实上，初版钦定版圣经没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钦定版圣经的出现是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这个译本是当时最好的英文译本，是当时最优秀的圣经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某个人单枪匹马的努力，因而可以博采众长，避免了个人的不足和盲点；与前几十年前进行的英译相比，学者们对于古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知识有了长足的增进，更有利于对圣经原旨原意的理解；当时也正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化鼎盛时期，伊丽莎白时代文学和戏剧的繁荣仍然延绵流长，这也提高了圣经译文的文学高度。
就对宗教信仰的塑造而言，钦定版圣经影响了英国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就圣经翻译而言，它在圣经译本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后来好几个版本的英译圣经的成就都是站在钦定版圣经的基础之上；就世俗影响而言，它促进了英语语言的发展，与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化影响力交相辉映，许多文学大家和文艺大家深受其启发，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灵感，因而钦定版圣经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基石。另外，钦定版圣经虽然年代已经久远，可是现在其绝大部分仍然可以被普通读者理解，实际上，从诞生以来，它一直是被最广泛阅读的文献之一。
总而言之，钦定版圣经因着英国清教徒的诉求而促成，詹姆斯一世的原意虽是想借此维护其君王的权威和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来说，他的的确确做了一件让他留名青史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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